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下》对天下孤苦无依的四类人——“鳏寡孤独”有过明确说明：“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寡妇”，即没有丈夫的妇人，后泛指丧夫的女性；“鳏夫”，即为没有妻子或者丧妻的男子。
俗语有言：“鳏夫房顶炊烟少，寡妇门前是非多”，失去丈夫独立生活的女人容易引起旁人对她私生活的特别关注，从而被说长道短，引起非议；而死去妻子独立生活的男人，只是生活孤独、凄凉，并不会轻易招致世人的负面评议。
同样是丧偶，寡妇就要承受“门前是非多”的舆论压力，面对世人捕风捉影甚至是毫无柑橘、毫无来由的诟病；而鳏夫却被世人怜惜，认为是孤苦悲凉的代表人物，给予无尽的怜悯和惋惜呢？
有人认为，这是自宋朝“程朱理学”盛行以来，封建社会通过重塑传统道德标准而对女性的无情压迫、不公平对待。“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程老夫子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认定男子迎娶寡妇，乃系失节表现；寡妇再嫁，更是严重违背伦理道德。
及至清朝，在原本“夫死从子”、“夫为妻纲”的枷锁上，痛失丈夫，原本就悲凉孤苦的寡妇们，身上又有了程老夫子的思想管控。寡居以后再生情愫，或者丧偶以后寻机再嫁，不光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极端谴责甚至连家族成员、父母双亲也会想尽办法阻止甚至会遭受“浸猪笼”、“点天灯”等极端处置方式。
在“皇权不下县”的清朝时期，为了维护地方乡绅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治理，统治阶层在“法治、礼制有效结合，统治国家”的基础上，加大了对传统礼制和伦理道德的仰仗程度。清朝统治阶层认为，“妻豢于夫、妻制于夫”乃至“妻守节于夫”，才是“家和、国治”的根本组成部分。
诚然，传统伦理道德和封建礼制的严格约束，是造成寡妇和鳏夫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原因之一，但在“礼、法共治”的清朝时期，《大清律例》对于这种情况出现的严重影响，也绝对不容忽视。
《大清律例·犯奸》明确规定：
凡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亦勒妻妾及岂养女与人通奸者，本夫义父各杖一百、奸夫杖八十、婦女不坐并离异归宗。
这是《大清律例》对于“纵容妻女或者义女通奸罪行”的惩治规定，但对于寡妇的相关影响，在下一条规定：
若纵容、勒令亲女及子孙之妇妾与人通奸者罪亦如之。
这里的“亲女”、“子孙妇妾”自然包括了失去配偶的寡妇。也就是说，如果纵容或者强令家中包括寡妇在内的女眷通奸，会受到“杖一百”的严厉惩治。所谓“杖一百”，即用棍棒打脊背或者臀部，杖责一百下；如此重刑，基本确定受刑人“非死即伤”的必然下场。
所以，如果独居于室的寡妇与人生出丑闻，家族中的长辈或者一家之长的父亲就很有可能被认定为“纵容通奸”的罪行而受到“杖一百”的严惩。为了避免这种极有可能丧命的严惩加诸于己身、避免因寡妇丑闻的出现而影响地方风气，家族长辈或者父母双亲甚至坊间邻里都会对寡妇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刻意制造负面舆论压力让寡妇彻底丢掉再嫁或者偷情的念头。
相比较于寡妇，《大清律例》和社会舆论对于鳏夫续弦、偷情甚至强奸的表现，有着更为暧昧的纵容态度。以“强奸罪行”为例，即使受害女性敢于冒着名声扫地、无颜苟活的风险提起诉讼，也必须同时满足“有强暴之状”、“不能挣脱之情”、“有人知闻”、“损伤肤体，毁裂衣服”等多种必要条件，才能坐实施暴罪行。
在传统礼制、伦理道德和国家法制层面的层层约束和管控，“寡妇门前是非多”也就成了必然现象；而鳏夫不但没有这类困扰，还会因“房顶炊烟少”而得到世人的怜惜。行文至此，不免感叹于封建女性身上枷锁之重、牢笼之多、待遇之不公平；更感叹于现今男女平等甚至女权至上的莫大幸运。
参考文献：《大清律例·犯奸》、《清稗类钞·风俗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