道格拉斯·克尔（章静绘）
道格拉斯·克尔（Douglas Kerr）在香港大学英语系执教超过三十五年，曾任英语系教授和文学院院长。2017年荣休后，他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目前担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荣誉教授，以及爱丁堡大学出版社《阿瑟·柯南道尔文集》的总编辑。克尔教授长期关注十九和二十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东方及帝国书写，奥威尔是他着力研究的一位作家。早在2003年，他就出版了一部研究奥威尔的专著（George Orwell,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2010年出版的《东方形象：英国书写中的东方与帝国》（Eastern Figures: Orient and Empire in British Writi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中，也有一节专门讨论奥威尔与缅甸博物学的关系。他还曾在“奥威尔研究协会”（Orwell Society）的会刊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与评论。最近，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作《奥威尔与帝国》（Orwell and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上海书评》邀请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英语系的徐曦老师对克尔教授做了一次专访，主要围绕克尔教授的新书、他长期讲授和研究奥威尔的心得，以及英语学术写作的风格展开。
《奥威尔与帝国》书影
克尔编撰的著作
2003年，您就出版过一本谈奥威尔的书，《奥威尔与帝国》是您写他的第二本专著。是什么促使您再写一本新作？能谈一谈这两本书主要的区别吗？
克尔：2003年应邀出版的那本书针对学生读者，是一系列单个作家的短传记中的一本。今天重读它，我很欣慰地发现我对奥威尔的观点并没有根本上的转变，在写作《奥威尔与帝国》时，我也使用了旧作中的部分材料。那本书以“东方”一章开头，以讨论《一九八四》的“大洋国”一章结尾。这一结构成为新作的基础。如果我们要理解后期创作出诸多名作的奥威尔，我们就需要理解东方（East）——曾经被我们称作Orient——在他的记忆、生活和思想中的位置。
您最早阅读的奥威尔作品是哪一部？您还记得当时阅读的场景吗？您上大学的时候，他在英语系的阅读书单上吗？
克尔：我很确信我读的奥威尔第一部作品是《动物庄园》，那时我才十岁出头。当我准备去念大学的时候，突然恐慌地意识到自己很无知，因此我上了一门阅读课，试图填补一些空白。那个年代，你在12月参加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果通过考试，要等到次年的10月才入学。在那段间隔期，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独立阅读。在知识成长方面，我想那是我生命中最兴奋的一段时光，第一次阅读这么多的伟大作家。在《动物农场》之后，我读了《一九八四》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书令我厌倦），我想还有《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一九八四》是奥威尔最有名的作品，我的阅读书单上还有阿道司·赫胥黎描绘未来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实际上，赫胥黎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念书时的老师）。自然我会比较这两种对未来世界的不同想象，作为一个少年，我更喜欢赫胥黎的小说，觉得《美丽新世界》更具魅力、更有文学性；现在我则觉得它颇有问题，与此同时我对《一九八四》作为文学作品的赞赏则与日俱增。无论如何，我去剑桥念了本科，剑桥有二十世纪文学的课，但我忙于阅读其他作品，因此从未在课堂上研读过奥威尔。今天想来，这颇有些反讽，因为我选择以二十世纪的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作为博士研究选题，后来又成了现代文学的教师和研究者。
您何时在香港大学开始讲授奥威尔？在您的课上，最受学生欢迎的是他的哪些作品？
克尔：《一九八四》不时会出现在我们一年级的课程大纲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全球政治的转变，我们设计了一门文学导论课——包括莎士比亚最具政治意味的历史剧《尤里乌斯·凯撒》、十九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最后则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我个人则设计过一门叫做“东方”（The East）的课程，曾在香港大学以各种形式开过很多年。这门课程是关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对亚洲的描写和阐释。在我看来，这样的课程显然与香港相关，香港那时正处于从殖民空间到后殖民主义（尽管这是富有争议的话题）的转变之中。我对这门课的思考主要受到爱德华·萨义德的影响，他极具影响力的《东方主义》在此前不久出版。这门课以吉卜林描述印度的短篇小说开头，他是一位精彩但颇有难度的作家，也是大英帝国的支持者。接着我们阅读对帝国计划持更为批判的态度的作品，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奥威尔的小说《缅甸岁月》，还有一些以1920年代殖民地缅甸为背景的短篇，例如《绞刑》和《射象》也切合这个主题。同学们对这些作品的反响通常很好。对用第二语言来阅读的学生来说，奥威尔是位适合的作家。他的文字简洁流畅、明白清晰。他的写作属于散文里历史悠久的“朴实风格”（plain style）。这种风格在英语中与清教改革有关（目的是反对天主教繁复的仪式和庆典），也跟民主思想有关，其中包括文学应该用普通人能懂的普通语言来书写——这正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发轫期，诗人华兹华斯在他给《抒情歌谣集》所写的序言中所持的观点。华兹华斯认为诗歌——他实则指的是文学——应当运用“人类的真的语言”（the real language of men），而不是矫揉造作、过度修饰的风格。这些思想内涵对香港的学生来说或许意义不大，但他们欣赏奥威尔简洁明了的文字。这门课继续讨论一些后殖民文本，例如亚裔美国文学、印裔英国文学等等。每年我能够调整课程大纲，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能在课堂上分享我正在从事的研究的好机会。对教师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你的教学和研究能够互相支持、相得益彰。
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在缅甸警察学校受训时与同事的合照，后排左三为奥威尔
奥威尔是个复杂的人。他和他的作品哪一部分最吸引您？这么多年里，您对他的认识有过大的变化吗？
克尔：就我记忆所及，当年那个最初接触《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少年认为奥威尔是一位英国的政治作家。今天，也许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被广泛地视作一位独特的英国人物，集英国人乐于承认的他们独有的美德和怪癖于一身。我仍然将他视作一位英国的政治作家，但今天我对“英国的”（English）和“政治的”（political）的理解已大为不同。初次阅读奥威尔时，我还没听说过《缅甸岁月》，也不知道1920年代，年轻的他曾经在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中当差。对他在英印文化环境中的成长经历，或是他在散文及其他作品中不断对帝国问题的书写，我那时也知之甚少，或者说一无所知。现在，在我看来，他的早年的这种经历，他对所效劳的帝国主义的不公正不断增长的敌意，他力图摆脱他所继承的知识和政治习性（这正是他那个年代成为“英国人”的一部分）的努力——这些对理解这位作家至关重要，不光是写作《绞刑》和《射象》的奥威尔，也包括写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那个奥威尔。这就是我新书的主旨。当然，我还喜欢奥威尔的其他一些面向。例如，虽然人们经常将他与《一九八四》里阴郁的政治预言联系起来，奥威尔也是一位非常风趣的作家。他有着犀利的讽刺眼光。
在《奥威尔与帝国》的序言中，您声明本书的抱负是“再历史化”（rehistoricize）奥威尔，并对“奥威尔我们的同代人”（Orwell our contemporary）这种研究取向保持警惕。您能举一些例子，详细谈谈您所指的“奥威尔我们的同代人”的研究取向究竟是什么吗？
克尔：近些年，有许多研究将奥威尔视为一位先知，预言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遍布世界的我们或可称作技术权威主义的现代形式，肖莎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谷歌和脸书作为老大哥的现代变形），无知或说谎的新闻、军事冒险、腐败和生态破坏等等。我并不是想和这部作品争辩：它的一些论述相当精彩和有力。我所反对的是某种“以今视昔”（presentism），即将过去的现象和话语替换为今日的话题和术语，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赋予过去的写作以精神的历史特质常常就被抹平了。奥威尔并非我们的同代人，他出生于一百二十年前，他不知道电脑是什么，他不曾料到诸多欧洲帝国将会在1970年代大部分消亡，他对伊波拉病毒、艾滋病、新冠病毒、避孕药、器官移植、脱氧核糖核酸和太空探索一无所知，他没有读过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身份政治会令他困惑。他很可能从未看过电视。有一些事物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却价值甚微。这些条件——在此以缺憾的形式呈现——塑造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他所生活在其中的情感结构，这些对我们来说都相当陌生，尽管可以通过历史著作部分地复原。但我们不应该将奥威尔视作仿佛同我们一样，或默认我们知道他将会对我们的问题做出何种反应。“奥威尔会怎么想？”是一个伪问题。
您在书中也提到将奥威尔“再历史化”，“会令他的个案与今天我们关于帝国遗产的争论更加相关”。您能就这个论点展开谈一谈吗？我们能从奥威尔那里学到什么？
克尔：在某些方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我之前的论述有些自相矛盾。我对“应用奥威尔”（applied Orwell）兴趣不大。这种研究取向将他视为我们的同代人，努力解决我们当代的问题。当然，他跟今天有关联。帝国遗产即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在英国，相关讨论非常之多。在奥威尔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的父亲和祖父的时代，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势都建基于它的帝国之上。今天的英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这正是帝国的诸多遗产之一。许多来自前殖民地的人移民到英国，至今仍然如此。在今日的后帝国时代，来自加勒比地区或亚洲的移民，他们许多人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居民，能够获得真正的平等相待吗？我们的许多机构，从大英博物馆到牛津剑桥的诸多学院，过去都曾从帝国的利润中获益。一些英国贩奴者在他们的时代也是慈善家，用他们的钱资助了医院、公园和其他公共机构：我们应该把纪念他们的塑像推倒吗？现在，英国国教会正考虑是否要对他们曾经从奴隶贸易中获取的财富进行补偿。帝国的责任应该延续多久？帝国曾经做过任何好事吗？——奥威尔会说，是的，做了不少，但这并不能抵消它制造的不公。今天的美国是帝国势力吗？帝国的遗产是否鼓励英国对它今天在世界舞台的地位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如今，有一股大力向学生教授有关帝国知识的趋势。然而，很多人对大英帝国和其他欧洲帝国实际上产生的影响却怀有不可救药的误解。奥威尔对纠正这种误解助益良多：这正是他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例如，我的书中有一章讨论了种族问题。奥威尔对诸多种族理论感兴趣，也对种族和种族主义有很多思考：请记住他生活的时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正盛行有关种族的狂想谬论。他探讨了大英帝国语境中的种族，也谈及了二战中美国军队里的非裔士兵所面对的种族主义。当然，他还谈到了反犹问题——欧洲长期以来对犹太人的偏见，最终在他的时代导致希特勒试图灭绝全欧洲的犹太人。
在本书中，您认为终其一生，奥威尔都在努力“祛除他的英印家族遗产带给他的（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英印人（Anglo-Indians）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离散族群吗？对于奥威尔来说，“英印家族遗产”具体指什么呢？
克尔：这是奥威尔身份中少为人知的一面，因为英印人基本上已经从英国社会中消失了。可是在奥威尔的时代，他们是一个易于辨识的群体，是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一部分。英印人大多出身专业人士或公务员阶层，常常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后，去东方谋得一份工作——当英国人提及“印度”时，他们也往往将其他殖民地例如缅甸和马来亚包括在内——在退休之后，这些人通常返回英国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军队或是殖民地行政机构任职，或是在殖民地担任教师、技术人员、传教士等等职务。在印度，他们能够享有在本国负担不起的生活方式，例如拥有许多仆人。在思想上，他们常倾向于保守。因为在海外生活多年，他们经常会抱怨在他们离开期间，英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奥威尔的父亲曾在印度当公务员，他的母亲来自一个缅度的木材商人家庭。他们就是英印人，他们的邻居也会这样看待他们。他们不算真正的离散族群，但大部分都是从帝国殖民地返乡的人。他们的世界观受到殖民地经历的影响，认为自己比外国人高人一等，观念保守、过时，有时候沦为种族主义者。但至少他们不像大多数同胞那样孤立狭隘。奥威尔成长于英印人家庭：他们给予了他文化教养。在晚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他强烈地反对英印人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立场。然而，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一个人很难摆脱你成长于其中的那些偏见和思维习惯。有时候，即便在他的晚期作品中，你依然能听到英印人的腔调。
您指出奥威尔和吉卜林都来自英印人家庭。除了这两位作家以外，还有哪些英印人作家值得我们关注？您有没有考虑过给这些作家写一个合传？
克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福斯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印作家：他访问过印度，但并未在那里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英印人群体出过不少作家——尽管奥威尔说关于英属印度的英语著作很少有写得好的，因为那些有才干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不能够忍受在那里待得足够长久去搜集材料！我能够想到的英印人作家有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后来成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他曾在锡兰（斯里兰卡）任殖民官员，写过有关当地的很棒的作品。康拉德的好友休·克利福德（Hugh Clifford）在马来亚做过高级政务官，他关于该地的著作渊博丰瞻。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是位优秀的作家、知识分子，也是甘地和尼赫鲁等印度领袖的朋友，还是泰戈尔的译者。他曾在印度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文学教师。稍后不久，约翰·马斯特斯（John Masters）以英属印度为题材写过不错的历史小说。最近还有保罗·斯各特（Paul Scott），他的小说讲述了英国统治的最后时光。在女性作家之中，弗洛拉·安妮·斯蒂尔（Flora Annie Steele）和莫德·戴弗（Maud Diver）都值得一读，尽管她们创作的年代稍微早一些。
如今，当学者谈论起帝国和东方的时候，通常会引用后殖民理论，但您在书中却对征引后殖民理论非常慎重（例如，您提到了萨义德和霍布森，但几乎没有提到其他后殖民理论家）。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全书的章节用一串简要的关键词做标题连结，用您自己的话来说，它们读起来更像是“散文”（essays），而不像学术期刊上充斥着术语的论文。这种“散文”论学的风格是一种英国传统吗？您认为这种写作风格在学界能够延续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写作风格为您所欣赏的学者？
克尔：我总是尽力用读者易于接受的风格写作，我指的是那些不一定受过文学教育的普通读者。我想在香港教书的经历可能对此有所帮助。在教学生涯中，我观察到文学批评如果真的被实践过的话，变得越来越术语冗赘，晦涩难懂，因而精英化——如果你不知晓文学理论那套术语就理解不了文学批评。这通常正是术语的功能：它们将普通人拒之门外。同学们热衷于此，甚至有时候很难说服一些研究生，他们不必努力像德里达或福柯那样写作，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有时候，艰深的对象的确需要艰深或是技术化的语言来表达。但晦涩本身并不是美德。写作关于奥威尔的文章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他表现出一种作家的良知。我看到“理论”的大潮今天已经消退：但它并未消失，理论如今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之中，正如它曾经那样，没什么必要拿出来炫耀了。谈到写作的榜样，我曾提到过萨义德，对我来说，他的重要性可能要超过其他任何作家和文化批评家。但是从风格的层面上说，我觉得他的文风稍显呆板。福柯也是如此：观念令人激动，表达却诘屈聱牙。在诸多理论家中，我非常佩服罗兰·巴特的写作风格，虽然我在自己的书中很少引用他。在后殖民批评中，有人喜欢将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搅在一起（两者都充斥着术语），这种写法尤其令人恼火。霍米·巴巴（Homi Bhabha）是这方面突出的代表，还有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如果想要掌握后殖民理论，我推荐读纽约大学罗伯特·杨（Robert J. C. Young）的著作——我得声明，他是我的朋友。至于你问到的文章结构，我想实际上我所有的书都是这样写的。这是出于为读者着想，我希望你能够通读全书，但如果你时间有限或是只想寻找特别的信息，你可以挑选一章来读，但你仍然觉得这一章能够立得住。就《奥威尔与帝国》来说，我最喜欢的是“动物”和“地理”这两章。
您的新书填补了以下空白：帝国对奥威尔文化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并对他所有的写作都有着持续的影响。在奥威尔研究中，您觉得还有哪些重要的话题还未被深入探讨呢？
克尔：又一个好问题！我认为奥威尔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的成就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承认。他发明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独有的文学修辞，可是大家更把他当作一位将观念（ideas）书写出来的“观念人”（ideas man）。我想我们是被奥威尔误导了。他不断声称，写作要力求朴实和直接，这些说法经常掩盖了他的写作技巧。他实际上是一位出色的故事讲述者和论辩散文的写作者。奥威尔通常是政治学者和思想史家的研究对象。我的这本书更加关注他的写作，我希望能够对读者理解身为作家的奥威尔（Orwell the author）做出一些贡献。与此相应，我们对奥威尔在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史上的位置也还未充分发掘——例如，他对超现实主义、当时的法国文学，以及整个现代主义的兴趣（奥威尔是个现代主义作家吗？如果不是，那他的写作怎么定位？）。从更实际的层面来说，我们对奥威尔从缅甸归来后，在巴黎时期的生活知之甚少。关于奥威尔对自然世界的书写，以及作为生态主义者和生态批评家的奥威尔，我们也讨论得很不够。已经有人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但还有更多的空间值得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