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当代作家，代表作有《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本文节选自《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1970年代，我们生活在定量供应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票，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粮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两油票。在那个时代，购买粮食时付了钱还要付粮票，购买猪肉和菜油也是同时需要支付钱、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还有布票，我们要用钱和布票去布店购买布料，然后到裁缝那里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为了省钱，自己动手缝制衣服。当时没有服装厂，商店里也没有成衣出售。在那个时代，家中拥有一台缝纫机，会令街坊邻居羡慕不已。
我们需要精打细算，每天吃九两米饭，每周吃几片猪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个月的生活不会出现透支。我们这一代是从既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生活里成长起来，当我们这一代人回忆起童年时期什么最美好，我们的记忆竟然惊人的相似，都是过去曾经吃到过什么好吃的。除了吃，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美好记忆。
当时，城镇居民尽管省吃俭用，也很难有所结余。对于男性，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食往往不能吃饱；而女性的二十五斤粮食会略有富余，她们省下自己的粮票供给丈夫或者兄弟。油票和肉票的供应也是同样入不敷出。于是人们经常在暗地里偷偷花钱购买粮票和油票，以此维持生计。
在我的家乡，农民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油票，他们将田里油菜籽收集起来后上交给国营的榨油厂，国家会补贴他们一些油票。这些数量微薄的油票，是当时农民很重要的额外收入。贫穷的农民为了筹钱治病，或者为了筹办婚礼等，会来到城里悄悄出卖他们手中的油票。在那个公有制的时代里，这样的行为就是投机倒把。
我记得自己上高一的时候，曾经和十来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加入到打击投机倒把的行列之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志愿者，现在的志愿者还会有工作餐，我们当时的工作餐就是张嘴吸着冬天里的寒风。我们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埋伏在小镇的集市里，分别藏身在街角和电线杆的后面，像是猎狗在等待猎物的出现。一旦发现有人在偷偷出卖油票，立刻扑上去，将那个投机倒把分子擒获，收缴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将他押解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我们恃强凌弱，以此为乐，还觉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张正义。虽然战果累累，可是抓获的投机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民，缴获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这些农民不敢抵抗，他们做贼心虚似的，觉得自己是在做坏事，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的油票被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