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完善的法律法规面前，这句话已经不能被作为行事准则，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原理，仍跟当代法律如出一辙，那就是“犯了罪就要受到惩罚”。
然而，仍有许多犯罪嫌疑人乃至于已经定罪的罪犯，不仅不反思自己的罪行，反而妄图通过各种手段逃脱法律的制裁。
年轻时的黄应良，就是这样一个人。
黄应良曾经因为犯下诸多罪行，被判入狱十九年，在他看来，这样的刑期太过漫长，即便明知自己有过错，却也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于是32岁时，他伙同监狱里的另一名罪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从监狱窗户越狱，踏上心惊胆战的逃亡之路，另一名罪犯很快被抓到，黄应良却一直不见踪影。
没想到33年后，黄应良在家人的陪同下，主动来到公安机关自首，按照他的说法，他这么做，是想要正大光明做人。
因杀人入狱，狱中结识“好友”
2019年7月8日下午两点，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的民警同志刚吃完饭，正在紧张的午后工作中，一个看起来六十多岁的男子，在其余几人的陪同下进入了公安局，声称要自首。
这名男子名叫耿路朋，不过根据他自己所说，这只是他隐姓埋名所用的假名，他已经在云南省宣威市耿屯村生活了三十多年，受不了良心的煎熬和整日担惊受怕的折磨，才回到老家自首。
这立刻引起了民警们的重视，将耿路朋控制住之后，民警们展开了对其的讯问和调查，并对耿路朋的家人进行了问询。
就这样，一场三十多年前的越狱案，跨越了时空呈现在水城县办案民警的眼前。
耿路朋原名黄应良，1954年11月22日出生在贵州省水城县。
从小到大，黄应良都没有干过什么正经工作，也没有一技之长。
因为混社会较早，跟着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学到了一些流氓习气，经常会做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甚至还偷过其他农民的耕牛，一直以此为生。
公安机关抓过黄应良好几次，也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惩罚，但黄应良屡教不改。
1984年，刚刚30岁的黄应良终于犯下了人生中不可弥补的弥天大错——他杀了人。
当地警方反应迅速，立刻出动警力开展调查抓捕，黄应良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并提起了公诉。
1985年8月9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黄应良犯下了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两个月之后，黄应良就被投入了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按理说，他将在这里生活近二十年，来反思和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可是每当想到自己正值壮年就进入监狱，出狱的时候会是个年近五旬的老人，黄应良就感到不可接受，他从没有像此刻一般如此强烈地向往自由。
不知是不是命运捉弄，黄应良入狱之后，结识了一个叫谭某的狱友。
谭某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因为犯下了强奸罪，在1985年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黄应良原本是看不起强奸犯的，但一想到自己也是杀人犯，大家手上都不干净，便也放下了最后一点心防，与谭某一见如故，两个人很快成了知己好友。
当时黄应良已经有些适应监狱生活，但谭某在私下里仍然强烈地表现出想要越狱的愿望。
慢慢地，谭某的想法也带动了黄应良。
靠一把锯子，两个人成功越狱
黄应良在监狱里的工作是下井推翻斗车，而谭某则较为幸运，可以在充电房上夜班。
在越狱这个计划中，黄应良所能做的事情有限，谭某就以一己之力负担起了帮助两人“重获自由”的“梦想”。
充电房有一扇小窗，为了防止犯人逃脱，小窗上有窗条，一般情况下无法越狱。
但谭某在上夜班时，会趁着四周无人，用一把锯子锯充电房的窗条，每天锯一点，日积月累，充电房的窗条变得越来越脆弱松动。
在轿子山监狱服刑大约半年之后的一天，黄应良在白天与谭某交流时被谭某告知：“今天晚上可以走了。”
那时候，黄应良还不知道谭某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只听谭某说：“你在监室等着，等到干部说睡觉以后，就到充电房等我。”
黄应良对谭某已经完全信任，就遵照谭某的吩咐，在当天深夜12点以后，偷偷来到了充电房，谭某已经在此等候。
见到黄应良来了，谭某就跟他说：“可以从窗户出去。”
黄应良看了看窗户，看到上面有窗条，感到很疑惑。
不过接下来谭某所做的，让黄应良目瞪口呆，只见谭某伸手过去，用手指轻轻一掰，窗户上的窗条就断了一根。
这时黄应良才知道，谭某这半年时间来每天上夜班，几乎都在做这件事。
不一会儿，窗户的窗条接连被谭某掰断，空隙已经足够一个成年人离开，谭某还很有义气地让黄应良先出去，自己在身后扶着他。
等黄应良翻出窗户之后，回身在外接应谭某，两个人就这样逃离了监狱，从监狱后方的山上逃跑。
一晚的时间，两个人逃到了谭某的老家六枝特区，在这里，两个人分手告别各奔东西。
监狱方面很快就发现了有人越狱，联合当地警方派出大量警力四处搜查，在漫山遍野搜索而无所发现之后，又跟周边市镇的公安机关展开合作，力求抓回越狱者。
很快，警方的努力有了回报，谭某于1986年9月12日被逮捕归案，安顺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谭某犯下脱逃罪、诈骗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四年。
谭某成功归案，可黄应良就此消失在了警方的视线中，这让警方寝食难安。
那段时间，贵州省内各个市县公安机关都或多或少对这桩越狱案有了解，也尽可能地提供了协助调查，希望尽早将黄应良抓捕归案。
隐姓埋名后，他竟结婚生子
现在回想起当年逃跑时的心情，黄应良依然心有余悸。
那是一场赌上了人生未来的逃亡，不知道身后是否有警察追逐，也不知道警方对情况掌握到何种程度。
黄应良孤身一人夜夜担惊受怕，不敢到警力相对充足的大城市生活，又不敢回家，慌不择路地逃到了六盘水市盘县，因为这里有一座煤矿。
当年对于挖煤人员的监管相对不严，黄应良才得以在盘县找到了个栖身之处。
在这里，黄应良白天卖苦力，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晚上又睡不安稳。
黄应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他躲藏的这段时间，警方没有一刻放松过对他的追查，只是碍于当年侦查技术手段并不先进，各地、各办案人员互相联系也十分麻烦，黄应良竟然就这样侥幸地躲过了警方的搜捕。
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年，一直没有被警方抓住，黄应良才有些放下心来。
长时间挖煤，让黄应良身体有些吃不消，他觉得既然警方至今没有找到线索，那么自己或许可以找一个陌生的城市，试着融入当地，开始正常生活。
挑来挑去，黄应良选择了云南省宣威市，在这里靠打工为生，不久之后还认识了一个叫耿利平的女子，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
或许是出于对妻子的爱，黄应良后来化名“耿路朋”，跟妻子姓，一直在宣威生活了二十多年，还生了几个孩子，一家人可以算是美满幸福，黄应良在邻居眼中也是个不错的人。
但是在黄应良内心深处，仍然没有摆脱从监狱逃走时留下的心理阴影。
他知道，自己逃脱了犯罪者应有的处罚，那么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能安心生活，因为公安机关时时刻刻有可能查到他的非法身份。
所以即便是定居当地，黄应良依然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在需要用身份证的时候，黄应良还特地买了一张名叫李正龙的身份证。
耿路朋、李正龙、黄应良，三个不同的名字背后，折射出一个不法之徒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恐惧。
不过，这样的小心翼翼，确实帮助黄应良成功隐藏了身份。
黄应良的儿子从出生到长大，再到外出打工，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本名黄应良，家中也没有父亲的身份户籍信息，他从没有见过父亲的家人，也没见过爷爷奶奶，只知道父亲是贵州人。
巧合的是，黄应良的大儿子长大之后，从云南省宣威市来到了到贵州省水城县打工，时间长达四年，却不知道这里正是父亲黄应良的老家。
更加离谱的是，黄应良的侄子魏某，曾经在十多年前从贵州来到云南宣威旅游，当时知道了舅舅黄应良就住在这里，还来探过几次亲。
魏某知道黄应良以前坐过牢，但并不知道黄应良刑期未满就私自逃狱，所以一直以来也都以亲戚相称，没有半点疑心。
黄应良能这样以黑户的身份定居一处，结婚生子、打工赚钱，甚至还跟自己家里人有所联系，却一直没有被察觉到是越狱犯。
其中固然有时代所限、信息流通不顺畅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惊叹于黄应良的运气
——如果他的儿子、侄子乃至于生活中的其他相识者起了疑心，只要稍微向公安机关询问一下，公安机关立刻就能察觉到“耿路朋”就是那个曾经的越狱者，而将其逮捕归案。
自首获刑20年，只因想光明正大做人
然而，随着日子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黄应良有了跟妻子白头到老的愿望，也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成家立业，这没有让黄应良放下心来好好生活，反而使得他越来越焦虑。
到了2019年，黄应良晚上已经很难入睡，精神状态持续下滑。
经过再三考虑之后，他终于向家人说明了一切，包括自己的本名、犯过的罪、逃狱之后的所作所为。
最终在家人的劝导和陪同下，黄应良来到了老家贵州省水城县的公安局自首，而此时的他已经65岁了，距离他当年逃狱，过去了整整33年。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有关部门掌握了黄应良越狱前后的全部犯罪事实，这一桩萦绕在相关办案人员心头几十年的悬案，终于在此刻落了地。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之后，做出了判决：
黄应良在服刑期间脱逃，构成脱逃罪，然后又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公安机关自首，并在审理中当庭认罪，可以从轻处罚。
因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判决黄应良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再加上此前未服余刑17年3个月零9天，总共判处有期徒刑20年3个月零9天，剥夺政治权利5年。
直到今天，黄应良一直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这正是他33年前脱逃的监狱，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按照黄应良65岁的年纪，这里也可能会是他此生最终的归宿。
案发之后，人们在感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同时，也对黄应良的心理产生了疑惑：他既然是个心狠手辣的杀人犯，而且又越狱成功了，为什么会回心转意想要自首呢？
其实，一个人得到的越多，就越害怕失去。
刚逃狱的时候，黄应良一无所有，所以为了重获自由，他敢于冒犯法律的威严。
逃狱成功之后，黄应良拥有了自由，便害怕法律制裁再次夺走这份自由，这成了他一生的心病。
结婚生子之后，黄应良得到了更多的幸福，与之相应的，可能被法律夺走幸福的威胁进一步扩大，让黄应良无法承受。
公安机关对逃狱人员的追查，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黄应良的头顶，让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无论何时何地都摆脱不了自己身为逃犯的阴影。
在法庭上，黄应良只用一句话就解释了自己自首的原因：“我想光明正大做人。”
为此，哪怕65岁高龄的他要面对20年的刑期，他也必须要自首，因为与其活在恐惧之中，不如光明正大地迎接本就属于自己的惩罚。
这也告诫我们每一个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和诱惑，不触犯法律都是最基本的底线。
而如果触犯了法律，直面法律的严惩则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任何妄图触犯法律又逃脱制裁的行为，都将为人生蒙上无法摆脱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