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18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4月16日发表题为《乔治·舒尔茨如何帮助结束冷战》的文章，作者是塞缪尔·斯威尼。全文摘编如下：
从1982年开始，乔治·舒尔茨在里根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担任国务卿一职。舒尔茨推动里根与苏联展开更加开放的对话，帮助确保这两个超级大国避免了武装冲突。
对于舒尔茨来说，他很乐于把这归功于他的老板。他在1993年的回忆录中写道：“罗纳德·里根对重大问题的了解远远超过大多数人——也许尤其是一些他的直属工作人员——对他的认可或赞赏……他相信要足够强大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但他认为这种强大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结局本身。”
推动美苏对话
菲利普·陶布曼在为这位第60任国务卿所作的官方传记《为国服务》中精辟指出，舒尔茨对里根政府和冷战结束都有深刻认识。的确，他曾积极参与其中，在指导里根对苏联采取更合作态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位忠实伙伴的帮助。
1988年12月，正当里根准备将权力移交给老布什时，戈尔巴乔夫在与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共进午餐时表示，“我的国家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当天早些时候，他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感谢里根政府的合作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承认并重视罗纳德·里根总统及其政府成员的贡献，尤其是乔治·舒尔茨。”
美苏紧张关系降温——以及即将发生的苏联解体——是里根、老布什和舒尔茨多年艰苦外交工作的结果。这项工作经常被里根和老布什的朋友和敌人所忽视。
里根政府内部围绕如何对待苏联存在斗争，一方是南希·里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迈克尔·迪弗和舒尔茨，另一方是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和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正如陶布曼巧妙展示的那样，前者——主张采取一种更合作的方式与苏联打交道——难以压过后者对苏联所持的鹰派观点。
陶布曼写道，南希·里根努力在舒尔茨和她丈夫之间建立私人纽带。1983年初，这位第一夫人安排舒尔茨夫妇与她和丈夫在白宫举行私人晚宴。“思想融合恰恰是南希·里根想要的结果。把里根夫妇和舒尔茨夫妇安排在一个温馨环境中的想法，完全符合南希·里根和迈克尔·迪弗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即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包括陷入僵局的军控谈判——有可能破坏总统的政绩和他的政治遗产。”
然而，舒尔茨和罗纳德·里根之间仍然需要时间来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更和解态度的关系。舒尔茨在决策过程中被绕过时，曾多次威胁要辞职。里根总是不遗余力地确保舒尔茨留下。尽管在里根政府内部遭到反对，舒尔茨还是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莫斯科以及最后在里根离任前在纽约举行面对面会谈打开了大门。
善于解决问题
然而，与温伯格和凯西等鹰派人士相比，把舒尔茨描述为鸽派也不准确。
1983年10月，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分子袭击了美国驻贝鲁特海军陆战队后，舒尔茨支持采取积极的军事回应。他在一次国会吹风会上说：“如果我们美国人决定不要大国的角色和影响力，我们的孩子将继承什么样的无政府状态和危险的世界？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但舒尔茨最终还是输给了温伯格，美国听从了法国的意见，后者对黎巴嫩贝卡谷地的一个训练营发动空袭。1984年2月，美国从黎巴嫩撤军。
舒尔茨作为国务卿的成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之前的政府经验——主要是在尼克松政府中——几乎完全是在国内政策领域。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当舒尔茨1982年7月在亚历山大·黑格离职后重返政府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时，亲以色列的议员对他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担心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商业关系让他对以色列产生偏见。事实上，舒尔茨非常同情以色列，经常提到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认识的一名研究生约瑟夫·利维的死亡。利维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丧生。舒尔茨在接受陶布曼采访时，提起利维为以色列而战的意愿时说：“什么样的国家能赢得这种人才的忠诚？那里必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虽然舒尔茨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是一张白纸，但他爱交谈——与苏联和其他国家交谈。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舒尔茨曾在南方从事学校融合方面的工作，他在里根执政时期也运用同样的原则。他对陶布曼谈到他在融合工作上所花的时间时说：“只要人们在原则问题上争论不休，你就寸步难行。如果能把原则转化为问题，人们就很善于解决问题。”
舒尔茨曾处理过今天拜登政府官员和欧洲领导人熟悉的许多问题。1986年8月30日，苏联政府逮捕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驻莫斯科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俄罗斯政府当前正以类似间谍行为指控扣押《华尔街日报》的埃文·格尔什科维奇。)陶布曼写道：“这一事件迅速升级为美苏关系的严重危机，舒尔茨在试图斡旋解决方案时发挥了主要作用。”最终，丹尼洛夫和苏联外交官根纳季·扎哈罗夫——丹尼洛夫被抓一周前在纽约被捕——最终在交换囚犯时获释。
发生严重误判
陶布曼花十年写这部传记，他查阅了舒尔茨的个人档案，并在2021年舒尔茨去世前对他进行深入采访。很显然，陶布曼希望讲述舒尔茨成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指引一个分裂的政府，最终获得里根的信任，并在苏联解体之际将这种信任转化为美苏关系的进展。这一切都是和平进行的，证明了舒尔茨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舒尔茨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没有严重的判断失误。
陶布曼没有回避这些更尴尬、更不光彩的片段。最明显的是舒尔茨在晚年与西拉诺斯公司及其声名狼藉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的密切关系。舒尔茨欣赏霍姆斯的工作，或许也迷恋霍姆斯本人，他是将这个公司塑造成公关巨人的关键组成部分。陶布曼写道，舒尔茨“极为关注”霍姆斯，帮助她组建了一个显赫的董事会，并从鲁珀特·默多克和其他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
舒尔茨的孙子泰勒曾在这家公司工作——当然这不是巧合，而是通过他祖父的关系——并且意识到一些蹊跷。孙子带着担心去质问祖父，但这位前国务卿并没有被吓倒。最终，这家公司因欺诈而倒闭。
大多数前政府官员在政府生涯结束后会利用自己的名字和头衔谋生。舒尔茨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不幸的是，他挑选了一家欺诈公司。
舒尔茨在尼克松政府中的作用也受到密切关注。与许多在政府内部问题变得明朗后仍留任的特朗普政府官员一样，舒尔茨“认为在尼克松滥用权力行为被曝光之际，他可以帮助防止政府解散”——尽管“弹劾可能性越来越大，尼克松的酗酒和心理不稳定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舒尔茨一直干到1974年8月尼克松辞职前三个月，这其中野心起到一定作用。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当时在日记中写道：“舒尔茨很累，但我认为他太喜欢当国务卿而不愿放弃……从道义上说，舒尔茨对总统毫无用处。”
舒尔茨不是一个完人，陶布曼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舒尔茨的错误和误判，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后来与西拉诺斯公司的合作中，都不会影响他的成功。然而，他的晚年和他与西拉诺斯公司的合作的确提醒人们，在人生特定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能保证未来所有努力都会取得同样结果。
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里根愿意与苏联谈判，就像他希望推动军备竞赛来打垮苏联经济一样。在这方面，乔治·舒尔茨是他的得力助手。回顾他的职业生涯，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的共和党内，有没有人像舒尔茨一样，未来的共和党总统会允许他们像舒尔茨那样成为一名大胆的外交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