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暨文学院教授、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视听传播专业委员会主任。首届视听传播艺术发展新年论坛召集人。
王教授认为：回顾过往，特别是过去的一年，中国电视剧创作在美学趋向上取得了很多进展，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大历史观凸显社会正义感，通过百年来党和国家历史变迁历程确证今天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正义性。历史正义得到了美学化的宣示，这就是电视艺术的力量。
以下为王一川教授在本届新年论坛的主题发言：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中国电视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快速进步的年份。在新年之际总结过去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观察、思考、探索2022年新的发展趋向。个人感觉有几个方面需要予以重点关注。
一、大历史观与历史正义宣示
这里的大历史观，是指近年电视剧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题旨时所运用的“长时段”和多重矛盾之间辩证统一的历史视野。
大家知道如果用50年、60年、70年、80年等视野，都不如以100年整体视野去回看而来得全面、清晰、厚重和深邃。有了大历史观这种深邃眼光的洞察，电视艺术家们就能够在自己新的作品中灌注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也能够把小的事情、小的细节放到宏大视野上去重新衡量，从而让它们显示出过去所未曾发掘的新意义来。
《觉醒年代》的成功，就是得益于站在建党百年宏阔历史视野上回看当年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如此，一本小小的《新青年》杂志，三大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运动等等，才能一下子凸显它们的重大的历史价值，让观众能够从中获取新的感知。像《理想照耀中国》以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复兴时期4个阶段40组人物的感人事迹组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序列。还有《光荣与梦想》重点叙述百年来党的历史上叙述较少的故事段落或者故事的侧面，对它们加以深描，凸显它们的深厚意味。其中特别是第18集，叙述陈毅在艰苦的封锁环境下吟诗，瞿秋白临刑前潇洒地说“此地甚好”，方志敏在监禁中抒发《可爱的中国》的深厚感情，这些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三位文化人的现代文化品格和风范。他们的故事其实就是要给古典“斯文”已经衰败的现代中国重新建设一种革命“斯文”或现代“斯文”，从而凸显出一种现代革命历史的正义呼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合理的现代传承者、现代更新者和现代创造者。这种现代革命历史正义的审美化宣示效果的取得，应当是过去多年探索的一次集束式呈现，是大历史观引导下的一种新的电视剧美学建树。
这种大历史观的作用在哪里？它有什么好处？它就是能够把建党百年以来很多历史事件、历史建树、历史细节放到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去看，让它凸显它的历史新纪元的价值，重新认识到那些伟大的先驱者的作用，更加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就是历史的正义的宣示。
看了这些百年视野下的作品，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印象：通过大历史观凸显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历史正义的价值，而且把它颇为专业地宣布重建起来，通过审美化形象加以宣示，所以具有显著的意义。
二、艺术典型化再构型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典型”从外国引进中国100周年。鲁迅在当年创造《呐喊》小说集的过程中，发现了“典型”这个概念，并把它翻译、引进到汉语里来，成为现代文学批评的新术语。随后，现代理论家们、批评家们从不同角度对它加以理解和阐释，使之逐步成为20世纪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低谷后，在过去这几年，特别是去年，中国电视艺术中涌现出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双男主就是突出的典型形象，还有毛泽东、鲁迅、蔡元培、胡适、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蔡元培的作用表现得很突出，没有他就没有当年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百家争鸣风气，让各种学派相互共存，它们之间虽然可以吵架，但都共存于北大、共同形成培育大学生的学术氛围，至于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则交由历史老人去评说。还有胡适，当年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他的作为。还有辜鸿铭，虽然是个守旧派，但是电视剧中他的观点表达全部都是依据他的书里的论述，将其一字一句再演讲出来。从这个实例可见，在国家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反传统的一面，同时又显示出卫传统的或传统更生的一面。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用新眼光去回看古典传统在今天的现代性价值。
48集电视剧《功勋》从功勋人物中精选出八位典型予以叙述，由《能文能武李延年》、《无名英雄于敏》、《默默无闻张富清》、《黄旭华的深潜》、《申纪兰的提案》、《孙家栋的天路》、《屠呦呦的礼物》和《袁隆平的梦》等八单元故事组成，每个单元都注重这些人物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特别注意形塑他们的平静生活流中的戏剧性和故事性、平凡中的非凡品质、集体主义中的个性特征、现实主义精神中的理想主义光芒等，从而在艺术典型化再构型方面同样确立了典范。
三、地缘内生力与地缘美学密码
在过去这一两年，电视剧艺术创作美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创新就在于地缘内生力与地缘美学密码的发掘。中华大地每个省份、每座城市都有它们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文化习俗。这些特殊的地理环境生长出自身的特定生命力。地缘内生力就是植根于当地民众地缘生存方式内部的生存欲望或生命活力。地缘美学密码则是缘于特定地理环境而生长的隐秘的美学符号系统，如特定地理环境中生长和运用的日常言行、乡间谚语、民间传说、民俗风尚等，它们都可能蕴藏着那个地方的人们生命中的特殊意义或独特价值。
这些年来，响应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国传统基因等号召，电视艺术家们着力发掘中国大地上生活的人民的地缘生活气息和地缘美学密码，有力地推动了电视剧的艺术创造。《山海情》、《装台》、《经山历海》等电视剧的成功就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着力挖掘人物性格中蕴含的地缘内生力和地缘美学密码，从而在地缘式典型化道路上迈出了有力的步伐。
《山海情》中的马家和李家的命运轨迹及其心灵史，深植于黄土高原六盘山麓地缘深层，展现了独特的地缘内生力量。随着下面两股地缘文化力量的交融，即福建式宽阔胸襟和开放精神与宁夏式故土难离和相濡以沫情怀之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一种新的创造性火花被点燃。再有一个，涌泉村李姓人家把四处逃荒要饭、流离失所而无人收留的马姓难民收留下来后，李马两家结成了一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家族联盟，留下了长期共存共生的无法割断的共同家族记忆。这些在《山海情》里都有淋漓尽致的展示。
《装台》中，西安“城中村”的独特的地缘文化培育了刁顺子、刁菊花、蔡素芬等地缘式人物形象。《经山历海》中的吴小蒿携带齐文化故地的地缘美学密码，带有管子学派经世济民思想传统的影响，从而也体现了独特的地缘文化魅力。
四、细节深描
细节深描，是指非同一般地注重细节的细密而深刻的描绘，由此而深挖其中的历史蕴含。
《觉醒年代》中蔡元培“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的细节正是其中之一。当时做《新青年》杂志越来越火的陈独秀不愿意去那时还有些糟糕的北大，当时的北大是“官二代”、“公子哥”虚度光阴、胡乱混功名的地方，自从蔡元培入主了北大，北大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高深学问养成的所在，才变成后来我们熟知的北大。这些细节刻画都精彩动人。鲁迅写《狂人日记》的过程及《新青年》编辑部同仁们集体朗诵《狂人日记》片段的场面，相信这些场面在当时没有真实发生过，但是编导们以神来之笔虚构了这样的细节和场面，效果特别好，有力凸显出“五四”的狂飙突进式精神特质。此前本来没有鲁迅其人，他叫周树人。在周树人写完《狂人日记》后还没落款时，钱玄同说你的作品应该有署名，周树人想了一下，大笔一挥写下“鲁迅”两个字，于是，现代中国文坛的伟大人物鲁迅的名字就赫然问世了。这些深描的细节确实具有强劲的表现力。
五、设置青年代入感
很多青年网友很喜欢《觉醒年代》，给予它yyds即“永远的神”的礼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一种重要的青年代入感，也就是产生了让青年观众自动地进入剧中情节和人物心灵世界中、与他们真诚地对话、坦率地交流和热烈地共情的美学效果。特别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赵世炎等青年形象，他们主持工读互助社的活动，拉近了和当代青年人的距离，让他们有意识地去想象百年前的青年们是如何走上救国救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道路的，我们今天的青年应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从心底里发出了yyds的礼赞。这样，《觉醒年代》通过设置青年代入感而在青年观众的艺术接受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召唤作用。
《山海情》也是一样，下一代青年的呼声成了所有人都同意搬迁到闽宁镇的扭转乾坤的最后的力量。马得福的妹妹马德花在村委会广播里声泪俱下地发出搬迁的呼喊，最终感动了李家本来极倔强的老一辈，从而才促成全体村民整体搬迁的成功。这样的人物及其情节设计都有利于代入青年观众的感情和愿景。
六、心学现实主义
去年还有一部电视剧叫《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作品好就好在通过叙述四位外省女青年在北京异乡职场漂泊的故事，最后主要通过乔夕辰的选择而展现出回到中国古典“心学”传统轨道的趋势，也就是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将当代主人公的生存奋斗与古典心学传统联系起来，形成心学现实主义的一次生动建构。剧中情节提到：北京为什么好，是因为这儿够大、够包容。她们的故事终究要告诉观众，无论你身在故乡还是他乡，只要你心安就好。这就让人想到苏东坡的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里的话：“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定在哪里，那里就是故乡。心不安定，即便是返回故乡也如身在异乡一样动荡不宁。心的安定，包括自我的主见和自律，善良之心和关怀之心的涵养，特别是人格的自我提升和完善等，才是真正的人生归宿处。她们即使不懂王阳明及其“心学”体系，不知道他的“在心上用功”五字人生秘诀，但能够通过自己的人生奋斗轨迹，真切而深入地体会到，并且传达给观众。
结语：
回顾过往，特别是过去的一年，中国电视剧创作在美学趋向上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而其中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一条就是，以大历史观凸显中国现代历史的正义性，通过百年来党和国家历史变迁历程确证今天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历史正义性和合法性。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历史正义性在这些电视剧作品中得到了美学化的宣示，而这也鲜明地标志着中国电视剧民族美学范式获得了一种新的定型。这就是电视艺术的力量，也是视听传播艺术的力量。这些力量巩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增强了全体国民走向未来的信心。
当然，以更高标准去衡量，特别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所需要的“文艺大师”和“文艺高峰”等高标准去衡量，中国电视剧创作整体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像《觉醒年代》、《装台》和《山海情》等优质电视剧还太少，从而亟待奋力改进和稳步提升。例如，上面说的大历史观如何同个人对人生和历史的深入体验及个性化表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艺术典型刻画如何真正实现个性特征的独特性、生命的斑斓色彩、历史力量的深厚意蕴及人类共同价值等之间的密切交融？地缘内生力和地缘美学密码如何水乳交融地化合于中华文化整体的普遍性价值系统之中？而中华文化整体的普遍性价值系统又如何同更宽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这些无疑都是留给新的年份中国电视剧创作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