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笔亭
文｜侯德昌
“三笔亭”屹立在卫辉市政府新大楼前的广场上，已成为卫辉市一景。
启功馆长为碑亭题写“三笔亭”
中央文史研究馆有三位河南籍馆员秦岭云、卢光照和我，都是书画家，且都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汲县师专，这在全国并不多见。2001年初，河南的乡亲很希望我们能回到家乡举办画展，我一问二老，他们举双手赞成，秦老还为我们这次三人联展取名为“乡情画展”。2001年5月，由中央文史研究馆、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秦岭云、卢光照、侯德昌“乡情画展”在郑州开幕，我和秦老都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上，领导、画友、各界朋友都去捧场，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家乡人民的热切情谊。
“乡情画展”期间，秦岭云、侯德昌到家乡百泉参观。
期间，应汲县（今卫辉市）政府之邀，我和秦老一起回到我们俩的老家—卫辉、辉县探望。解放后，秦老曾去过河南两次均未回家,这次相隔62年重返故里，他情绪非常激动,回母校、看故居、寻祖坟。汲县师范学校同是我们的母校，学校陈列馆展陈着我们三个人的书画作品。校长说：“师生得知学校出了三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都感到很自豪。学校规划在校园内建立碑亭，一是表彰三位校友的艺术成就，二是激励和教育学生奋发进取。”然而，陪同我们的市领导说：“碑亭建在学校相对闭塞，广大群众看不到，要将此亭建在市政府新大楼前的广场上，使它成为卫辉一景，可供更多的人参观。”晚上，我们住在卫辉宾馆，谁知秦老的故居旧址就在宾馆的大院内,秦老高兴地说：“我还住在老家，只是更阔气了。”秦老在卫辉是单姓人家，父母去世后，故居破旧无人管理,解放后政府给他去信，他同意政府收管。2002年，由我书写的“秦岭云故居处”刻在一块大石头上，竖立在宾馆院内。第二天，大伙一同陪着秦老到郊外寻祖坟，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陪同者问秦老能否记得坟地周围大概标志，他指着一个大土包说：“可能就在那边。”陪同者告诉他那里现在是个兵营。秦老幽默地说：“回去吧，由部队看着更放心了。”下午，我们又一起到辉县百泉，这里也是能唤起他经常回忆的地方。柏树成荫的苏门山，镶嵌着历代名家墨迹的碑刻。乾隆的行宫、邵雍的祠堂、冯玉祥的冯泉亭、百泉湖中的清晖阁，秦老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地方，当日晚上，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同志要设宴款待，我们便匆匆地赶回省会郑州。
1999年，卢光照、侯德昌在一起。
回京后，我向卢光照先生介绍了整个画展情况，卢老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专门去卫辉落实修建碑亭的具体实施方案。一个学校有三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因此有人提议叫“三馆亭”。秦老听后觉得不妥，说不如叫“三笔亭”，取三个画家三支毛笔之意，并告知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启功先生。启老大力支持，欣然拿笔题名。消息传开后，又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响应，首都书画名家也纷纷撰写联语表示祝贺：93岁老人孙天牧撰联“妙笔三支留胜迹，雅亭一座壮文风”；黄苗子语“文采矜三笔，丹青放百花”；欧阳中石撰联“岭云光照德昌笔，卫水太行仁厚情”；张仃语“意飘云物外，诗寄画图中”。
侯德昌书法：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
“文革”之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特种工艺系，我被调入该系教山水课，专门从事国画与书法的教学与创作。从此，我和秦岭云、卢光照先生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为是老乡，又是校友，每次见面都倍感亲切，彼此都讲河南话，谈家乡事。他们的很多著作我都拜读过，他们的知识渊博、艺术造诣深厚，以及为人都令我非常敬佩。与卢老的首次见面，就感受到了他那直爽的性格、亲切的为人。卢老是汲县人，早年在汲县师范毕业后考入国立艺专学习，北平沦陷后返回汲县，后参加张自忠部队成为一名宣传员，曾经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张自忠殉国后，卢光照在四川省技艺专科学校、成都女中等教书。抗战胜利后，卢老回到北平在国立艺专、张家口师范教书。新中国成立后，卢老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直至退休。卢光照先生的绘画深得齐白石的亲传，齐白石曾为他题字“吾贤过我”，可谓得力弟子。齐派传人很多，大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唯独卢老在齐派艺术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自己的面貌。他用笔老辣，形象传神，意趣十足，同行中对他的大写意花鸟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卢老非常诙谐幽默，善开玩笑，生性乐观，他曾幽默地撰写“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老卢有个怪脾气，阎王请我也不去”的句子挂在自家墙壁上，以自励自己人老志不衰、笔耕不辍的奋斗精神。
孙天牧为“三笔亭”撰联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以俚语、俗谚、民歌、顺口溜为形式的题跋。如：《扇子图》中“小扇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不中不中。此豫人语也”；《蔬菜图》中：“科学大发展，四时都有菜；喜坏年迈人，摔掉老咸菜”；《辣椒白菜图》中：“红辣椒大白菜，食不完赶紧晒，来年春天是好菜”；《白菜番茄图》中：“家口愈小，只有二老，买菜宜少，多了吃不了。”语言朴实、直白，给人以大俗大雅之感。
秦岭云先生是汲县城里人，父亲是民间画工，秦老在汲县师专毕业后考入北平艺专，抗战时期经桂林、湖南到达重庆，曾任前中央陆军军校政治部干事，国立十五中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他和卢老两个人，在解放前虽不是在战场打仗，但都是在战乱社会中过着动荡惊恐的生活，流浪、失业，为了生计时而教书，时而随军做些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安定的工作和平静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从反右斗争开始，大批文人被整被管，他们又陷入沉闷的痛苦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大家心情舒畅，都非常感激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中央文史研究馆是敬老崇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地方，馆员们喜逢盛世，激情满怀，不顾年迈体弱，积极参加馆里的活动。秦老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声望很高，又是美术组组长，许多事情都离不开他。他能文善画，热心公益事业。筹办展览，编辑书刊，忙个不停，积极组织馆务活动，对文史研究馆工作贡献很大。1993年，香港四位银行家出资一亿港元，成立了何梁何利基金会，支持内地搞科学研究。为了感谢四位银行家，请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书画家作画相赠。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钓鱼台设宴款待馆员画家，席间聊天，秦岭云择机反映文史馆机关办公用房紧张，馆员画家连作画的地方都没有的问题。朱镕基总理当即表示支持建房，并答应他出面拉赞助。事隔不久，便批了两千万元，文史馆现在的新楼就是这样盖起来的。里面三层作为大画室，并制作了可升降的画板，供馆员画家使用。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国务院参事室原来是合署办公，用的是有百年历史的老荷兰大使馆建筑，已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新楼宽敞明亮，朱镕基总理批专款修馆舍，已传为馆里人经常谈论的佳话。
黄苗子为“三笔亭”撰联
我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由秦老推荐介绍的。1998年，曾有人动员我准备申请馆员的材料。当时，我正忙于为中南海作画，任务紧迫，因此，材料一拖再拖，一直没有送去。一次在北京市的大型活动今上遇到秦老，一见面，他就开口道：“德昌呀，文史馆的大门向你敞开着呢！”我说：“马上，马上！”我回去很快准备了申请材料送上，后经国务院1998年9月8日研究决定，聘任我和其他8位同志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此前，馆员平均年龄81岁，我们进去后，平均年龄变成77岁了，那年我66岁，算是馆员中的少壮派。
在文史馆的工作活动中，我和秦老经常一起交谈，话题也很多，比如他不断问起家乡过去的老事，问起家乡现在卫河的情况，我说由于河水已干枯，卫河现在都变成庄稼地了，又常问及他记忆中的汲师、百泉、水竹村等等。1953年我考入汲师，当时汲县中学有三位俄罗斯籍教师，因为没有见过白人，我们听说后专门去看，学生们也都很好奇。那时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俄语是外语必修课。提起此事，秦老说：“俄国沙皇推翻后，有一支武装队伍跑到中国境内，当时军阀混战无人干涉，他们先后归顺过东北军和孙殿英部，后来还是溃散。但大部分人去了东北中苏边境城市，只有少数人滞留在内地。汲县中学的俄罗斯籍教师就是这样留下来的。”聊天之余，秦老还谈到卫辉当年的辉煌，有纱厂、有铁路及德国医院，更有历史悠久的汲县师范，那里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我国著名的水彩画家李剑晨就曾在汲师任教，他又是秦老的老师。
欧阳中石为“三笔亭”撰联
我出生在和卫辉毗邻的辉县孟庄，家境贫寒，父母均未上过学。我很小就开始干农活，父亲希望家里出个识字的人。在割草打柴之余，父亲教我他仅认识的几个方块字，并教我童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他会念不会写，就请别人写好贴在墙上。黄苗子先生在为我的《篆书艺术》一书写的前言中说他儿时也曾读过，不知作者是谁。此后村里请来教书先生，在庙里上课，关帝老爷坐像在上，我们在支着木条板上读《百家姓》、《三字经》，好像关帝神在旁听着监督着。一年后，因时局动乱而学习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邻村成立了正式的小学，我又入学复读，仍然是半耕半读，农忙放假、闲时上学，所以说我是先耕后学，在各班级上我都是年龄最大的。后来又到辉县城里读中学，每个月扛着60斤小米交到食堂，算作伙食费。住在学校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学习，当时也不觉得辛苦，反而颇感高兴。
李铎为“三笔亭”撰联
中学毕业后，因家里无钱，不能继续供应，所以也就不让升学了，像我这样的贫困学生班级里很多。大伙听说郑州铁路中学上学管饭，将来又能直接当工人（大多同学都梦想将来能当工人，可以挣钱养家），所以都去报考，结果报名人数过多，都落榜而返。回家后不久，我接到被汲县师范学校录取的通知，当时很不高兴，但很无奈。来到汲县师范学校后，不少同学情绪不稳，不愿做教师，有的还公开说：家有二斗粮，不做小孩王。有的学生还将校徽倒挂着。同级分三个班，我是后十二班，班主任曹润苍，性格温柔，教学有耐心，又听说他是美术老师，我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在师范学校的三年里，曹老师在美术方面给我的指导很多，我受益匪浅。据说曹老师在上海受过美术教育，画素描，画水彩，注重造型和写生，把西画的科学方法引进过来。我在此之前喜欢图画，看到什么画什么，中小学时经常办板报、办画刊，图画课都是满分。入汲师前，我不懂油画、水彩、素描，在曹老师的指导下，我系统地学习了这些美术基础知识，为后来的考学打下了基础。家里人知道我快要毕业了，能去学校教书了，几辈子的农耕家庭都盼着我能快些拿到工资，贴补家用，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高兴的事。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国家突然又有新政策出台，因本届大学生招生来源不够，要求一律参加高考，不再分配工作，但只限报考师范专业，而且是新乡师院，也没有美术专业。同学们为此欣喜若狂，高兴得都跳了起来，唯独我的情绪非常沉闷、低落，不愿意参加高考。当年自己梦想考北京美院，但当时跨专业需由省高招办批准，经与曹老师商量，曹老师很支持我。他说：“经过努力如不能实现，过了高考后就可以参加工作了。”那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一组照片，有陶瓷、雕刻等等，我看了很受启发，便携作品到河南驻新乡高招办申请。高招办的那人听了我的申请，又看了我的作品，欣然同意。拿着准考信我如获至宝，于是将准考信和作品及时寄出。一周后，我收到准考证，便按期进京赴试。当时我只有两元钱，那时汲县到北京的火车票是12元。曹润苍老师说：“我给你12元路费。”他见我实在不好意思，又说：“考上了很光荣，值得庆幸。考不上没关系，工作以后挣钱再还我。”就这样我如期到北京参加了考试。半月后，收到录取通知书，是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美术专业，曹老师为我很是高兴。此事既成事实，不得不告诉父亲，父亲无奈地说面对现实吧！母亲准备棉衣棉被，父亲筹借路费，我才得以按期入学。大学五年期间，我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校时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最后留校任教。
张海为“三笔亭”撰联
这一段经历，是我人生的关键转折点，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曹润苍老师的启蒙教育与帮助，感谢我的母校—汲县师范学校的培养，同时也非常感谢卫辉市为我们三位汲师校友建立的“三笔亭”。如今，卢光照、秦岭云二老已先后驾鹤西去，每当回忆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以及二老给予我的引领和厚爱，就会从内心深处生出一丝丝感激之情。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