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三十六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我和先瑞相伴走过了54个春秋，转眼他离开我已有13年了。相伴历风雨，分离多相思，先瑞走了十几年，我觉得他一直伴随在我的身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我的脑海中不时闪烁，挥之不去。
王彦与陈先瑞合影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我们这些为共和国流过血流过汗的人格外高兴。我于1938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亲眼目睹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英勇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建设成今天欣欣向荣、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我为伟大的祖国骄傲，为能为国家做点贡献而自豪。当年，我作为一个意气风发的学生，受老师任耕严影响，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当时我的家乡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大规模的屠杀，怀着一颗爱国的心，我和两名同学一同到了陕北，这里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我们到达延安的第一天便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我清楚记得当时毛主席穿着补丁衣服和草鞋，打着绑腿在一次大会上讲话，我们站在一旁听着讲话，心情十分兴奋。在延安的日子，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回首当年，大家一起开荒，打窑洞，自己打草鞋，穿补丁衣服，虽然很艰苦，但非常充实快乐。真是一段流金般的岁月。193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我被延安女大工作组派往警备四团驻地鄜县。在这里我和陈先瑞同志相识了，先瑞是警备四团团长。一开始，我对他不太了解，但他是团首长，我很尊重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忠厚、刚正、嫉恶如仇。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他向我表白的方式是将其他女同志向他求爱的信拿给我看，如此坦诚的同志，一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我被他的作法深深的感动了，不同时代人们表达爱意有不同的方式，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钻戒”、没有“烛光晚餐”。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依然觉得我们的爱情是最纯真浪漫的。我们的婚礼是在鄜县的天主教堂举行的，没有神父，只是一个空房子，当时我们穿的是一身军装，在宋景华政委的主持下，婚礼虽然很简单，但很热闹，气氛非常融洽。
我和先瑞同志结婚后总是聚少离多，因为是战争年代，大家都有自己的革命工作，婚后不久他就离开延安转战大江南北，我也在组织安排下回到女大，四处做宣传工作。有一点我们在观念上是一致的，我们都给了对方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彼此都牵挂着对方。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和初衷是一致的，只要是能为广大的劳苦大众做点事，个人的事情一律服从组织。
先瑞同志刚直不阿，从来不阿谀奉承。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他实事求是，从不盲目随从。记得有一次，一位老领导谈工作时，不问原因，无端地向先瑞大发雷霆。先瑞同志很坚持原则，平静地对老领导说：“我之所以参加革命是为了为广大人民群众做点事，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迎合上级。”然后拂袖而去。没想到这位老领导日后竟向他赔礼道歉，对他人说，先瑞同志不唯上，讲原则，是个难得的好同志。自此，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了。我们共产党人是襟怀坦白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先瑞很相似，先瑞常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人太原则，不圆滑，看谁敢和你交往。”我反击说：“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说完，我们相视而笑。相处时间长了，我们对彼此的脾气、性格了解得更深，相处得更融洽了。
1953 年与夫人王彦合影
先瑞他们这一代的老同志大多是放牛娃出身，家境贫困，很多都没读过书，参加革命后，在党组织培养下，在毛泽东指挥下南征北战，成为共和国开国名将。他们战功卓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和知识能力。先瑞同志学习方面异常努力，早期刻苦学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军事著作，后期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特别是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深深地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完成党交给的重任。凭着一腔热血和执着，他的理论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他走后，我翻阅了他的大量笔记本，从他的工作和学习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严谨的治学和治军之道，看到他成长的足迹。
在生活上，先瑞同志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对子女、亲属、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定期召开家庭会议是我们家的光荣传统，这是先瑞创造的，也是他培养孩子们的一个方法。他教育孩子们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搞特殊化。我的孩子同所有人民群众的孩子一样，穿补丁衣服，同吃同住。我们家都知道他常说的一句话：“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自己更是以身作则。
有一次，家中的窗帘因使用多年已破旧，工作人员提出是否让营房部门换一套新的，先瑞说：“生活上的事情不要向组织开口，我看缝补一下再挂三年没问题。”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不仅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而且注重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
先瑞同志一生淡泊名利，关心同志从不宣扬个人。红军时期，他指挥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边区斗争，在陕南老区，多次受到围剿，在反围剿中不断成长，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从开始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令国民党闻风丧胆，蒋介石曾用一万大洋悬赏他的人头。先瑞被毛泽东赞誉为：“红军的陕南王。”每当大家谈到他在陕南的传奇故事时，他总是说：“我只是人民军队的普通一兵，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是战争中的幸存者，真正值得歌颂的是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今天的辉煌。”言诤诤、情切切，令人感怀。
他对老区人民感情很深，离休后仍发挥余热，多次到陕南老区扶贫，每次都是轻车简行，不声张，不扰民，以一个老战士的身份深入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体现了共产党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观念。军区党史部门多次要为他撰写回忆录，都被他婉言拒绝了，直到最后病重期间在一些老同志的说服下，他才开始回忆，通过当面口述，个人录音，并提供了过去工作的一些资料，由他人帮他整理出版。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谈及个人，更多的侧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和对革命烈士的讴歌，尤其是对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的怀念。
先瑞同志热爱生活，兴趣广泛。革命战争年代戎马倥偬，没有时间享乐生活，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经常深入部队，深入生活，与官兵同乐。在我们家的老照片中，有不少先瑞同志和基层战士、民兵一起打乒乓球、打篮球等娱乐活动的留影。每年过节他组织全家和工作人员一起会餐，逢重大节日如八一、春节还组织大家跳舞、唱歌。晚年他被所在的总政治部服务处推选为老干部党支部书记。他完全不像八十岁的老人，像年轻人一样为大家服务，为各大军区来京的老同志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在他的领导下服务处建了养鱼场，搞起了生产，解决了当时粮食和给养供给不足的问题，当服务处给老同志分农副产品时，他作为组织者，不但一点不多分，反而更多想到的是困难群众。
解放战争时期与夫人王彦合影
我和先瑞同志从1942年结婚到1996年他去世，共经历了54个春秋，用现在的话说是“金婚”，由解放前的聚少离多到后来的相濡以沫，我和他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此期间我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战火和硝烟却对我们的感情起了升华作用，我们的50多年更多的是工作上的相互支持，生活上的相互照顾。先瑞同志爱吃虾，我们都是工薪族，但我每周仍安排给他做两次虾。他作为大军区的领导，回到家后全无大将军的威势：对子女既是慈父又是严师，对我则是负责任的丈夫。
1996年的一天，他突感风寒，在家中小花园陪我赏花，对我说：“王彦啊，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陪你赏花。”我心中一酸说：“老陈，这不像你啊，只不过是一次小感冒而已，你平时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到哪儿去了？”他平静地说：“我能感到这次和以往不一样。”果然，他住院后就没有再回来。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我的子女们工作再忙，也要轮流值班照顾爸爸。我更是全天24小时陪在他身边，伴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光，那段时光虽然短暂，却很温馨。这期间，先瑞同志曾多次给全家人做思想工作：“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不可抗拒，要以乐观的态度来对待。”有一次他和秘书单独谈话，让我回避一下，我知道他是在安排自己的后事，怕我在场过度悲伤。他嘱咐秘书丧事从简，并立下亲笔遗嘱：
“五个子女要和睦相处，由两个儿子忠民和爱民过来陪妈妈居住，好好照顾妈妈，仅有的财产由妈妈王彦支配。”并嘱咐秘书尽可能将工作人员好好安排一下，走向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
去年清明节，孙儿征征代表全家去安徽老家为爷爷扫墓，当时，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我在北京听到这一情况后，感到是老天爷为老陈悼念，思潮奔涌，随作诗一首:
清明时节雨纷纷，
苍天流泪祭忠魂。
泪水洒在田间里，
五谷丰登人欢欣。
【作者：王彦】
陈先瑞
陈先瑞（1914-1996）安徽金寨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红75师营政治委员，鄂陕游击总部司令员，红74师师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15师留守处主任，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长，警备第一旅副旅长，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豫中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第3旅旅长，中原军区第15旅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是第十一届侯补中央委员。
王彦
王彦，汉族，（1920-2016）
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贾市庄镇。1938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彦在抗日战争时期分配至藁县妇女部任宣传部长，后进入延安抗大女生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调查团组长，陕甘宁边区延安柳林区区委宣传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太行军区武安县二区区委委员，陕南军区陕南公学生活指导处副主任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南军区妇联会妇委兼宣传部长、陕西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军校组织科副科长等。195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国家轻工业部建筑总公司干部科科长；建工部金属局、机械局人事处处长；建工部综合勘察院组织部部长兼人事室主任；建工部地质公司人事处长；北京市纺织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4年退出工作岗位，1982年正局级离休，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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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张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