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儿童文学的写作者，偶尔要描写孩子感到无助的时刻。我一度沉迷于浪漫主义的巨幅油画，像《美杜莎之筏》和《希奥岛的屠杀》，为表现历史的沉痛感与冲击力，试着渲染氛围，写亭子间里飘来油煎带鱼的腥味，绿豆汤压不下暑气，班长被母亲絮叨着，要向班上的劲敌学习站队。也写过雪天，女孩迈着小脚，在废弃的皇家园林里拾荒，被烧焦的鹿骨头绊了个踉跄。直到观赏了17世纪西班牙画家牟利罗的作品，才意识到，童年的磨难有更隽永的表达方式。
他画过老奶奶给小孙儿抓虱子，同时代的荷兰画家也爱这类题材：披着镶貂斗篷的贵妇，或是小康家庭的少妇为孩子梳头，细细翻检，慈母严谨，幼儿天真，其乐融融。牟利罗的画面更大，剧情和人情也更丰富。男孩鼓着腮帮，大口嚼着面包。一只小狗把前爪搭在小主人的大腿上，充满渴望地盯着剩下的面包。男孩警惕地乜着狗，护起了食，把口粮紧紧搂在胸前，想来是饿怕了，不然，哪会对可爱的小动物那么冷血？
小房子里隐隐的饥饿，在流浪儿身上一览无余。牟利罗笔下的街头顽童，总与瓜果为伴，进行沉浸式吃播。他们满足于大口的甘甜，敞着怀，破裤子遮不住膝盖，任由热烈的阳光贴上肌肤。当地物产丰沛，孩子的身体能得到基本的养分，但他们的心灵呢？画家本人也在担忧，他画男孩们早早开始耍钱，还学会了出老千，依旧不忍心苛责，只是把问题留给了观众。激越的描绘令人共情，一些看似温情的，却诱人步步深入，陷入沉思。
不得不服气，艺术家关心儿童的生存和发展，要早于作家和社会学家。19世纪，有识之士把孩子的成长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兴建儿童医院、福利学校，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在英格兰的西北乡村，有位威尔逊先生办了一所半公益的女子学校，女孩们学习文学、地理、历史、音乐、缝纫等科目，长大能成为教师，安身立命，福泽后人。威尔逊事必躬亲，兼任学校的理事、财务和秘书，但管理的本质在于知人善用，一旦被琐碎缠住，就难以把握大方向。他采购的食品优质而丰富，厨子却邋遢懒惰，水缸积满污垢，烧煳的粥里漂着杂物，校舍中弥漫着腐臭肥肉的气味。女孩吃不下饭，日益虚弱，染上流行病死去，其中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姐姐。勃朗特在《简·爱》里把威尔逊写成了恶魔：克扣学生的生活费，还经常用恐怖故事吓唬孩子。小说走红了，威尔逊却在舆论压力下辞职，郁郁而终。
为他抱憾的同时，还是觉得热忱、有眼界的女性更适合统筹社会工作，她们会挖掘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羞于开口，孩童又后知后觉的。不久前，观摩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宋庆龄与孩子们》，讲述初创儿艺的一段往事。服装设计很用心，宋庆龄莅临剧院指导时，穿着秋香色的缎子旗袍，外搭黑色天鹅绒的外套，蕾丝滚边精致又不失庄重，还带点童趣，更显慈母气质。史料中的宋庆龄优雅时尚，思维活跃，为了救助流浪儿童，想到跨界联名，成立了“三毛乐园会”，借三毛漫画的影响力募集善款。剧中，她鼓励孩子们演绎三毛的故事，他们是从街头被收养的，倾情演出，能唤醒观众对贫困儿童的保护欲。
有个名叫猫儿眼的小机灵鬼一登台，我就认出了是演员潘瑶瑶，她主演过我的作品《小熊包子》改编的儿童剧，肢体语言活灵活现。戏里，导演让新来的孩子转一圈，看看身段，猫儿眼没有老实照办，而是单脚倏地一转，还反过来要求导演也转一个。他从小流落在浦江码头上，很仗义，遇到从苏北逃荒过来的孩子，还变身老大哥，照顾新成员。这样的孩子，接受生活照顾、文化教育和思想启蒙，能在苦难中开出希望之花。（戴萦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