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2020年为“女性主义元年”。
诚然，无论是在社交媒体还是影视综艺上，人们对性别平等、女性权益的讨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三十而已》引发了人们关注中年女性困境，《乘风破浪的姐姐》则高歌演艺圈女性“三十而骊”，《脱口秀大会》中杨笠犀利吐槽男性引发性别对立大讨论，丁真大火遭男性网友吐槽又为这团对立之火浇上了汽油。
杨笠在《脱口秀大会》
但现实又警醒我们，女性仍然身处歧视、暴力的困境。韩国N号房事件震惊全球，山东方女士因生不出孩子被虐待致死，还有那些维权难的性骚扰、关起门的家暴、发生在暗处的性侵，性别暴力就在我们身边。
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女性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弦子和她的朋友们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远比他们强大的势力，Metoo运动也在近几年热烈地开展着；孙雪梅创立“女童保护”项目，一坚持便是7年有余，让上百万名儿童获益；作家文珍则以平视的笔书写弱势群体的生活，持续为他们发声。
支持弦子的人在法庭前应援
弦子和她的朋友们一起战斗着
也许在3年前，人们只是将“弦子”这个名字与歌手联系到一起。而今天，尤其是12月2日第一次开庭后，网上搜索“弦子”，前两条起码有一条是本文主人公弦子与朱军的案件消息。
3年前的弦子如所有的北漂一样，为工作和生活奔波忙碌着。闲暇时她偶尔追追星，磕磕CP。遇到问题，她更喜欢去找父亲商讨。因为母亲总以命令说教的语气让她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但父亲则常以讲道理的方式告诉她怎么处理人际关系，解决学校、老师、同学之间的问题。她觉得父亲比母亲离社会更近。
弦子卧室墙壁
她有着所有年轻女孩有的快乐与忧愁，过着平静的北漂编剧生活，直到一次意外的曝光。
2018年7月25号，一位曾遭遇过性侵的姐姐在朋友圈讲述了自己的痛苦经历，并告诉所有女生：当你遭遇这些的时候，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
弦子看后大为震动。因为2014年弦子曾向她倾诉自己遭遇了性骚扰，姐姐当时讲了自己遭遇的性侵经历，并且还安慰她：“你看我现在找到了这么好的工作，你一定可以走出来。”但令弦子没想到的是，姐姐在遭遇性侵后整个人生其实已经被摧毁了，她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重建过程。
于是弦子也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希望能回应、安慰姐姐，但没想到的是，文章被流传到微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她的母亲在看到文章后，也马上请了假，从武汉赶到北京，十分紧张地让女儿不要再继续说这件事，怕有危险。弦子哭着与母亲争执：“这个社会有很多其他的女孩，她们遭遇了更严重的性别暴力，遇到更大的痛苦。如果你觉得那个事情可以发生在别人的女儿身上的话，这个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女儿身上。你不能抱怨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你女儿身上，大家要一起去努力，让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争执过后，母亲开始意识到“性别暴力”这个从未认真考虑的问题，她回想起自己曾经的单位有个朋友很漂亮，但因为一个流氓的诽谤，迫于压力最后不得不与那个流氓结婚，从那之后便过着痛苦的生活。母亲说其实他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事，但是对于他们那一辈人来说，从来没有“发声”这一选项。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事情很丢人，不能讲。
那天晚上，母女俩聊了许多从未聊过的关于性别话题的事，一些不理解的间隙也在相同的生命体验共鸣逐渐消失。
虽然获得了家人的支持，但弦子的维权过程仍旧十分艰难。她有许多次想要放弃。
2018年8月中旬，接受大量采访与曝光的她不断地被质疑，被他人质疑，也被自己质疑。
有人认为是否因为她平时爱漂亮、说话声音太嗲而引发了对方的举动。在一次接受男性提问者的采访中，他们甚至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探讨，她当时是否有做出让朱军误解的举动。
而她对自己的质疑，是因为无论是客观上讲，还是周边的人看来，她遭遇的事情与强暴等性侵害事件相比，较为“轻微”，她质疑是否是自己夸大了整件事，质疑举报这件事是否真的存在意义。
当她过了这一关，做好应对司法介入的准备后，维权仍然很难。
寻找证人是一大难处，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4年了，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同学都选择站出来支持，有的因为在海外，有的因为不想麻烦、没有时间。找公证的东西压力也很大，她的头发使劲掉。11月16日做完公证后，因为找律师遇到困难，弦子坐在出租车上也一直哭，她说自己有一瞬间就不想打了，觉得很痛苦。
遭到恐吓又是另一大难处。在网上引起讨论后，弦子也遭遇到网络上攻击和谩骂。她在微博私信中收到过一张自己被p成鬼脸的照片，吓得发抖。
而在取证过程中一次次回忆痛苦，接受他人的判断，更难。2019年1月，开完庭前会议后，弦子需要去医院做精神鉴定。对一个陌生的男医生说出自己的痛苦回忆，然后又被他下一个诊断，这让弦子痛苦万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伤痛，我后来大概哭了差不多整整两个月。”
有段时间哭也成为了弦子的常态。她白天哭，晚上继续去做准备，写要写的东西。“因为其实没有时间让你去消化伤痛的东西”。
弦子
但弦子坚持了下来。坚持下来的原因有很多：她的固执、朋友们的声援与支持、帮助到其他性别暴力受害者后的欣慰……
2018年8月16日，弦子用“弦子与她的朋友们”账号发布了第一条微博，图为该条动态评论
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她希望公共领域里面能够持续有关于性别暴力的讨论，希望讨论中有当事人发出来的声音。“有很多生命体验是你需要说出来大家才会知道的。”
现在的弦子还在做第一次庭审结束后的工作，尽管她曾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即使官司打赢，受害者也不是赢家，灯光落下后，留给她们的，是他人即使伸出援手也无法解决的，千疮百孔的生活。”但她仍在持续努力着，因为她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站出来，为了一个看起来很难在短期实现的目标去暴露自己的伤口，回忆不想回忆的事情，“它证明了，很多事情是有意义的”。
女童保护，不能等也不能停
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孙雪梅的职位头衔也随着资历的加深在不断地改变：京华时报社记者、凤凰网公益频道主编、凤凰网副总编辑。但作为一名公益人，她有个头衔一直没有变过，那便是“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发起人。
孙雪梅正在讲授“防性侵”课
2013年5月，海南曝光了一起校长带学生开房的案件，激起了很多记者在群里的讨论，当时身为京华时报的记者孙雪梅也是讨论者之一。在接下来的20天里，全国各地又相继曝光了7起女童被性侵事件。
很多人看到这类恶性事件后的反应是愤怒、声讨施暴者，再进一步的则是与朋友们讨论未来如何防止这类事情。
但曾做过社会新闻记者的孙雪梅想更进一步。她在不断与朋友们讨论如何保护女童，如何建立全国防范机制后，同年6月1日，她便与全国百名女记者联合多家媒体单位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并再看到又一起事件发生后，在朋友圈发出：女童保护，我们再也不能等了。
是什么让她比一般人更进了这一步？也许是曾经的社会新闻记者经历给她带来了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也许还因为她曾亲眼见过这类事件对她的影响太大：上小学时，她有一位朋友被他人以“过家家”为由猥亵。“那时候我觉得不好，但不知道怎么帮她。那场景太清晰了，现在都能完全想出来。”孙雪梅回忆道，而在事后，她的朋友并没有这件事告诉家长，事情就此无声无息地过去，但孙雪梅心里却一直过不去。
为了让这些场景不再发生，孙雪梅便一头扎进了“女童保护”项目中，这一做，便是7年有余。“女童保护”确定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路线，一边做基层的教育普及，一边做顶层的政策推动和制度完善。
为普及性教育以及儿童预防知识，项目没少遇到困难。
一部分困难是自身的。2013年国内在儿童防性侵这一块几乎空白，缺少专业的教材，缺乏专业的师资。因此团队只得一方面结合大量国外的材料与经验制作教案，并咨询了很多心理学和儿童性教育等领域专家的意见，不断在试讲中发现问题调整内容，近半年的时间里教案被反复修改了40多次；另一方面严格招募讲师。“女童保护”对讲师的要求非常高，百分制的考核必须90分以上才算合格，脱稿试讲之后才能给孩子上课。“孩子是一张白纸，你怎么讲，有可能会影响他们一辈子。”孙雪梅解释道。
另一部分困难则来自于外界。
我国对性教育的态度一直以来都很保守，群众对儿童的性别意识及性教育的态度则更是模糊。前不久才有某大型连锁火锅店在女厕内设置男童小便池奇闻，可想而知，7年前，女童保护项目开头并不会容易。2013年，团队去给孩子讲预防性侵的知识时，一些校长、家长都会抱着怀疑的态度，担心虽然是防性侵教育，但是带一个“性”字会不会把孩子教坏了？“性教育课程如果开展得太早的话，家长会有想法，很多家长对这个问题很避讳。” 上海一所公立小学的学生处副主任在解释为什么学校没有单独设立性教育课程时说道。
而好在孙雪梅团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一部分人对性教育的意识已经觉醒了，目前有大量的家长和学校主动邀请孙雪梅团队去授课。”但是还有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只是还在推进的过程中，如果说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过程太慢了，还需要更快一点。”
而除了项目问题，孙雪梅也曾因自身原因差点放弃。
项目还没成立几个月，孙雪梅便怀了孕。当时她的妊娠反应很强烈，一天要吐五六次。怀孕前四个月足足瘦了12斤。但当时项目只有孙雪梅一个讲师，她决心不能停下来，有一次她打车去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上课，培训新讲师，一下车就吐，吐完接着上课。孩子出生后，孙雪梅产后发胖，母乳不够，有轻度产后忧郁，“很焦虑也很愧疚，又有执念觉得必须给孩子吃母乳。因为这哭了好多次。”在那个时候，连其他人也看不下去了，劝她别把自己累垮了，先别做女童保护了。
孙雪梅怀孕时参加“女童保护”活动
但孙雪梅硬是扛下来了。
因她发现自己被需要。2013年11月8日记者节，孙雪梅去珠海给孩子们上课，课上完后，一个调皮的男孩子跑过来，主动和孙雪梅说：“我以前从没上过这种课，收获太大了！”孙雪梅感觉，孩子们可爱极了，置身于孩子们当中，她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被需要的。
还因她看到了一个父亲的哭泣。那个父亲在13岁的女儿第一次向他发出求救信号时，劈头盖脸骂了女儿一顿，之后女儿在学校再次遭到老师性侵。凤凰卫视曾把女孩的父亲和孙雪梅请到现场，回忆此事时那位父亲痛哭流涕。
如今，女童保护项目已进行了7年有余，全国有150多个团队、10万多名志愿者、3500多名讲师，在全国28个省份开展儿童防性侵课程，覆盖儿童超过160万人，覆盖家长40多万人。孙雪梅一开始只打算将推动教育部把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后，自己就放手。“结果越做，越往里深挖，你就会越发现，需要做的事情越多。”她说，“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老了还在做这个事情。”
她在书名中强调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文珍的身上有一些矛盾之处。
文珍
身为学霸的她，曾在高中拿过全年级的文理科双料第一。而在本科读完中山大学金融专业后，她考研又跨考到北大中文系学文学，并凭借文学作品收获了“老舍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等等。从这个层面来看，文珍应是个要强之人。
但她的小说，却经常关注弱者，而且这种关注并不是强者对弱者的俯视，而是一种平视的角度，有人评论她称：对人物的体恤像萧红。
她最新的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中便有着大量的弱者主人公：曾是留守儿童的大龄女青年小林，不被关心的残疾女孩依依，还有童年遭遇过暴力的“我”。这一切，都围绕着“留守儿童”的母题，而这或许也是因为，文珍曾经也经历过“留守的日子”。
文珍出生在湖南娄底，父母在她很小时候到了深圳工作，而她就被奶奶带着。那阵子她的成绩并不好，她唯一能获得安慰的便是阅读。好在父母在她十岁就把她接到了深圳，但“留守儿童”的这段经历，成为了她无法释怀的心结，同情和关注弱者也成为了她写作的基本底色。
除了要强的她总以平视的笔墨描写弱者的矛盾外，文珍还有一处矛盾，抑或说，态度的转变。
她曾经并不喜欢人们将她称为“女作家”。因为她曾亲身感受过写作领域的性别歧视。一位男小说家当着她的面说过：写小说是我们男人的活。“把所有女性写作者，都冠以‘女作家’的名头，就好像有一个职业专门就是女作家，而不是作家。你只配和其他女作家竞争，女小说家和女小说家竞争，女诗人和女诗人竞争。”文珍解释道，“在任何领域，当一个女性努力取得成就后开始强调其性别，都并不是非常友善的事。”
但她的最新小说集名则为“夜的女采摘员”。她的编辑曾认真地问过她，要强调“女”这个字吗？她答是的。因为她越来越发现，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她认识到如果一味抹掉差异，如现在的主流的文学视角：以一个男性的规范来要求所有的主人公。这其实是另一种性别歧视。
现在的文珍认为，强调女性视角或者强调女性主义的视角，并不是不合理的。 “我如实地说出一个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种种限制和另眼相待，感受到的在饭局、酒局上的不适应，以及各种对女性能力的质疑。” 对她来说，这也是责无旁贷的。
文珍现在可以很坦然地接受“女性写作者”这个身份，同时她也认为，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其实并不是一体的。很多女性作家其实仍没有很好的性别意识，她们完全按照男性的规范去书写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批评她、规范她。这其实是厌女症的典型症状。
文珍身上的矛盾塑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她，她也在不断融合矛盾的过程中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曾经，审视自己对于性别的看法。文珍将自己作为“夜的女采摘员”，采撷生活中的暗影以及转瞬即逝的情感与真实感受。她通过文学记录“弱”，为她们发声，亦为他们发声。
“我会很坚实地站在这个地方如实地说出我感受到的一切，如实地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把我们的生命体验记下来，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跟另外一个群体搭起互相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参考资料：
“听他说：我们这一年“女性篇（加直播链接）
《举报性骚扰之后》-人物
《关于Metoo》-刘瑜
《朱军性骚扰事件女当事人弦子被起诉后的80天：常接到恐吓电话》-时刻分析
《孙雪梅：可能我老了还在做女童保护》-张玲
《孙雪梅：做“女童保护”讲师为什么这么“麻烦”？》-孙雪梅
《孙雪梅：致力于女童保护的女主编》-遵义文明网
《文珍 以另一种生命形态的自由抵达坚固的美》-南方人物周刊
《我理解一切因为我是一切：夜晚，静默，世间的尘埃，微小的爱，城乡接合部的好女子》-恰恰
《【专访】作家文珍：小说应当如实地呈现各种人生可能抵达的困境》-界面文化
《文珍访谈：我不希望仅仅只被界定成“女作家”》-青年报·新青年周刊
《文珍:从幻灭到追求》-中国作家网
撰文 | 张露曦
编辑 | 任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