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
1927至1949年间，共产党革命的地缘政治中心发生了两次重大转移，先从南方转至西北，再从西北转至东北，导致其军事战略发生相应的变化，并给国共双方的竞争带来不同结局。当其活跃范围主要局限于中南部各省和西北地区时，共产党军队具有鲜明的乡村特色，不仅因为其士兵几乎全部是农民，而且其给养也主要依靠农村根据地，这又进一步导致其军队建设以动员民众为主，武器装备低劣，以及在对敌作战时以防御为主。只有在1946年将其地缘政治中心移至东北后，中共军队在规模和质量方面才迅速改观。东北的农业生产率人均水平远高于全国，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比其他地区更为发达；正是在东北战场上，共产党军队第一次能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军事战略也由防御转变为进攻，并最终在大规模决战中打败对手。不用说，苏联在二战结束时占领东北以及从这一地区撤出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援助，对中共成功控制东北，并在军事战略和敌我力量对比上发生根本转变，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公平地说，蒋介石对东北的战略重要性并非不明白；他甚至愿意放弃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以换取苏联承诺及时撤出东北，并把该地区移交给他的部队。但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在长江下游地区，这意味着他必须优先考虑周边地区的防守；他对防守东北一直举棋不定，这不仅是因为它与其经济和政治中心相距遥远，运输足够的士兵前往该地区，从苏军手中正式接管东北三省，对国民党军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还因为共产党军队无视中苏协议进入了该地区，其速度之快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江苏北部、华北和东北的各条战线对共产党军队发动了全面进攻，以为只要“八个月到十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的武力（ZMGX，1：258）。然而，由于缺乏一个清晰而周密的战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指挥官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应该优先考虑东北还是关内的军事行动，或是应该将战略重点从南方转移到北方抑或相反（汪朝光2005：100）。相形之下，共产党的策略是清晰且明智的：他们优先考虑控制东北；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很快就把战略重点改为消灭华东的国民党军队，然后回师北方，消灭平津地区以及华北和西北各省的敌军残部。因此，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在华东部署重大战役毫无准备，而且他在这场战役中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大体上是一场灾难。
美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变化，也加剧了蒋介石的军事失败。正如苏军的占领和援助，曾对共产党在东北取胜起过关键作用一样，美国也为国民党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例如，仅在1946年上半年，美国就提供给国民党政府13.3亿美元的援助（Department of State 1972：48）。1948年4月，美国还批准了一个法案，为国民政府提供4.6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Department of State 1967：389）。但是美国的援助是有条件的。例如，在1946年初，美国军队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条件是蒋介石接受马歇尔将军的调解，与共产党妥协，并威胁蒋介石，如果拒不接受调解的话，将停止运送军队或出售武器（JJSR：4/22/1946，8/30/1946）。后来，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加上政府腐败严重，令美国观察家感到失望，美国政府拒绝了南京的多次援助请求，甚至暂停实施上面提到的1948年法案，导致1949上半年运往中国的物资急剧减少，加速了国统区通货膨胀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认同与士气
然而，比国共双方各自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优劣更具决定意义的，是这两支力量在其自身建设上的反差。如前一章所述，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蒋介石将各路地方势力纳入其政府，但从未成功地将他的影响力真正扩大到这些地方实力派控制的省份。对于非黄埔毕业的将领或非嫡系的地方部队，蒋一直视为异己的杂牌力量，只可加以利用并在对敌作战中消耗掉，却从来不予信任（LZR：608—609，660，665—666）。1937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所引发的民族危机，曾使蒋介石得以在整个抗战时期动员这些地方势力，并因此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其影响力也在抗战结束日本投降时达到顶峰。但蒋介石与地方竞争对手的分歧，在内战期间很快重新浮出水面，并随着蒋介石屡遭败绩、嫡系部队大大削弱而进一步恶化。和抗战之前一样，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势力内部对蒋介石领导权的最大挑战，仍来自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因此，蒋介石一面在1948年6月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军政长官，以阻止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共产党军队南下，一面借刘邓之手，削弱白崇禧的部队。因为预料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会被共产党消灭，而桂系集团将取代蒋介石重新崛起，白崇禧后来拒绝了蒋介石在1948年12月要求他出兵华东参加淮海战役的命令。果不其然，在国民党淮海战役惨败后，拥有30多万士兵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呼吁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迫使蒋介石在1949年1月下台，李宗仁随后出任代总统。不过，蒋介石从来没有放弃他对政府和军队的实际控制，而他自己的部队与白崇禧指挥的部队间缺乏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民党在长江沿线的防守失败及共产党快速占领华南。
同样致命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低落，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国民党在东北和华东的战事中失利后，更是如此。1949年1月，已赢得三大战役的中共领导人预计，在占领南京、武汉和西安等主要城市前，还会打几场大仗，并计划到当年冬天，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华中、华东和西北的九个省份。然而，令他们吃惊的是，到当年年底，共产党军队没费太大力气，便占领了这些城市，且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占领了除西藏外几乎所有大陆省份。国民党在这一过程中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到处都在发生叛变。整个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中发生了近500起有组织的叛变，涉及153个整编师、1000多名高级指挥官和177万名士兵（蔡惠霖、孙维吼1987，1：1）。长春和北平几乎未发生重大战斗即落入共产党手中。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或撤离战场时，国民党军各师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协调。蒋介石对部下在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中的表现大为失望，抱怨道：“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转引自汪朝光2005：103）他在1949年底回顾国民党内战失败时承认：“我们这次失败，是本身而不是敌人打倒的。”（JGSX，23：133）他在1949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很好地总结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JJSR：12/31/1949）
相较于国民党军政系统的整合失败，军队上下人心涣散，中共的最大优势正是其“全面集中主义”（total centralism），即通过组织清理和意识形态的重建，不仅使整个党政军机构达到高度的统一集中，建立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地位，而且通过土改和对乡村民众的动员，也使其组织力量渗透到社会底层，进而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建立了一个统一集中的财政收支管理体制和后勤供应系统。
具体而言，共产党超越国民党之处，首在其于1940年代初便已实现了高度政治统一。毛泽东通过多种手段，巩固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而在1942年9月实行了党对军队的“一元化领导”，即把分散在全国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军事单位，透过中央机关和各分局，置于党的最高层控制之下（ZGZY，13：426—436）。1945年6月，中共决定在部队中重建各级委员会。内战爆发后，中共所有部队分编为若干“野战军”，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每次作战时，每个野战军都要建立一个“前线委员会”，在两个或多个军队联合作战时须建立一个“总前委”。这两类委员会都要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张驭涛等1991：4）。自1948年1月始，中共进一步实行“报告和请示”制度，以遏制战争期间加剧的“无组织无政府”倾向；中共各地方局书记须按例每两个月向中共中央和主席报告该区的军事和所有其他事务；各野战军总指挥须每月向军事委员会报告战争结果、伤亡情况和部队实力，并每两个月报告一次军队的整体状况（MXJ，4：1264—1266，1332—1333）。上述措施确保了中共领导对野战军的指挥及协调作战，同时也未妨碍野战军指挥官的主动权。事实上，毛泽东一再鼓励这些指挥官在紧急情况下自己做出有利的决定，而不必事事都向上请示。
不仅野战军的指挥官们一致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士兵们的士气也很高。内战之初，中共在提高士气方面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大部分战士是在抗战时期出于爱国热忱而参军的。因此，在抗战结束后，特别是国共两党和谈持续了几个月后，战士中退役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想法越来越普遍。果然，内战爆发时，很多人都不愿意认真地打这场仗，坚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观念，从战场上逃走的也不在少数。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战士是从被俘的国民党军队转变来的，他们在加入共产党军队后仍有纪律松散、斗殴、抢劫等恶习。[插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从1947年冬到1948年夏，在战士中广泛进行“诉苦”活动，以培养他们的政治忠诚。在会上发言的人都经过精心挑选，控诉他们在参军前的艰辛生活，特别是地主恶霸的压榨和欺凌。这些诉苦往往还辅以同一主题的戏剧演出。据称，这些发言和表演如此感人，以至会议经常以全场战士放声大哭而结束，战士们纷纷发誓要顽强战斗，结束万恶的“旧社会”，把人民救出“苦海”（张永2010：76）。这些“诉苦”会议被认为是提高战士对共产党的认同并激发其对国民党仇恨的最有效方式。另一个措施是所谓“三查”，即调查士兵的阶级地位、活动和士气。这样做有几个目的：通过观察这些士兵对土改和地主的态度，来检验他们对党是否忠诚；通过搜查奸细，特别是伪装成普通战俘加入解放军的前国民党军官，以防止叛变和阴谋破坏；同时抑制各级军官的腐败现象，并促进官兵平等。所有这些措施据称使得士兵们遵守军纪且士气高昂（汪朝光2005：104）。
财政制度
国民党和共产党如何在财政上供养各自的公职人员和维持自己的军队，对决定内战结局所起的作用，跟地缘格局和政治认同一样重要。国民党政府有两项主要的财务负担：供养不断扩大的公务员队伍，以及满足快速增加的军费需求。关于1945年之前国民政府的公务员规模，并无可靠的数据留存。不过，193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南京中央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多达46266人。据估计，全国省级政府的公职人员规模可能会是十倍以上，即大约50万人（李里峰2004：103）。如果以每个县平均300名公务员计算，全国1800多个县（谭其骧1991：70—71）可能有54万名公务员。那么，在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公务员总数可达100万人左右。虽然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所控制的地盘大为减少，公务员规模也因此萎缩，但在日本投降之前，可能至少有50万人。但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被日伪军占领的各省市，其公务员规模迅速扩大。至1947年，中央、省、市级公务员总数已达678472人（包括政府官员、职员、军官、警察和其他行政、司法、执法、国防各部门的所有职员）（何家伟2009：146）。如果算上县级及以下的公薪人员，其总规模可能高达120万至130万人。如果公务员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各级公立学校的教师和职员以及靠政府工资生活的所有雇员，其总人数将大大超过1100万人（何家伟、骆军2011：42）。
在1945年后的几年间，供养规模不断扩大的公务员队伍对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行政费用从1944年占政府总支出的18.10%（何家伟2009：147）增加到1946年的28.5%和1947年的29.7%（张公权、杨志信1986：127），其中很大部分用于支付薪水。国民政府开支的大头当然是军费，1946年占总开支近60%，1947年占55%，而1948年的前七个月占69%（杨荫溥1985：173）。这两项开支推动国民政府收支差额迅速上升，导致了严重的财政赤字，1945年赤字占总支出的47%，1946年占62%，1947年占68%（张公权、杨志信1986：244）。滥发纸币成为国民政府抵消赤字最方便的手段，但这反过来又引发了通货膨胀；从1946年1月到1948年7月，物价上涨了157万倍，而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物价又上涨了112490倍（同上：243）。
这种融资方式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例如，在抗战前，作为社会上最受尊重的群体，大学教师的薪金（每月200—600元）通常是普通工人（每月10—20元）的二十倍以上，使他们可以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但由于通货膨胀，到抗战结束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已不断恶化，不及抗战前的十分之一。内战爆发后，物价飞涨很快导致学校教师和公务员以及所有工薪阶层陷入困境，只能勉强糊口。他们中很多人负债累累，忍饥挨饿，有些甚至自杀（慈鸿飞1994；王印焕2005）。公务员腐败猖獗，这是他们在物质奇缺时代维持生存的必然选择；军官克扣兵饷，中饱私囊，挫伤了部队士气。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公众的反政府情绪。蒋介石1948年11月在其日记中承认，“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诋毁污蔑，无所不至。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他很苦恼，因为这样的“造谣中伤”“不意今竟深入党政军干部之中”，其破坏力之大，“实较任何武器尤厉”（JJSR：11/5/1948）。
共产党的财政制度在几个方面不同于国民党政权。首先，其干部队伍相对较少，在内战前夕只有约20万到30万人，仅为国民党政府公务员规模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插图]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干部都没有工资；他们靠所谓的“供给制”供养，按级别为干部及家属免费提供不同数量和种类的食物、住房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从而使他们可以免受国统区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生存危机。供给制并未给共产党中央政权造成财政负担，因为它是分散的；中共控制下的各根据地负责供养自己的干部，且给养标准根据当地财政状况随时调整，往往在供应物资匮乏时更具平均主义色彩，而在供应相对充足时则有上下有别。这种分散供给制在大多数时候搞平均主义，有效地保障了共产党军队的生存，保持干部队伍的士气高昂，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他们中的腐败问题。朱德因此在1948年底共产党革命即将成功时，做了这样评价：“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伙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转引自杨奎松2007：116）
共产党为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的方式也不同。国民党军队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其预算已因通货膨胀和腐败猖獗而难以执行。与之不同的是，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是将其各地部队分散筹资与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相结合的方法。分散筹资是地方部队在根据地之外打仗或建立新根据地，或在没有中央资金供给的地方维持自己的主要方法。在这些情况下，军队供养自己并补充战斗力，主要是通过从战败的敌人手中缴获武器和给养，没收富裕家庭的财产，或者向普通居民征税。随着根据地的稳定和扩大，特别是在共产党发起了部署数十万军队并涉及数省的大规模决定性战役时，集中规划成了为作战部队提供大量人力、武器和给养的必要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共产党再次采用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自下而上的传统方法，即动员数百万农民提供人力和给养，通过农民参军入伍、参与后勤服务并提供军队所需的粮食，大大减少了中央政权的支出。另一个措施是中共政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新获得的集中规划能力，通过统筹管理工业生产、利用金融杠杆以及从市场采购资源，以确保军队在战时获得及时和充分的武器和物资供应。淮海战役中，中共军队的主要指挥官粟裕（1907—1984）便曾这样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LSJZ：587）
综上所述，共产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取胜，是其在地缘环境、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方面共同突破、交相作用的结果。地缘上，不仅日本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建国障碍已经被彻底扫除，而且苏联的介入也使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根本变化。苏方对中共的援助使后者能够迅速渗透并最终占领东北，从而在内战中形成了最为有利的战略态势。中共的财政体系也因此发生根本变化，从原来主要依靠贫困、偏远的乡村根据地，过渡到依托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率最高、军火供应最充足的地区。中共武装因此第一次成为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可以跟国民党部队一决高下。对中共来说，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其持续不断地向乡村渗透之后所产生的惊人的动员能力，从而能够透过其农村基层组织提供大规模的人力和后勤支援。共产党力量的特征，因此是其新获得的对城市产业和财政资源的集中化控制，与其传统的乡村人力、物力动员机制两者之间奇特的互补性结合。中共对城乡两类不同资源的控制和调配，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财政构造，不仅能自我持续，而且可以不断扩张。最后，最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在1940年代早期克服了高层内部的宗派主义以及各根据地的离心倾向，并建立了毛泽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最高地位之后，达成高度的政治认同和组织团结。这些突破，加上内战之初中共在部队规模和装备上的劣势所产生的危机感，使各根据地和地方武装能够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彼此协调，共同对敌作战。与此同时，中共强调部队基层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宣传，加上“土改”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使部队保持着旺盛的士气。整个中共组织及其武装力量，从上到下，都产生了求胜的强烈动机；所有这些，都跟国民党部队指挥官互不协调、缺乏信心，士兵纪律松懈，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共在国家重建的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是它在1940年代内战之前和内战期间所经历的一场蜕变，使其从听命于共产国际，到立足本土、为自身目标而奋斗，从困顿于穷乡僻壤、为生存而挣扎的政权，变成一个把现代工业都市与传统乡村资源巧妙结合的强大财政军事，从长期被宗派主义所困扰到变成一个高度整合和协调的组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