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0军28师83团从丹棱北上，经石桥进入蒲江县境，解放蒲江县城。12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成都战役的命令。24日，胡宗南部国民党军由新津向西进入蒲江，妄图打开西逃之路。解放军第10、11、12、16、18军在大邑、邛崃、蒲江至新津东南弧线上全线展开，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时至27日，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在蒲江的寿安、中兴、高桥、松华、西来、复兴场一线东西地区，彻底歼灭国民党军在大陆上最后的一支主力，粉碎敌军的西逃计划。
今天，七十年前那场令人惊心动魄战争的硝烟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之中。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平来之不易，今人定当倍感珍惜。为了那段不被忘却的纪念，为了铭记那些为蒲江解放而浴血战斗的指战员们，为了缅怀他们曾经辉煌壮丽的丰功伟绩，收集整理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回忆，全景还原成都战役在蒲江的历史场面。谨以此，纪念成都战役暨建国七十周年。
此期，我们推出的是成都战役之寿安场战斗。
1949年12月17日，刘、邓指示前线部队：“渡岷江后，以十二军即攻占邛崃、大邑。十一军攻占新津，控制彭山及岷江以东之要地。十军、十六军攻占眉山、蒲江、洪雅、夹江地区”，“集结待命，寻歼成都外围之胡匪”。18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全歼胡宗南部之部署致杜义德曾绍山肖永银尹生炳杨勇等电》指出：“该匪现均猬集成都周围，似图顽抗”，特调整部署，其一“十军应接替十一军之任务，移集新津、彭山及以北之普兴场、籍田铺地区”，其一“十二军在攻占邛崃、大邑后，即在该两城及以东之唐场、固驿镇集结”，其一“杨潘应令十六军主力集结名山、丹棱、蒲江地区。”
随之，第12、16、18、10、11军在邛崃、蒲江、大邑、新津至双流弧形线上接敌展开，并继续紧缩包围圈。
19日至26日，人民解放军之第12、10、16、18军各部，于青龙场之先觉坝、寿安场之农神坝和董口山、高河场、松华场，与胡宗南部逐一激战，是为成都战役之寿安场战斗。
一、第12军奔袭寿安场
19日，人民解放军第12军按照刘邓指示，从彭山县翻越长秋山，直奔蒲江寿安场，经松华、敦厚、高河、西来场，前去占领邛崃、大邑一线。该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副军长兼参谋长肖永银、政治部主任李开湘，辖：第34师，师长尤太忠、政委唐平铸；第35师，师长李德生，政委李如海；第36师，师长邢荣杰，政委刘昌。王近山留驻重庆，该军由肖永银、李开湘指挥。
是日，第12军奔占寿安镇，扫清残敌后，遂移师经西来前去，该军之第36师于十八时占领邛崃，第34师追击至新津西面之羊场。
蒲江县史志办编纂的《中国共产党蒲江县历史第一卷（1927-1949）》（川成新出内第041号，2007）“进入蒲江的第一次支解放军部队”一节，记载：
上午7时，解放军二野3兵团第12军，由副军长肖永银、军政治部主任李开湘率领，以36师106团为前锋，及该师108团，34师100团、102团，35师103团、105团为后继，共一万余人，从彭山县城出发，经将军庙、熊坡下长秋山，经八角庙，过合江桥，向胡宗南部驻守寿安成平小学的马队攻击。早上8点钟，敌马队正用4口大铜锅煮早饭，一听解放军的枪响，惊慌失措，骑上战马就跑，一枪未还，2挺重机枪及子弹全部遗弃。一个骑兵正从教室窗子翻出，被解放军击伤大腿倒地。5位解放军战士冲进正街韩公祠寿安乡公所，将国民党旗帜撕毁，抓着身穿国民党警服的警察杜国栋，寿安镇解放。大部队随后到达，一路绕镇东，一路穿场而过，向西来场北进。解放军在字库街雷仁家铺板上张贴毛主席、朱总司令木刻像，张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寿安镇人赵永海第一个前去看布告，大声说：哎呀，共产党好！人们都争先恐后去看。解放军宣传队在寿安鸡市桥楼子竹林下，用快板书宣传鼓动，寿安人民放鞭炮欢迎。为防止新津胡宗南部出兵拦截，解放军向寿安镇东5里的雷河派出警戒部队。高河乡乡长左权宗当天早上接李福涵电话通知进城开会，带几个乡丁背上枪进城，行至雷河，与解放军警戒部队相遇，解放军喝问：干什么的？向天空鸣枪。左权宗等吓得失魂落魄，扑河而逃，衣衫尽湿，逃往邓黑龙门子。
随即，第12军经寿安北上，一路经松华走黄石梯子赴邛崃固驿，一路经敦厚，一路经高河白衣庵，于该日10时抵西来场。
第12军副军长肖永银
第12军政治部主任李开湘
20日，第12军34师长攻占大邑，俘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总队大部，并接受其余部投诚起义。
潘昌前《蒋介石的“文武两校”消亡记》（《贵州文史天地》，2000年第1期）记载：12日，陆军军校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继续行军，队伍突然转向蒲江与邛崃之间的某小镇，总队下令暂驻不动。”13日至16日“原地组织军校所有学员每天训练两小时。”17日“向后逃回新津”，18日“逃窜大邑，中途宿安仁镇”，20日“继续向大邑逃跑”，与解放军接火。杨平《解放西南纪略》（《四川党史研究资料》， 1983年第3期）记载，20日拂晓“一0六团抢占大邑城关”，正待攻城时，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一千余人，突由三场方向开来向我三营猛扑，经二小时激战，即歼大部，残部溃逃。”中午“克大邑，与此同时，向苏场追击之三十四师，经战斗亦俘敌六十五军军直及军校一个总队二千五百余人。”据《最后的黄埔军校》（《往事与旧闻》2007年第11期）一文，记载：“12月19日，军校大部到达安仁镇。20日，部队从安仁镇出发。这时，各学生总队的地下工作者召开会议，鉴于大势已去，大家表示到大邑县城后立即起义。”
22日，陆军军官学校被解放军第34师整编，25日随该师师部开邛崃、蒲江一线。
时任军校教官的徐幼常《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灭亡前后纪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79）一文，回忆：12月22日上午“解放军集合二十四期学生总队、军官训练班、教导第三团讲话，并宣布三个单位合编为解放军随营学校”，25日“随师部开邛崃、蒲江，傍晚在蒲江毛家场附近与胡宗南部第一军遭遇，一时战况颇为激烈。”按：毛家场地名待考。
寿安镇老人口碑，讲述：25日，“解放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政委贺光华（按贺为副师长）与起义的陆军军校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从大邑、邛崃驰援寿安镇。”
第34师师长尤太忠
第34师副师长贺光华
据此，第12军34师师部与陆军军校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于25日傍晚参加寿安场地区的战斗。
二、第10军追击寿安场
19日，人民解放军第10军按照刘邓指示，派出全军前锋部队第28师第83团从丹棱，经石桥翻过长秋山，进入蒲江县境，和平解放蒲江县城。随即，该军沿着新津至蒲江公路，经中兴场、青龙场、寿安镇、高河场，一路挥师向东直插新津，移集新津、彭山以东地区围堵胡宗南军。20日，第10军命令第30师由蒲江速向新津挺进，与友军部队协同作战。该军，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纲、副军长范朝利、参谋长高厚良、政治部主任许梦侠，辖：第28师，师长陈中民，政委姚克佑；第29师，师长周发田，政委于笑虹；第30师，师长马忠全，政委鲁大东。
据《天下之脊：刘邓大军征程志略》（中央文献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第三卷《天翻地覆》第三章《横扫千军》第五节《成都平原围歼战》记载：12月19日，第十军“攻占眉山、丹棱、蒲江”，“第十军二十八师从丹棱北上，翻越长秋山，解放蒲江县城，县自卫团700余人投诚。然后，顺蒲江新津公路向东北方向发展，当天连克寿安镇、高河场、回龙镇、永兴场，直逼新津县城。”时任第10军28师师长陈中民、团长王一、副团长程超《七千里追歼》（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一文回忆：“19日抢占蒲江，自卫团七百余人向我投降。并长驱直入，连克寿安场、高田、公义场、范水口、高桥，攻占陆兴场、永兴场后就地集结。到此，敌人最后一条逃路被我截断。”
第10军28师师长陈中民
该日，刘、邓、张、李关于各军战果及位置情况致军委并贺、李、林、邓、谭、肖、赵电，云：“十军主力筱（17）日占丹棱、眉山，并在丹棱歼一三五师大部，战果待查，该军已向蒲江寿安场地区追击。”此次，第10军于寿安地区一线的追击战，缴获甚丰。21日，刘、邓、张、李关于南线各军进展情况致贺龙等电，称：“19日，十军主力进至蒲江及以东以北地区，俘敌一0四师、暂三师、保十三团、骑一团等各一部，共千余人，战马二百五十余匹，汽车十一辆。”
该军指战员有一定伤亡，据浙江省民政厅编《碧血丹心——浙江烈士英名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记载，“王国慰，男，生于1927年，籍贯地址为衢州市柯城区府山街道钟楼底8号，1946年参加革命，党员，任第二野战军第10军28师84团副指导员，曾立二次小功，1949年12月于蒲江县寿安镇牺牲”。
寿安镇当地老人，还记得带领军队进入寿安场的是解放军前卫团团长杨先坡，时为第10军28师84团团长。
25日，第10军主力出大邑，一部经石羊场转向寿安场以北地区，投入战斗。
三、第16军之46师在董口山的战斗
21日，刘邓首长命令：“胡宗南集团退路已断，必作最后挣扎，困兽犹斗，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杨勇、杜义德统一指挥第三、第五兵团共五个军，务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同时，指示各兵团：“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杨勇司令员、杜义德副司令员遵照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及时调整部署，令：第16军配合12军由蒲江地区进至复兴场、寿安场之线侧击西逃的国民党军。
22日黄昏，时在彭山县城的杜义德向刘邓汇报新津之线战况和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建议16军在蒲江寿安场之线集结整补。
24日，第16军军前指在军长尹先炳等人率领下进驻蒲江县城，紧临火线指挥战斗。该军，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辖第46、47、48师，第46师师长齐钉根、政委范阳春，第47师师长郑统一、政委郭强，第48师师长王晓、政委姜思毅。
该日夜，敌兵团司令官李文凑集7个军企图分两路向雅安方向夺路突围，左路沿新津何南岸经蒲江、邛崃之间突围；右路李文率主力沿新津至邛崃公路经邛崃南侧突围；另以一个军在新津担任掩护，一个军向邛崃佯动，牵制该地解放军。其中，李文兵团第3军走的路线就是寿安场。时任内政部调查局四川调查处处长的先大启《王陵基两次从川西逃窜始末》（《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1981）一文记载：“李文走中路，经邛崃县属五面山趋蒲江县属西来场（五面山距西来场约十华里），第三军军长兼成都防卫司令在左翼经寿安镇奔蒲江会合，胡长青沿公路向邛崃，总的逃窜目标是雅安。”
第2野战军第16军编印《黔东至成都西南地区迂回围歼战（1949年9月5日至12月27日）》“协同野战军主力歼敌重兵集团”一节记载：“二十四日夜，据向我投诚之伪蒲江县保安中队报告，在寿安场附近有一队国民党军队南来。”
该日22时，第12军肖、李关于请求友邻部队配合作战歼灭邛崃之敌致杨、杜并邓、张、李电，估计：敌可能进犯邛崃、大邑，建议16军寿安场之部队必要时可配合12军。
尹先炳判断，李文兵团企图绕过12军控制的邛崃一带的阵地，从邛崃东南至寿安场之间突围逃窜，16军完全处于敌突围方向的正面。刘邓首长迅速电令第16军，要尽最大努力堵住口子，并要求杨勇、杜义德加强该方向的兵力配置。
第16军立即调整部署，收拢该线所有部队，迅速以蒲江西崃场为中心作向心集中运动，做好堵截围歼敌人的决战准备，同时考虑到敌人兵力较多，战线又长达30余公里，仅靠第16军三个师单纯地阻击是很难全面堵住的，还必须视情发动积极地进攻才能以先发制人的攻势，制止住敌人急切逃命的势头。遂令，第46师除留少数部队控制各要点外，主力当即向敦厚场、西崃场地区发动进攻；第47师主力迅速北进，准备从右翼向寿安场、松华场、固驿镇地区进击；已经到达川康公路黑竹关的第48师立刻挥师向北，从邛崃西南13公里处的青石铺下公路，向以北的大兴场、复兴场地区进击；军预备队第139团迅速进至夹江、洪雅一线防守，拦截由中心战场漏网溢出的残敌。
25日，杜义德电令时在邛崃的第12军指挥员肖永银、李开湘，指出：“匪五兵团向蒲江逃跑，已被我十六军围歼一部，并在中兴场围敌一六七师，寿安场逃敌甚多。十六军的三个师已全部出击，应速注意与他们联络。我军亦全部向固驿镇、大邑方向出击，请告各师坚守阵地，视情出击。”第16军46师，即令第137团火速占领寿安场、西崃场地区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歼灭突围之敌，该团迅速消灭寿安场之敌，尔后向西北方向进击。
该日，第16军第46师第137团在攻下中兴场吴山坡后，又单独出击，至下午3时，已歼敌2000余人，除派少数部队押送俘虏到蒲江县城外，其余部队继续追敌，至寿安场附近的董口山。
随即，寿安场战斗中最激烈的董口山阻击战打响。
第2野战军第16军编印《黔东至成都西南地区迂回围歼战（1949年9月5日至12月27日）》“协同野战军主力歼敌重兵集团”一节记载：25日“第一三七团主动向寿安场方向追击”，“第一三七团歼灭寿安场之敌一个团”。
解放军重机枪阵地
寿安镇当地老人口碑，讲述：“盘踞在新津县的胡宗南部队，遭到解放军的打击，在堡子山一带激战一昼夜，国军战败退入寿安镇。当日下午在先觉坝、农神坝和董口山一带与解放军接上火线。由于国军连日奔走，饥饿已极，疲倦不堪，战死无数。敌齐团长亲自督战，被解放军击毙，解放军战士奋勇当先，痛歼残敌，将国民党军第一军陈鞠旅部的先头部队一个师击溃，向西逃遁。”
时年21岁的寿安镇董口山人左承荣在《忆董口之战》（《秋山红叶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一文，讲述：
蒲江解放后，寿安镇还能听到从新津传来的炮声。晚间能看到宝资山上大炮的火光，人们亦喜亦忧。喜的是终于盼到长夜已明，怕的是国民党的队伍卷地重来，再遭浩劫。不料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这年12月25日早晨，朝阳煦照，田野上炊烟如带。胡宗南残部到寿安，打破了冬天的宁静。在镇上抓人带路，不从者立即枪毙。遭杀的有卖茶的，过路的。威逼之下，终于抓到两个人把他们带往董口。哪知解放军早有布防，派了一个连抢先封锁了董口，敌人便恼羞成怒，认为带路人有意把他们往解放军那儿带，把二人枪毙在湛河下。悍然向扼守董口的解放军发起进攻。董口又名罗山坡，山口又一棵黄桷树，通往山上的是条石板巷道，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见从正路过不去，敌人就从两侧进攻。我们家住在董口左侧，同住的有六户人家，也成了战场。解放军以院墙和附近的山埂、坟园、墓碑作掩护，架起机枪阻击。刹时间，炮声隆隆，弹若飞蝗，打得房屋周围的树枝咔嚓嚓地往地下掉，机枪子弹穿过土砖墙，发出绿光，碰到对面墙后，绕墙一圈才停下来。掉在房上的炮弹，炸断我家五条瓦桷子，冲击波震得房屋都在摇晃。指导员负伤了，抬到院子后面包扎，只听到战友不断呼喊：“指导员苏醒！指导员苏醒！”哀惋之声，令人落泪。屋基侧面的草房，在炮弹轰击下，触火燃烧，烈焰冲天。解放军劝大家往山沟里跑，找地方卧倒。妇女、孩子、老人怎么跑呢？因此让他们躲到牛房里去，那是一间防盗的双层砖房，上边是土楼，危险性不大。我和父亲、弟弟冲出去，顺着山沟跑，听到子弹像马蜂一样呜呜地空中飞，而且枪声越来越近。我们急忙躲到一户人家的房屋后面。这家人姓余，房屋紧靠岩边，我们躺在屋檐下，静悄悄地卧着。不多时听到岩上边唰唰地响，睁眼一看，只见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猫着腰像鸭群般败走。可能是有长官丧命，余家有具为老人准备的寿木棺材，他们估到要买，主人说：“这是母亲的老房子，不卖！”因为慌着逃命，没有买成就溜走了。一直卧到天黑枪声停了，才往回走。半路上竟然遇到有死尸横躺在路。我们这些怕鬼的乡下人，也顾不得多想，从死人身上跨过。回到家里被烧的房屋，余火未熄。几家人都坐在火堆前叹息，聊以自慰地说：“房屋烧了，家具毁了都不足惜，只要人还活着，就算万幸啊！”
守到天亮，放眼看昨天的战场既惨烈又苍凉。敌军丢下的伤员，在田野里呻吟，不断地喊：“我的亲娘呀！我的亲娘呀！”炮弹炸起的坑，大如簸箕，深达一公尺；烧了的房屋，残垣断壁，余火未烬，还冒着缕缕轻烟；敌军丢弃的背包、衣服、水壶、枪支弹药随处可见；打破了的竹子，打断的树枝，七横八竖，一片狼藉；水沟里，山坡上，坟园内，牺牲者的遗体或仰或扑，躺在血泊中。
时仅8岁的当地村民陈永禄，回忆：“到第二天我醒来时，跑过去看到对面山上，树林子里，好多树打得到处都烂啦，地上三个被打死的军队的人，看到两座坟全部都铲平了，后来别人说那就是搁机枪的地方。在那旁边耍的人说，就是这地方打仗的。”原12军老战士安仲民讲述：“匪兵们到处抓拿骗吃，在安和松开的馆子吃了不给钱，还把坛坛罐罐、桌椅板凳等物打得稀巴烂，吓得小妹安亚秋躲在柴房里发抖，直到天黑，全家得以逃离。”
董山口当地村民陈永禄，时仅8岁
经采集口碑，龙腾《1949年蒲江县大事记述》（《蒲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99）一文，记载：
24日“当夜，国民党军队从五面山窜入寿安镇。饿慌了，将鸡市桥楼子老百姓做来准备卖的豆腐抓来吃了。将刘炳清与陈安全的哥抓来带路，走刘山口，马陷入冬水田滥泥中，挣扎不起，冻死田中。”25日“晨，从五面山到寿安的国军更多，全饿慌。鸡市桥楼子、二条街老百姓家的饭甑被强行抢走，边走边抓来吃。枪杀寿安镇居民陈俊山，从他身上清出红布带子，说他是共产党。抓捕张建成及张德辉父亲，棕绳捆绑。张建成拿出4个银元，得以释放。张德辉父亲被枪杀于湛桥头坎上。居民雷小成刚开门，被国军开枪打死。董荣忠在花蛇滩，左待诏（左长寿父亲）在黄打鱼子，相继被国军枪杀。”
董口阻击战结束，137团乘胜追歼残敌，“上刺刀冲入寿安镇与敌人肉搏。国民党军队对二条街群众开枪，迫击炮轰击鸡市桥楼子，民房中弹2发，幸未伤人。国民党军脱掉衣服，扑河逃走，胡部673团残部一个连奔逃河沙寺。解放军战士3人追击上张山喊话，该连全部被俘。俘虏站满袁祠堂的胡豆田中。”
战至26日黄昏，137团将战线向北推至大五面山东端的山下松华场一线，与敌在军田坝一带的主力部队第六十九军发生激战。
时任16军46师卫生处通信班长的王道法在《从淮海战役到挺进大西南——我在解放战争中经历的那些事》（《长春晚报》2018年6月4日第5版）一文中，讲述：“136团控制敦厚场、西崃场以南地区；138团控制西崃场正面之敌；137团歼灭寿安场之敌后，现已进至寿安场西北地区，待机歼敌。经过7个小时激战，歼敌2500多人。”
王道法，时任16军46师卫生处通信班长
董口山战斗，第16军第46师第137团歼灭胡宗南军一个团，指战员黄海群、牛在清、李荣、陈春生、刘忠敏、佚名一人，计七人牺牲。左承荣回忆，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军某部派人来逐一辨认，将七名官兵的遗体安葬在我家侧面的松树林里。老人口碑，七名烈士都有当时驻军建立的墓牌标志。1997年4月，蒲江县人民政府于董口村修建“寿安镇烈士陵园”。
黄海群，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英名录”记载：河南清丰县人，1924出生，副指导员，党员，1949年12月解放战争时于四川省蒲江县牺牲，安葬地在清丰县马村乡留宁村。老人口碑，1954年一个独立营指导员的哥哥来蒲江将其遗骸起回老家安葬。2009年，蒲江县将各地烈士集中安葬于西来成都战役烈士陵园，起坟时发现黄海群墓中有一面小镜子，背面镶嵌一女子照片，估计是烈士妻子。黄海群，一作营副指导员，一作连副指导员。
成都战役烈士陵园黄海群烈士之墓
牛在清，一作牛在青，蒲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江县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1）中“在蒲江县牺牲的部分解放军指战员名录”，记载：河南人，1949年12月25日在成都战役中蒲江县寿安镇董口村战斗牺牲，解放军2野5兵团16军46师137团战士。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英名录”记载：牛在清，河南省林州人，1924年出生，班长，1950年在四川省川北战役中牺牲。据口碑，董口村战斗中牺牲一个班长，或为此烈士。
成都战役烈士陵园牛在清烈士之墓
李荣，一作李云，蒲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江县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1）中“在蒲江县牺牲的部分解放军指战员名录”，记载：四川梓潼县人，1949年12月25日在成都战役中蒲江县寿安镇董口村战斗牺牲，解放军2野5兵团16军46师137团战士。老人口碑，1951年腊月烈士遗骸被起运回籍。
成都战役烈士陵园李荣烈士之墓
刘忠敏，一作刘宗明，蒲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江县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1）中“在蒲江县牺牲的部分解放军指战员名录”，记载：河南人，1949年12月25日成都战役中在蒲江县寿安镇董口村战斗中牺牲，解放军2野5兵团16军46师137团战士。
成都战役烈士陵园刘忠敏烈士之墓
唐小山，蒲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江县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1）中“在蒲江县牺牲的部分解放军指战员名录”，记载：河南人，1949年12月25日在成都战役中蒲江县寿安镇董口村战斗牺牲，解放军2野5兵团16军46师137团战士。
成都战役烈士陵园唐小山烈士之墓
陈春生，蒲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江县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1）中“在蒲江县牺牲的部分解放军指战员名录”，记载：河南人，1949年12月25日成都战役中在蒲江县寿安镇董口村战斗中牺牲，解放军2野5兵团16军46师137团卫生员。老人口碑，陈春生牺牲时才十八岁。
成都战役烈士陵园陈春生烈士之墓
佚名一人，1949年12月25日在成都战役中蒲江县寿安镇董口村战斗牺牲，解放军2野5兵团16军46师137团战士。
四、第16军之47师在松华场的战斗
24日，第2野战军第16军编印《黔东至成都西南地区迂回围歼战（1949年9月5日至12月27日）》“协同野战军主力歼敌重兵集团”一节记载：“第47师主力进至丹棱地区，第139团正向北开进，军部位于丹棱”，军首长令“第47师由丹棱兼程向蒲江东北之寿安场疾进。”
25日，杨勇、杜义德对围歼胡宗南第五兵团作出部署：“十六军四十六师和四十七师进击蒲江东北之敌”，“十六军之四十七师由丹棱向蒲江县以东之寿安场进击”。
该日黄昏，第16军军首长命令：“四十七师主力迅速北进，准备从右翼向寿安场、松华场、固驿镇方向进攻”，“与第四十六师和友邻军队协同歼敌”，并定于次日拂晓“全军向敌发起攻击”。
26日，16军47师经寿安场直插松华场，围击该地国民党军，俘敌第三军副军长沈开樾以下1000余人，另歼灭一部。
寿安场战斗示意图
（第16军绘制）
尹先炳军长《十六军渡江进军及贵州剿匪斗争的回顾》（《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回顾贵州解放2》，1982）一文回忆，“四十七在松华镇俘敌三军副军长沈开樾以下一千余人，又乘胜在潼桥俘敌一千八百余人。”第16军编印战史资料，记载：26日拂晓，第47师“经寿安场直插松华场，在该地歼敌千余人后继续北进。”27日，该师“进至固驿镇以北地区时，得知高山镇之敌已被友军歼灭，并听到童桥方向有枪声，速向童桥前进。经与友邻第10军取得联系，得知敌第53师仍在童桥固守，遂令第140团、第141团从东和东南面友军部署之间隙进入战斗，经1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两千余人。”
高涨、祝庭勋、王鹏恩、罗昌焜、罗正中《五千里大迂回 围歼胡宗南集团》（姜思毅主编《刘邓大军史话》，解放军出版社，2002）一文，记载：“右翼第47师在郑统一师长、郭强政委指挥下，直插松华场，歼敌第3军一部，俘副军长沈开樾以下1000余人；尔后继续北进，27日在童桥地区主动协同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歼敌，经1小时激战，俘敌第53师残部2000余人，击毙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
此次战斗中，被47师包围之敌为胡宗南部第3军，该军军长盛文兼成都防卫总司令，副军长沈开樾，参谋长邓宏义，辖：第17师，师长邓宏义；第254师，师长陈冈陵；第335师，师长仝敩曾。该军除第335师在乐山投诚，其余两个师在成都战役中被包围于蒲江松华场。
据《胡上将宗南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第49辑，文海出版社 出版，1978）记载：24日拂晓，“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率第三军及三十六军之一六五师为左兵团，循第一军经路，向蒲江以北前进。”26日，“第三军于是日遭强大之匪军围攻，十七师邓弘义部被围于西来场以西地区，二五四师陈岡陵部被围于松华镇附近，军部直属部队及盛总司令被围于西来场东北地区，各部自行奋击，但无法突围。二五四师七六0团团长繆银河、军部人力输送团长饶石夫、警卫营营长孙镛皆阵亡。”夜“十七师亦全部败灭，副师长田淋、参谋长周兼皆负重伤，五十团团长陈竟忠阵亡”，“沈兼参谋长开樾，师长陈岡陵皆负伤，除被俘外，尽皆四散。盛总司令已负伤，同数人避于古庙禾堆中得免。”
胡宗南
盛文
沈开樾
盛文（1906-1971），字国辉，湖南省长沙人，黄埔6期及陆大11期毕业。曾历任国民革命军34集团军参谋长，西北第8战区剿共前敌总指挥，西安警备司令。1946年任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1949年，以第3军军长兼任成都防守总司令。1949年12月26日，全军被围，因隐藏于蒲江古庙柴堆中得以幸免，经过化装由水路逃往香港转到台湾，被委以“国防部”参事。1971年，病逝于台湾。
沈开樾（1907-1950），号自新，浙江奉化人，于黄埔军校3期毕业，1937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3组组长，1946年任第79军暂编2师师长少将军衔。1949年任第3军副军长兼成都防守司令部参谋长。1949年12月26日在蒲江松华场被俘。1950年7月，因组织暴乱罪，在成都被处决。
邓宏义，生于1904年，别号浩然，湖南永兴人，黄埔军校5期毕业。1936年任第1师第二团团长，1944年任第34集团军第196师师长，1948年任第3军参谋长兼任第17师，师长。1949年12月26日在蒲江松华场被俘。1950年，潜逃到台湾。
胡宗南部第3军第254师师长陈冈陵，1949年12月26日被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52师俘虏于蒲江西来地区。
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第16军集结于寿安场地区整补，又经三天时间打扫战场，收集游兵散勇，搜缴遗弃武器器材。据讲，胡宗南部遗弃的骡马、枪械、金砖散布大小五面山，被当地群众捡拾，经动员大多上交。除收容外，国民党兵在寿安、西来落户者颇多。
五、第18军进击寿安场
21日始，杨勇、杜义德遵照刘伯承、邓小平命令，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令“第十八军进至蒲江、新津之间地区”。
25日，杨勇、杜义德对围歼胡宗南第五兵团作出部署，命：“十八军五十二师由眉山西北进击出寿安场”，令：“十八军之五十二师则由眉山地区向回龙场、将军庙、寿安场地区兼程急进阻歼逃敌。”该日，杨、杜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十八军今午出寿安场，二十六日拂晓可到。”
26日，18军52师抵达寿安场一线，投入战斗。
时任人民解放军5兵团参谋长的潘焱《忆成都战役》（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一文回忆，“十八军的部队也分别在寿安场、盘龙场、固驿镇和龙驹场、仁寿、三叉坝、高家场一线追歼敌千余。”
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郭影秋，辖：第52、53、54师，52师师长吴忠、政委刘振国，53师师长金绍山、政委王其梅，54师师长魏洪亮、政委罗野岗。
该军，进击寿安场的一说为第18军53师。
成都军区编的《刘邓大军解放西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六章“会战成都”“全歼李文兵团”一节，记载：“杨勇司令员、杜义德副司令员依据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关于歼灭国民党军于运动中的指示，及时调整部署，25日令：“第十八军五十三师赶到寿安场”，26日“十八军的部队在寿安场、盘龙场、固驿镇和仁寿、高家场一线歼国民党军敌1000余人。”
华国富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中的“全歼川境国民党军于成都地区”一目，记载：“杨勇、杜义德根据国民党向西突围的情况，当即作出部署”，令“第18军第53师赶至寿安场。”
第18军主要领导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后排左起：参谋长陈明义、卫生部长陈致明、供给部长赖荣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
（摄于1950年1月）
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陈明义在《宜将剩勇追穷寇——回顾十八军由强渡长江到进军西南的战斗历程》（《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回顾贵州解放（2）》，1983）一文中，回忆：
24日，“被围之敌由成都向新津及西南突围，军即令五十二师由眉山向回龙场、将军庙、寿安场兼程急进，对突围之敌予以迎头痛击；五十三师由眉山东之龙驹场向简阳西南之三岔坝、五龙场、武庙沟地区星夜急进，阻击向该方向逃窜之胡宗南主力。”
25日，“我各路大军对顽抗之敌进行压缩，敌五兵团等部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企图突围，被我五十二师击退。”
26日，“我军对围于新津地区之敌发起总攻。五十二师部队由寿安场经盘龙场进至邛崃以南地区展开攻击，歼敌二五四师，俘副师长陈刚林等将级军官三名及官兵两千余人。”
该军之五十三师，“二十五日十七时由龙驹场地区出发，经仁寿于二十六日十八时进抵三岔坝、高家场一线。二十七日继续向鸿门铺地区前进。”
该军之五十四师，“敌交警十二总队约两千人，在该总队一、三大队率领下，向我五十四师部队投降，敌七十二军副军长卿云灿率该军一部起义。”
据此，进击寿安场一线的应为18军52师，而非该军之53师。
18军52师由寿安场出击，歼敌第3军254师，于蒲江西来地区俘该师师长陈冈陵等将官3人及官兵2000余人。
寿安场战斗，人民解放军第10、12、16、18军协同作战，击溃国民党军李文左翼突围兵团之第1、3军，迫使其残部收缩撤退至西来地区，为成都战役之最终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