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瓜一个小时前可能还在瓜地里的,这是杭州话讲的“魂灵势儿”都还没有透出呢。那么诗歌如何写出这种“魂灵势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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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农和群英,不用我再翻《说文解字》了,诗人对词的敏感,应该超过对风的敏感。
后来我从视频和照片上看到,当蒙古族诗人许春波举着“杭州诗人”的大旗走在最前面、一群戴草帽的诗人跟随其后时,我突然觉得这有点像运动员入场的情形,只不过这个赛场是田野,准确地讲是在水稻田和瓜棚之间,只是说地面温度似乎已经达到了六十度。
日出东方一片红,围垦大堤打冲锋,
九级巨浪顶得住,大堤牢似珠穆峰。
而本次乡村诗会的组织者是一名小说家,他叫俞梁波,数年前他创作出版了上下两册的长篇小说《大围涂》,这是一份交给历史的答卷,也是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精神的最佳诠释。
队伍中有一位戴着墨镜且又分外眼熟的人,他就是杭州的著名主持人阿六头安峰,我可以见证他在田间被村民围观拍照的那种热闹情形,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他在村文化礼堂深情朗诵了他自己创作的《节气之歌:大地家书》,他在朗诵前没有说此诗是他自己所写,所以有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朗诵是巴塞罗那足球队的水平,诗作是越南国家队的水平,我便补了一刀:你让我们的国家队去跟越南队打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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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诗会,首先要见乡见土,事实上这些年诗人们是越来越多地走向乡间,而不是高楼大厦幕墙玻璃。事实上现在一大片一大片的水稻田也已经不多见了,尤其是在杭州的乡间,偶尔见到,基本是用来拍照打卡用的,但是在群英村,在这片昔日的围垦地上,我差一点想用一望无际这个词,最后我还是忍住了,因为诗人走在田间,是不需要航拍镜头的。可能因为烈日的缘故,我们不可能把头抬得很高,我以为这是一种好的姿态。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田间的一个瓜棚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吃到了有生以来最好吃的一只瓜,具体地说是两片西瓜。
原因无非三点,一这是沙地瓜,二是实在是酷热难挡,三是大家在一起吃,因为于吃瓜而言,真的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可能也是“吃瓜群众”的另一意思吧,哈哈,真是大快朵颐,大块朵颐啊。除了西瓜之外,我竟然还吃了香瓜和菜瓜,那可都是用井水浸过的瓜呀,这些瓜一个小时前可能还在瓜地里的,这是杭州话讲的“魂灵势儿”都还没有透出呢。那么好,诗歌如何写出这种“魂灵势儿”呢?
没想到的是,瓜棚里还遇见了萝卜干,遇见了摆小摊卖三个葫芦两根丝瓜的村妇们,她们不会笑问客从何处来,但她们都对我们说,尝一尝吧,这萝卜干很好的。其实刚才在村史馆,我已经看到有介绍说,益农的萝卜干和霉干菜都是很有名的。
事实上我们对这块土地是不陌生的。就我个人而言,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到舒兰农场采访过之后,在G20杭州峰会之后,又再到那个农场采访。而这些年,我到过瓜沥、衙前、红山农场、大江东等跟沙地和围垦有关的地方,还有楼塔、云石尖山下村和航民村等,有些乡镇还去过不止一趟。前几年在为萧山的一本宣传画册撰稿时,就领略过各个乡镇的精彩亮点,那么我们的诗歌该怎么来表现这一切呢?
有一点是大家共认的,乡村正在巨变,那我们写的是它的变还是不变呢?走在田野中,见远处有一高楼,村委的同志就告诉我们说,那是世界五百强的总部大楼,就在他们群英村的土地上。于这片热土而言,这不是说不可思议,但至少对诗歌是发起了一种挑战,你是写你那只瓜,还是写田野中拨地而起的高楼?
另外可以补一句的是,地还是这块地,是人变了。交流中得知,益农镇的书记是清华毕业的,镇长是北大毕业的,这当然仅仅可作为一种谈资,然而放在十年前,这有可能吗,所以当我看到村口有杭师大附属益农小学的字样时,我知道这一只瓜根在群英,而眼睛是看着世界的。有诗人说瓜是没有眼睛的,而我以为瓜的全身都是眼睛,尤其是西瓜,所以它也是圆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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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还是在群英村,有一个“我们现在怎样写乡村诗歌”的讨论会,诗人们畅所欲言又只是点到为止。
梁晓明认为要从诗歌中谈论诗歌,关键是要找到定位,中国传统的定位是“进”和“退”的问题。
王自亮认为要处理好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处理好源头与发展的关系,要坚持农村的源,土地的源;二是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本土与他乡的关系。
涂国文认为乡村诗创作不能过分美化昔日的乡村、童年的乡村,切不可把乡村诗写成虚幻的田园牧歌。
沈秋伟认为要在深度挖掘当下农村精神生活特质上下功夫。当下在工业化、信息化条件下的农村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从吃不饱肚子的“我饿”向由于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而导致不确定性的“我怕”转变。
江离认为不能停留于概念化的那个乡村,一定要融合个人的亲身的体验,如果没有从个人独到的体验节点上切入,你就写不出有震撼力的乡村诗歌。
小叔房村和群英村的距离
是一碗菜菩头汤和一碟萝卜干的距离
如果菜菩头汤是我的家乡
萝卜干就是我家乡的兄弟
无非一个在钱塘,一个在萧绍
无非一个年长点,一个晚生
同样在月光的盐中腌过
同样在梦里被潮声没过脚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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