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编辑部从万仲翔亲友处获悉，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次子万仲翔，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于2022年11月7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据悉，亲属将在11月8日至11月10日在家中设置灵堂缅怀吊唁。
公开资料显示，万仲翔出生于194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中信公司法律部工作，后出任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办事处主任。
万仲翔资料图
万仲翔回忆万里：做事太无私
万仲翔生前曾撰文如是回忆与父亲相处的细节：我们家曾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过，一天，单位为万里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南屋没有装。奶奶发现后大怒，怒斥万里：“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万里说：“工作人员说给你也装上，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现在国家有困难，就给他们说你那屋就别装了。”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万里无言以对，连声允诺。后来万里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的屋安上了窗帘。
在万仲翔心目中，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太无私，甚至让他们这些做子女的感到有些绝情，这是他们那个时代为革命理想而献身者共有的特点。
在万仲翔心中，有一件小事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
解放后，万里全家和几位领导住在重庆市市区一幢庄园式建筑物中。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万仲翔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一时兴奋好奇，竟然向楼下的墙外投起石子来了，比赛看谁投得远，正投得起劲时，突然楼下传来哭声。这下闯大祸了。一群路人和家长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了。
“父亲正好在家，马上接待群众赔礼道歉，立即派人用车送头破的孩子去医院医治，然后回屋找我们问罪。我们躲在奶奶屋中啼哭，父亲破门而入大怒说：你们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那还了得，那不成了国民党了。父亲想重拳出击，被奶奶拦下了。晚上吃饭时，我从楼上奶奶屋子出来，准备下楼，手中拿着一根奶奶哄我不哭的甘蔗，正碰见父亲在楼下等着，他横眉冷对朝我走来，我吓得面色如土，以为父亲要打我，只见父亲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从此我们再也不去那个阳台玩了。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从此懂得了不能仗势欺人。父亲、母亲都是老师出身，平时不讲粗话，也没动手打过我们。”
万里
为顾全大局，不得不离婚
万仲翔的前妻，是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蒋定粤。二人婚后生下一女。万里欣然为孙女命名为万真旗，意即“真正的红旗”。
1978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蒋定粤考取了研究生。就在这时，蒋定粤在美国的姐姐问她想不想到美国来进修，蒋定粤高兴地答应了，并于1980年去了美国。
蒋定粤到美国之后，想方设法找人为万仲翔办理经济担保，让万仲翔去美国留学。就在万仲翔准备前往美国的时候，有人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反映有许多中共高干子女去了国外就不回来了，信中提到的诸多高干子女之中，有万里的二儿媳蒋定粤。胡耀邦在信上批示：“各家孩子自己管。”
那时候，正值国门开启之初，国家对高干子女去国外学习并不反对，但是对于定居外国（定居外国亦即意味着加入外国国籍，成为外国公民）则不允许。
万里有“政法洁癖”。他看到印发的那封“检举信”以及胡耀邦的批示后，便明确地告诉万仲翔，他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蒋定粤从美国回来；二是我把你开除党籍让你去美国；三是离婚。
当时，蒋定粤不愿回国有她的历史原因：蒋定粤是一位才女，虽然学医，但是受诗书之家的熏陶，从小酷爱文学，尤爱写诗。她的父亲喜爱诗歌，母亲曾任上海《申报》副刊主编。“文革”前，一批喜爱诗歌的青年知识精英组成了类似于诗社的文学沙龙，取名“太阳纵队”。蒋定粤是主要成员之一，这个文学沙龙的活动场所就在她家。
加入“太阳纵队”的还有著名作家张恨水之女张明明，著名诗人戴望舒之女戴咏絮，著名作家叶圣陶的孙子叶三午，著名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张仃之子张郎郎，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朦胧诗人的顾城等。
“文革”中，“太阳纵队”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蒋定粤的父亲蒋光鼐将军因受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幸免于难，而蒋定粤则被打成“反动学生”，受到残酷迫害，在农场劳改了几年。她的哥哥蒋建国的耳朵被红卫兵打聋，医生诊断是耳膜穿孔。她的另一个哥哥蒋之翘喝了洗相片的药水自杀未遂。她妹妹蒋定穗的脸被红卫兵用香烟烫伤，留下很黑很深的伤疤。这样的心灵之痛，促使蒋定粤到美国之后，便决心定居美国。既然蒋定粤不可能回国，万仲翔作为万里之子又不可能退党去美国，摆在万仲翔面前的只有第三条路——离婚。
万仲翔后来曾说，他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与妻子蒋定粤离婚的。他们之所以离婚，不是出于感情问题，纯粹是政治因素。如万仲翔所说，“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常常使人感到有些绝情。这也许是他们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共同特点。”
据悉，万里后来也觉得自己当时处理万仲翔的婚事性格太急，他为此曾向万仲翔当面道歉。
曾因父亲的严格，差点“蒙冤入狱”
万里对家人不留余地的无私，还曾差点让万仲翔“蒙冤入狱”。
据万仲翔生前对友人回忆：“父亲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后，对我们要求更严，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父亲从不护犊，我们如果有违规犯法的事情，肯定是罪加一等，严加惩处。我当时在中信公司法律部当律师。有一次，父亲在中央的一份有关治安的简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广东有一犯人交代，某年某月某日，在广东某宾馆，他给了另外两位领导的儿子及万里的二儿子每人五千美元。这本来是件无中生有的事，某年某月某日我根本不在广东，更不知道某宾馆在何处，我也不认识这名案犯。”
“那两位家长可能问过儿子，知道根本没有此事，因此不加理睬。唯独我父亲，不找我核实，大笔一挥要求严查我，并加上‘如情况属实严办’词句。我们单位领导很重视此事，由党委书记、部长唐克亲自挂帅主持严查，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并认真地进行了调查，甚至把我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让犯罪分子指认谁是万老二。他根本不认识我，也不知我叫什么名字。经过严格的调查取证后，终于洗清了我的罪名。单位将调查情况及结论材料上报中央，父亲得知后才没有对我再加追究，但也不解释，就此不了了之。我终生感谢唐克部长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使我蒙冤。”【参考资料：《父亲万里》，人民出版社】
编辑：周晓宇
统筹：张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