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津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界，陈子善先生的大名，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1978年开始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子善先生先后编选了郁达夫文集，周作人的集外文，以及梁实秋、台静农、叶公超、黎烈文、张爱玲、周越然、邵洵美、林以亮、桑简流、董桥、陈之藩等等众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时至今日，子善先生在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张爱玲等作家文献史料研究方面，在《新月》、《论语》等重要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方面，都有着极大建树。其在国内外出版学术著作近百部，他的研究学术成果被转载次数之多、引用频率之高、报道数量之大皆位列研究界前茅。
陈子善先生
子善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研究，被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他被公认为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一流专家。
就是这样一位著作等身、学术成果卓著的大学者，却有着异乎寻常的谦虚。子善先生常说自己：
“不是一个做大学问的人，不能提出大的理论建构，在宏观研究上缺乏兴趣，只能在微观研究上探索”，
“宏观研究方面的饱学之士多的是，不缺我一个，而微观研究反而少有人肯做，那我就不妨来尝试一下，”
“长年累月地下死功夫，多少总会有所斩获。”
正因“长年累月下死功夫”，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发掘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作家的佚稿、佚信、佚文，寻找着“通行的文学史著之遗落作”。他以这种方式，以他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开始还原中国现当代“一些作家、作品的原貌”；以“另一种展现文学丰富性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从细微处开始重塑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正所谓“集腋成裘，功在文苑。”
子善老师曾谈及自己的研究，“不是正经的学术论文，大都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自信是有点学术的。最起码，它们是我的研究心得。他们发掘了一些重要作家的佚文，考订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史实，解决或部分解决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悬案或疑案。说得学术一点，他们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微观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一些实例。”
但正是这些“研究心得”其影响及意义同样不可小觑。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2018年第四期授予陈子善《版本新考》2017年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时所给与的评价那样：
论文以鲁迅《呐喊》初版，再版和三版为研究对象，考证了这部小说集最初三个版本的印数，及其与周氏兄弟失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和“乌合丛书”的关系，并从这一新的角度力图窥鲁迅当时的心态，不仅填补了《呐喊》版本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有助于学界进入历史精微的细部和作家的心态史，也在版本考证中呈现了可资借镜的方法论意义，对打破初版本神话有精妙的启迪性，从而也为更完备的建构现代文学版本学提供了一个宝贵而精彩的个案。
鲁迅
我很早就听说过子善先生的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相见。直至2017年8月6日，我才偶然结识这位大学者。那天，陈先生受邀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文学讲座，讲座的题目是《鲁迅出版经过新探》。我之前并不知道陈先生会来馆做讲座，真是错过了一场精彩的文学盛宴。
《鲁迅出版经过新探》后来以《版本新考》为名，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但就是这篇论文，后来却让子善先生大呼其“晚节不保”。原来，陈老师常戏称自己的论文从未得过任何奖，眼看即将70岁荣休，这纯洁的记录本来保全有望，结果这篇文章却在2017年年底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评为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子善先生非常痛惜自己“折”在了北京。
8月6日上午，我在办公室照常看书、写文章。突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好友小崔的电话，我忙接听，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有件事想麻烦我一下，不知一会儿能否开车和他一起送陈子善先生到北京南站？小崔说，陈先生要赶2点多的高铁回上海。他怕打车会有问题。小崔是我的好友，他开口肯定是遇见难处了。我说没问题呀，再说我很想结识一下陈子善老师。听我这么说，小崔便热情地邀请我中午和陈先生一起在食堂吃个便饭。
这机会太难得了，能与这位学术大师见面，实在是我的荣幸。
中午12点，我准时来到餐厅。此时，小崔、傅光明老师和陈子善先生已坐在餐厅。我忙走上前，向他们分别打招呼。子善先生有些清瘦，对人很和善，看上去完全没有架子，给人感觉很舒服。
在餐叙中，我和小崔主要陪吃，光明老师则负责和子善先生天南海北地聊天。他们的话题既有文坛掌故，又有漫游欧洲的往事。子善先生很幽默，也很爱笑，常常讲到什么有趣的事，他就会发出爽朗的笑声。听得出来，子善先生对欧洲古典音乐十分感兴趣。他每到欧洲，必会到那些古典音乐的老店买一些黑胶片来听。陈先生知识非常广博，听他聊天实在是种享受。
因为要赶高铁，那顿饭陈先生吃得并不长。很快，我们便驱车前往北京南站。刚坐上车，子善先生就非常客气地感谢我这位“壮丁司机”。我笑着对他说：“陈老师，今天能当您的司机是我的荣幸。您的大名我早已是如雷贯耳，就是没机会见面。我自己平时也做一些馆藏史料研究，我很喜欢看您的文章，常让我受益匪浅。”
“慕先生过奖了，我们可以互相切磋。文学馆有那么多宝贝，你们这些守宝人看到的几乎都是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足够你们研究很多年。
但研究史料是一个细活，有时还是一个别人看来的脏活、累活，年轻人要想有所发展一定要有吃苦精神，要能坐得住、吃得苦、我们是在故纸堆中找宝贝。”坐在后排的子善先生颇有感触地跟我讲。
“是的，陈老师。做史料研究，首先要受得了几十年的尘与土。”我很同意子善先生的观点。
这时，坐在副驾的小崔适时地向陈老师推荐了我：“陈老师，我这位同事一直在做馆藏师陀资料研究工作，最近他就有了一个大的发现。”
听到这，子善先生来了兴致，他忙问：“慕先生，你最有什么新发现？我很愿闻其详。”
“陈老师，如果不耽误您的休息时间，我真的很想跟您谈谈我的一些史料发现。是这样的，今年5月，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一部无名手稿。这部手稿用蓝黑色钢笔书写在‘开明B20×20’的稿纸上。该稿没有文章标题，没有落款时间和作者署名。从章节上看，只有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这明显是一部残稿。
通过阅读，我发现这四章每一章都很完整，而且内容连贯、情节衔接顺畅，结构合理，应属一部作品。第十章讲述了‘杜渊若、胡天雄、李文多等被国民党当局关进监狱后，在狱中斗争的相关情况。’第十一章则讲述了‘杜兰若如何在家中接待连夜从乡下赶来的董瑞莲（弟弟杜渊若女友）的母亲董太太，及杜兰若、董太太在医院看到已经死去的董瑞莲的相关场景。’第十二章讲述了‘杜渊若等学生被当局无罪释放后或回家或回学校，而此时姐姐杜兰若则陪着董太太为死去的瑞莲发丧，以及在将瑞莲运回农村下葬时董太太的悲伤举动。’第十三章在仅有的两页手稿中讲述了‘杜渊若回到家中，与保姆李妈谈论家中这几天情况。’
在该手稿第10章第1页右上角和第11章第1页右上角，我看到作者分别写有的那两句话结尾各有一个“焚”、一个“芦”，合起来正好是‘芦焚’。‘芦焚’，我推测应该是作者的名字。我就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芦焚’是作者师陀最早的一个笔名。在翻阅《师陀全集》时，我看到《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中有两篇名为《争斗》和《雪原》的小说，这两篇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就有在这4章手稿中的杜渊若、胡天雄、李文多、杜兰若、瑞莲、瑞莲的母亲董太太、保姆李妈等故事人物。”
《师陀全集续编》
“慕先生，没想到你对这些资料这么清楚，到现在都还能记得。”子善老师突然插话道，“你继续讲，希望没打断你。”
我笑了笑，简单地理了一下思路，便继续讲述：“通过该手稿与《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中的《争斗》、《雪原》内容对比，我发现：除手稿第十章与《争斗》第9章在内容上几乎一致外，手稿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在《争斗》《雪原》中都未出现。
《雪原》是一部已被证明完整发表了的作品，而《争斗》却是一部只发表到第9章的未完稿。其中手稿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中分别提到的‘瑞莲的死’、‘杜渊若被捕后出狱’、‘瑞莲的母亲董太太进城’等情节，在小说《雪原》中几乎或完全没有体现，但在《争斗》的前几章都有所提示或铺垫。
这4章手稿，我认为应是紧随《争斗》第九章之后，为小说《争斗》的结尾部分。它们起到了结束《争斗》、开启《雪原》的作用。
我猜测这应该是师陀在创作《争斗》时，不知为什么遗漏下的手稿。但因为师陀先生晚年一直说这部小说自己确实没有创作完成，这也导致后来的研究者一致认为《争斗》是师陀未创作完成的小说。但根据我所看到的这四章手稿，《争斗》应是一部当年就已创作完成的完整稿。”
我是边开车边讲述，子善老师则是边坐车边饶有兴致地听我说。我啰啰嗦嗦讲了一大堆，坐在后排的子善老师没有任何烦躁。最后，他很认可我的这个史料发现，“慕先生，你的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师陀先生一直是被现当代文学史忽视的一个作家，美国的夏志清先生对他却有较高评价。我八十年代认识这位老人。从你的发掘来看，这确实很奇怪，命名已经已经创作完成的稿子，竟然没有发表，这确实说不过去。你这次的发现，刚好能弥补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一个作家的一个空白，而且这个空白还是有些大的空白。”
“谢谢您，陈老师。有您这样的鼓励，我想我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本人对研究文学史料很有兴趣，虽然这个工作看似有些枯燥，但钻进去之后，我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满足。我们馆有70多万件的馆藏资料，这些足够我研究一生的了。”
子善先生对我的这个“研究史料的快乐与满足”观点表示赞同，他谈到自己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过八年。那八年，对他的史料研究来说，其实至关重要，他称之为“八年抗战”。
“那时候，我的心态十分平静，能够集中精力，不被打扰地埋头在旧报刊中。常常一看就是一天。”
子善先生所说，研究者要在研究史料时“心态平静”、“集中精力”，我很有感触。研究者只有有了这种精神，才可能在面朝历史的过去时，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披沙拣金”。同时，做史料学问的人在面对史料时，还要具备一种紧迫感，一种使命感，要有担心“那些资料不去看就会消失的”的压力。否则，有些东西老是出不来也不行。
在大家简单地沉默后，陈老师笑着问我：“慕先生，那你做完这个史料研究后，下一部打算做什么？”
面对陈老师的提问，我稍微思考了一下，
“陈老师，我想我还是会主要以师陀研究为主。师陀先生晚年把他大部分资料都捐赠给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些珍贵资料其实对于研究师陀极有帮助。正如您刚才所说，夏志清先生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对师陀先生有过较高评价，而且他认为师陀先生的长篇小说《结婚》‘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是罕有其匹的’，同时巴金先生也认为师陀是‘难得的文章家’，卞之琳也称师陀是‘天生的小说家’。这样一位作家一直被人忽视，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很想好好看看他的作品，专心做一些有关他的研究工作。我们馆藏中有很多他的无名稿，我很想把它们都尽可能地整理出来。《争斗》残稿就是这样出来的，我觉得还有一些宝贝可以挖掘出来。我希望自己能为这位作家在文学史多留下一些作品。
在文学馆工作，岁月悠长，我有充足的时间做研究，而且现在的领导也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我很想能做出些成绩来。”
子善先生对我的这个计划表示一定的赞许，“文学馆确实是个宝库，你们要好好珍惜。做史料研究，我一直认为：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研究完，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史料工作者慢慢发掘。更何况那些目前没有被列为经典作家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世界更为广阔。史料研究工作，大有可为呀！”
时间总是那么短暂，不知不觉，北京南站已在眼前。可我好像还有许多话没说。许多问题没来得及问呢。眼看时间不多，我赶紧向子善先生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他人脉广，很多老作家或者家属他都可能有联系。
“陈老师，有件事我想麻烦您一下。”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会尽力。”子善先生爽快地回答了我。
“我很想能联系上师陀先生的家属，我知道师陀先生的夫人还在上海，儿子在美国纽约。我想如果以后有可能，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授权书，同意我做馆藏师陀先生资料的研究，如果佚稿能再次发掘出来，我很希望他们能同意我馆以合适的方式出版。
如果没有家属授权，有些研究即使做完了，在发表上还是会有问题。您也知道，现在大家都很重视知识产权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在这方面都相对严格的要求。”
听我说完，子善先生想了想，“我回去给你查查，因为我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联系。我可以帮你问问。对了，小慕，以后你有合适的稿子也可以给我们《现代中文学刊》，我们这个刊物对史料研究的稿子很重视，希望你以后多支持我们刊物，我们稿费不高，你别介意。”
听子善先生这么说，我简直太受宠若惊，连忙谢道：“一定，一定。我一定会好好写，等有了合适的稿子，我会请您审阅。”
很快，我们抵达北京南站。因子善先生赶时间，我们便直接开上二楼。车停好后，在入口处，我和小崔与子善先生握手告别。子善先生握着我，鼓励我：“你史料研究的路子是对的，继续走下去，一定会有成绩的。”
这是我唯一一次与子善老师见面。他的鼓励，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一眨眼，两年过去了，我一直还在努力地做着自己喜欢的馆藏史料研究工作。
在小崔的帮助下，我和子善先生很快便有了微信及邮件往来。子善先生有时会问我有没有新作，如果有，可以发给他看看。我一直觉得自己写得文章还是不太好，一直不敢拿出来给子善先生审阅。直到
去年，我终于把两篇自己认为写得还不错的文章发给了子善老师。一篇是有关新发现的师陀六页散文手稿，另一篇是有关周作人先生的佚信。
很快，子善老师审阅后，觉得两篇文章整体不错，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以修改。但他认为瑕不掩瑜，可以发表。我没想到，这样一位大师会对我这样一位新人的文章如此认真地审阅，并给予肯定。
当我认真地修改完文章并再次发送后，子善先生很快便在微信中告诉我：
文章可用，请耐心等候。
2019年第6期（总第63期）《现代中文学刊》刊发了我的《新发现的六页师陀散文》一文。2019年是子善先生编辑《现代中文学刊》的第十个年头，而且就在这一年，《现代中文学刊》顺利进入C刊系列。C刊的重要性，对文学研究者而言不言自明，多少人想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我这样一个新兵能有如此的荣幸，真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激动之情。我从内心非常感谢子善先生对我的提携与关照，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研究之路。
也许我一生都做不出多大的成绩，但如果我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添上一块小砖，加上一块小瓦，我想我便已非常知足了。
我看过一篇有关子善先生的文章，文中说子善先生常常告诫年轻研究者一句话：
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可能产生第一流的成果。
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来。
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我想我会一辈子“老老实实”地去做史料研究工作。即使这项在别人看来，是一件“脏活”、“累活”、“苦活”，但我却在这种“脏”与“累”中，“苦中作乐”，因为它能让我感到快乐与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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