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随园诗话》是清朝诗人、文学家袁枚的重要著作。他主张的“性灵说”在本书中得到充分阐发。在当时这部诗话即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郭沫若和钱钟书先生都对这部书给予极高评价，郭沫若还写了《读〈随园诗话〉札记》一书。对这部书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其对乾嘉学派的论述，受到文学界、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在考据之风盛行的清代，袁枚标举“性灵说”恰如一股春风，一扫当时文坛阴霾之气。在《随园诗话》里，作者的诗学思想得到全面深刻的阐述。我们在欣赏之余，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睿智和才华。
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诗歌要有灵性，要抒发真情实感，严禁矫揉造作，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再如，他主张“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要着”“作诗不可以无我”“平居有古人，下笔无古人”，就是说不囿于权威或古人论述，不盲从流俗，敢于力排众议，独抒己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自己的诗作千锤百炼，反复斟酌，仔细修改，不肯轻易示人。
▲ 袁枚画像
袁枚在《遣兴》一诗中写道：“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这首诗说明袁枚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与虔诚，对每首诗都要再三推敲反复斟酌后心里才踏实，就像一位少女初次妆扮，头发还没梳理整齐前绝不让别人瞧见。
有一次，他读了诗人蒋心余写的七绝《贺熊涤斋重赴琼林》后，指出诗中两处失实的内容，蒋心余当即承认自己为图快捷而草率成文，敦请袁枚作个榜样写首同题诗让他看看。袁枚当场不能运笔，迟滞半个月后才交卷。蒋心余认为诗写得不错，袁枚当即从纸篓中找出修改稿说：“我已经修改七遍了!”蒋心余感叹地说：“果然第七次胜过五六次的稿子！”袁枚就此事抒发感受道：“事从知悔方征学，诗到能迟转是才。”他不太赞成下笔千言立马可待的所谓“快”。
袁枚说：“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他认为这里面有个分寸问题，做到中庸很难。袁枚尤其不赞成妄改“少作”，他认为诗人方扶南青年时写的《周瑜墓》中“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很工稳，有意趣；中年时，又改作“大帝誓师江水绿，小乔卸甲晚妆红”，意境大不如前；晚年时又改作“小乔妆罢胭脂湿，大帝谋成翡翠通”更是文理不通，极其荒谬！由此事他认为“保存几句好诗，也是福分”。袁枚尤其不喜欢王安石乱改别人的诗。诗话中有一段专门举出许多王安石随心所欲删改别人诗句的例子，指出王安石使原诗句“活者死矣”“灵者笨矣”！
袁枚特别欣赏诗人的苦吟传神，他在诗话中收录了常州顾文炜的两联“苦吟”诗：“不知功到处，但觉诵来安”“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这两联诗也可以说是袁枚的自我写照。
袁枚认为修改诗歌的过程，就是点石成金的过程，死棋变活棋和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这些认识无疑都是正确的，对后人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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