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天无
继“草根性”之后，诗人李少君提出“心学”的诗学概念。心学构成他的评论集《诗歌维新：新时代之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21年版）的核心，也是他近一年来诗评的理论支点。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诗学反思与建构，体现出诗人立志于从西方现代诗学向中国传统诗学的复归，并与新时代精神相融会，以探索百年中国新诗的内在超越之路。
新旧世纪之交国民教育素质的提高和文学教育的普及，互联网的跳跃式发展和网民人数的激增，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相继涌现，“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的文学景观，是草根性提出的现实语境。“草根性写作”“草根诗人”业已成为描述、诠释新世纪诗歌的特质，常被引用、讨论的概念。按照李少君的看法，草根性有四个维度，即针对全球化强调本土性、针对西方化强调传统、针对观念写作强调经验感受、针对公共化强调个人性（李少君、吴投文《百年新诗，其命维新》）。草根性写作是指立足于个人经验、有血有肉的生命冲动、个人地域背景与生存环境，具有传统之根的写作。它所强调的个人性与传统性，已蕴含心学观的萌芽。只不过，草根性对应于新世纪诗歌的命名，关注的是自由、自发、自然、自觉的写作状态，赞赏的是诗在走向大众、深入民间中所表现的无拘无束、生动活泼的写作状态，是向下的接地气、得灵气。心学则呼应于新时代诗歌的建构，是对新诗“当代性”的拓展；它倡导的是，诗人在个体生命精神趋向圆满与丰沛中达至的诗艺的超拔，以获得他人的共鸣与共情。
何谓心学？李少君认为，诗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凝聚情感，用心写作，其过程类似修心，最终领悟意义，创造境界，得以在其中安心，亦能安慰他人；诗的本质是“感受、学习并领悟世界的方式”，心通天地万物，亦可心心相通，以心传心（《我的心、情、意》）。心学说让人感受到浓郁、亲切的中国哲学与诗学的气息，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是浑融的也是清晰的。它包含以下几个值得重视与思考的维度。
首先是主情的传统，将情视为诗的枢纽，诗的生发点与归宿地。心学亦可称为情学。李少君说，艺术就是“情感的形式”或“有形式的情感”，而诗是最佳也最精粹的一种情感方式（《我的心、情、意》）。言志说、缘情说在中国诗学中源远流长，是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当今读者诗歌接受心理中最基础的部分。顾随先生说：“一切文学的创作皆是‘心的探讨’。……吾国文学中缺少‘生的色彩’。生可分为生命和生活二者，吾国文学缺少活的表现、力的表现。”（《驼庵诗话》）英美意象派诗歌鼻祖庞德认为诗是“情感的方程式”。李少君将情感作为诗人最重要的才能之一，认为“‘情’是诗歌的初心、诗歌的根基，没有‘情’就写不出来，一定要有深情”（《百年新诗，其命维新》）；“诗歌精神性的匮乏首先是因为情感的匮乏，情感浓度不够，不足以打动他人。情感匮乏是时代普遍性问题，冷漠是某些现代人的标配表情”（《精神守恒论》）。主情说将新诗重新纳入中国诗学传统，再度审视。他说的也许是常识，但常识之为常识，因其中有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次是心、情、志的辩证统一，相生相融。李少君援引古典文献，现代哲人钱穆、冯友兰、李泽厚关于心之内涵的界定，将心学与情学视为一体两面，并与诗人、诗歌之志关联一体，这使他的心学观具有辩证统一的哲学意味。按照钱穆先生的意见，心是一切官能的总指挥总开关，用心观看、用心倾听、用心感悟等日常用语已证实这一点。文学艺术家，尤其是诗人，是在天地万物中敞开所有官能，又因敏感于四季轮回、时移世易而以诗抒情；情感中蕴含有志。“诗言志”之“志”的含义，历来多有考据、辨析，朱自清先生著有《诗言志辨》的长文。李少君吸收了“情志一体”“志思一体”的观点，更偏重于“志”之“思”（意义），认为诗最终要创造一个“有情的意义世界”，“情是个人性的，志就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情是个人发动，志就有指向，有针对性，需要对象，需要协调，需要方向，还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诗言志”新论》）心学——情学——志思的理路的演绎，是为了将诗与精神——时代精神——相绾结：诗既是诗人一己之情志的抒发，也映射诗人所处的时代精神。当诗人个体生命精神达到充沛、活跃之时，其一己之情感便能接近“去我”或“无我”的境界，感他人之感，感时代之感。这就是陈世骧先生所言：“一切真正成功的抒情诗看似抒一己之情，而实则乃是抒了全人类亘贯古今之情。”（《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顾随先生所言：“中国后世少伟大作品，便因小我色彩过重，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出发点是小我、小己，而发展到最高便是替全民族、全人类说话了。”（《驼庵诗话》）浦江清先生所言：“诗说人情，最好的诗乃是说人人欲说的情，不限于个人的经验。……凡于文学家诗人，就是深刻地体验人生的滋味的人。”（《诗词的情与理》）
再次是赋予境界（情境）说以新的内涵。李少君强调诗作为“有情有义”的艺术世界的重要性，是为了避免当代诗重蹈无病呻吟、自娱自乐的覆辙，但并未忽视语言形式对于情义的定形与完形作用。境界是他从中国诗学中摄取的，将诗人主体生命与诗歌修辞方式贯通、交融的基座。“境，乃心物相击的产物，凝神观照所得。其实质就是人与物一体化。”（《何谓诗意？》）境界说不仅打通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且在李少君看来，它包含个体性与主体性，也包含公民性与人民性问题，因此被纳入新时代诗歌精神的建构中：“新时代诗歌，应该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里面本身就包含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建立于个体和民族基础上，但又超越了具体的个人和民族。”（《21世纪与新时代诗歌》）归根结底，境界说是对中国诗学“诗人合一”论的向往与重塑。
最后是个人的历史视域。与学院内批评家、文学史家相比，李少君的诗论由于糅合个人创作体验而更具感性，也更具冲击力。作为一位资深编辑，他熟悉新诗及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以“视域融合”闻名于世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运用，拥有视域意味着正确理解的可能性：“一个根本没有视域的人，就是一个不能充分登高望远的人，从而就是过高估价近在咫尺的东西的人。反之，‘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去观看。”（《真理与方法》上卷）心学的提出，旨在沟通“过去”（传统诗歌）与“现在”（百年新诗进程中的新时代诗歌），拥有历史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少君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当代诗歌分为三阶段，一是向外学习的朦胧诗时期，翻译诗盛行；二是向内寻找传统的寻根文学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三是草根性时期，向下挖掘的阶段。第四阶段尚在形成，可名之为新时代诗歌时期。他认为这一阶段“将确立真正的现代美学标准，呈现独特而又典范的现代美学形象，从而建构现代的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精神价值，安慰人心”（《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新时代需要新的诗歌精神，这既是对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论断的具体化，也是期望新诗在百年历程之后，更多地从本土的文化与诗学传统中吸收养分，也不拒绝与西方诗学传统的交流对话。
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李少君历数中国诗人与中华民族“母亲河”之一的长江的不解之缘。从其发源地到入海口，历朝历代诗人在临江的城市、自然景观中生活、任职、游历、交友，长歌短吟，留下无数璀璨诗篇。“长江是一条中国诗歌的长河，长江也以其壮丽宏阔呈现中国诗歌的精神。”（《长江与中国诗歌精神》）新时代诗歌并非对新世纪诗歌命名的简单替换，是面对新诗的不同视域的转换。新时代诗人要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扎根大地，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卓然而立的才情，创造出新的诗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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