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人名字中的车，最为世人熟知的当属苏洵《名二子说》，解释苏轼、苏辙名字的由来，以此告诫二子如何为人处世。
轼，亦作“式”。古时称车厢为舆，后面开口供人上车，四周有围栏挡板，横贯左右围栏上的木条为“轼”。它是车子上的一个配件，不像车轮、辐条、车厢于车本身那么重要，类似于今日之安全带。更多的时候是作行礼之用——凭轼，即乘车人对所遇应行礼之人事时，扶轼前瞻或俯视，表示恭敬。行轼礼时，车子要减速缓行或直接停下，其场合有很多：遇到悲哀之人事，如《礼记·檀弓下》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引发了“苛政猛于虎”的议论；过墓地或逢祭祀，如“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经过贤能者的住处，如《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礼贤下士，对儒门弟子子夏、段干木等人以师礼相待，“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遇到年长者，如“君子式黄发”；进入社区或村口，“入里必式”，《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西汉内史石庆醉归，到了自家社区门前没下车，直接进去了，“过宫门阙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的老父石奋知道后，绝食抗议……在这些场合，只有“兵车不式”，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兵车尚威猛，亦无推让，故不为式敬也”。苏洵为儿子取名“轼”，称“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是想让他安分守己、老实本分，不要显山露水、锋芒毕现。
与“轼”相比，“辄”就中庸得多，天下之车虽莫不循辄而行，但辄不会居功，而车翻马毙，也怪不得辄。若像辄一样性情平和，则可以“善处福祸之间”。正如苏洵所逆料，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恰如“轼”“辄”二字之寓意，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虽大出风头，却几进几出，差点丢了性命；一个老成持重，虽不像其兄那样“获柄用”，但自立而免祸。
其实，古时以辄为名的不在少数，但其意跟苏洵所言“车辙”毫不相干。古时，辄像轼一样，也是车子的一个部件——车厢左右挡板上端向外翻出的部分，形似车的耳朵，也称“輢”。春秋时期许多贵族便以“辄”为名，《说文解字》中解释“辄”便言：“《春秋传》曰，秦公子辄者，其耳下垂，故以为名。”另外还有卫公子辄、郑公子辄、鲁叔孙辄、鲁叔辄等，其中郑公子辄字子耳，叔孙辄字子张，叔辄字伯张，耳在外，状为张，名和字同义互训、相关联。
古车的左右挡板称“较”，因其左右各一，外翻，形似人首有两只耳朵，又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名字重耳的由来，因不见正史记载，令很多人费解，一是闹不清其读音，二是不明其意。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按照“帝王相”的观念推理，认为国君贵族都有异于常人的生理特征，如“双耳垂肩”“赤目”“双手过膝”“长髯六尺”等。《东周列国志》说“重耳骈胁重瞳，状貌伟异”，采用了“重瞳”说，即晋文公每只眼睛有俩瞳孔，曾经叫“重目”，不好听，改叫重耳；《幼学琼林》说“重耳骈胁，为霸晋之君”，采用了“骈胁”说，意思是他的肋骨长在一起，不像常人每根那么明显，其根据可能来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记载：重耳逃难到了曹国，曹共公出于好奇，欲偷窥重耳洗澡，“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重耳以此为羞辱，当了晋国国君后，发兵灭了曹国。还有人认为他的耳垂大，或是耳朵上长了一块赘肉，取耳大有福之意。
晋文公的名字与车文化有关。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跟人类社会的文明水平息息相关，在没有发明车的社会，如印第安人、澳洲土著、非洲某些部落等，一直处于原始社会。先秦时期，车作为重要的文明器物，有相当一套繁琐的礼制，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以很多贵族取名与车有关，是一种时尚。前文已述，与重耳类似的贵族名字还有很多，所以用车文化来解释晋文公之名，更具合理性。
重耳手下有位名将叫先轸（原轸），在城濮之战、崤之战中立奇功，他的名字也与车有关。因为，轸是车厢的底框。以轸为名的还有战国纵横家、策士陈轸（成语画蛇添足、卞庄刺虎等就是从他而来）、宋代陆游的高祖父陆轸等。
孔子的学生仲由（字子路），倒是与苏辙（字子由）的“辄”意思相同，前车之辄，后车由之，由和路相关联。孟子名轲，字子舆、子车，显然也与车有关。《说文解字》言“轲，接轴车也”，轲与舆都是车的构成部分。以轲为名的，还有著名刺客荆轲。另外，车辕前端的横木叫“衡”，以衡为名的如鲁公子衡、汉代张衡；用马拉车套在马颈上的皮套子叫“鞅”，以鞅为名的如秦商鞅、鲁叔鞅、晋范鞅（范献子）；人握辔行于道中称御，即驾驶车马，以御为名的如鲁御叔；齐国步叔乘，字子车等。
汉字之精深博大，造就了中华姓名文化的源远流长，仔细推敲，趣味充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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