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的村民在村子里四处寻找适合挖水井的地方，以解决庄稼灌溉问题。
经过探寻，村民们确定了一处土质疏松的地方。可奇怪的是，挖了半天，一直没有地下水冒出来。
这时有人建议继续挖下去，众人同意后，继续挖下去。这时让众人意外的是，水源没有出现，井却突然坍塌了。
井下面出现了一个深约2米，宽约0.7米的地窖，里面存放着很多物件，有人认出是青铜器，于是赶紧向政府部门报告。
考古队听闻后火速赶赴现场，开始了文物保护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从中出土了大量文物。
其中更有一件国宝级文物，一经发现便轰动学术界，之后更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禁止出国展览。
而在这件文物上铸刻的33个铭文，也意外为历史学家解开了3000年前武王伐纣的历史谜团。
那么，这件国宝级宝物究竟是什么？它又带来了哪些有意义的历史信息，帮助历史学家揭开了三千年前的历史难题？
（大甬钟）
“簋”的使用以及出土的“簋”
在发掘工作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青铜器文物。
在这个地窖共出土壶、盉等礼器5件，甬钟13枚，斧、角刀、铲等工具23件，镞、戈等兵器7件，马络饰、带扣、车辖、等车马器105件，铜饼、铜器座各1件。
根据这些物件的造型、材质和风格，专家判定是西周时期的文物。
这些文物价值连城，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簋（guǐ）”，它的出土直接惊动了整个史学界。
“簋”这个字生涩偏僻，它究竟代表着什么东西？
据史书记载，“簋”是商周时期存放煮熟的五谷粮食的器具，因采用青铜制作而成，因此又被称为“青铜簋”。
“簋”和存放煮熟的肉的器物“鼎”是祭祀时的专用礼器，寓意着让祖先既有粮食吃又有肉吃。
在祭祀活动中，有严格规定，不同等级使用“簋”和“鼎”的数量不同，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高级士次之“三鼎二簪”，低级士只有“一鼎一簪”或“一鼎”，不能随便越级使用。
我们熟知的“一言九鼎”，也与此有关。另外，“簋”和“鼎”也会作为随葬品跟着墓主人一起入葬，对此也有具体的规定。
陕西临潼发现的“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公斤，角饰蝉纹，双耳呈现兽颈的鸟头状，腹部和方座以饕餮纹为主，环脚下有方形座，整个簋“上圆下方”体现了当时人们信仰“天圆地方”的观念，也体现了西周早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
（存放在国家博物馆的“簋”）
看着照片中的“簋”，是不是觉得很普通？很难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详细介绍它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它来证明。
二、纣王昏庸，武王伐纣
“簋”是西周时期的物品。
在西周之前，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它发祥于关陇地区（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属于姬姓部族。
尧、舜、禹时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开始发生了变化，由西向东迁移，最后迁往至今天的陕西、河南一带。
起初，只是个小部落，经过数代励精图治，施仁政，爱子民，吸引了周围很多小的部落或诸侯国纷纷前来投靠，部落迅速发展壮大。
直到了周武王的爷爷——季历，选择归顺于商朝，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位于西方各诸侯国之首。
季历过于优秀，文丁担心自己将来有一天会掌控不了局面，于是把他囚禁起来，季历被迫绝食而死。
（季历概述图）
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延续父亲治国之道，吸引了众多贤能之人前来投靠，发展越来越繁荣。
此时的商王再次坐不住了，一个依附于商国的附属国，是绝对不允许它发展壮大的，于是把周文王姬昌也囚禁起来了，关了整整7年。
最后，姬昌的儿子和属下买通了纣王身边的宠臣，姬昌才逃出来。
纣王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反而认为自己能够拿捏住姬昌，还允许他出兵统一周围的诸侯国。
姬昌带领的周国在逐渐发展壮大，在渭水地区地位稳固后，他准备攻打商王。
（姬昌概述图）
造化弄人，姬昌的宏图大业未成，离世。伐纣的大业只能由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来完成。
姬发对内不断发展本国实力，对外，和诸侯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
而商王朝内，纣王不听忠臣良将建言献策，甚至还将他们杀害，导致国内官场动荡，
民不聊生。
周武王姬发联合那些那些被商王朝残暴统治的诸侯国，决定讨伐商纣王。
兵马未动，檄文先发。《尚书·牧誓》中记载：“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
这段文字交代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纣王听信女人的话；第二、纣王不重视祭祀；第三、纣王经常任用一些身负罪责的人而不重用自己的同宗兄弟。
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专家认为，既然是讨伐的檄文，周武王应该把纣王做的那些比如劳民伤财建造摘星楼、挖酒池筑肉林等之类的残暴的事情列举出来，为什么只提纣王这三点罪责？
也许商纣王并不像大家现在认为的那样昏庸。
（郭沫若）
无论专家们如何争论不休，不可否认，周武王姬发的此篇檄文，拉开了“武王伐纣”的序幕。
三、“武王伐纣”史学界争论不断
提到“武王伐纣”，很多人可能首先会想到《封神榜》。
事实上，《封神榜》小说最早出现在明代，是明朝人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写成的，因此它呈现出来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史实。
当然了，作品中出现的“愿者上钩”姜太公，是真实存在的，他辅助周文王把国家建设的富裕强大，之后又辅佐周武王姬发讨伐商纣王，奠定了周朝百年基业，因其一生功绩不断，被誉为兵家之祖、百家宗师。
（姜太公概述图）
周武王那边，发展是越来越强大，但是商纣王这边就有点惨不忍睹，众叛亲离，商朝分裂。
周武王在姜太公的辅佐下，决定趁此机会讨伐商纣王，于是率军进攻牧野（今河南淇县一带）。
商纣王并没有当回事，直至周王的军队距离商朝都城朝歌仅70里时，他才匆忙召集17万奴隶应战，此时已为时已晚。
面对周王的强大攻势，奴隶们临阵倒戈，兵败如山倒，走投无路的纣王最后在商都附近的鹿台，自焚而亡。
这就是有名的“牧野之战”，自此，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到此画上句号。
（“牧野之战”作战路线图）
“武王伐纣”在中国历史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最后大决战“牧野之战”，周武王一战而胜，标志着统治中国500多年的商王朝灭亡，即将进入近800年的周王朝分封制统治时期。
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很大争议。关于“牧野之战”的作战时间，始终未能得到统一，前后共有44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公元前1130年，有人说是公元前1018年而这中间相差了112年。
一直以来专家们都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牧野之战”到底是什么时间发生的，所以导致“武王伐纣”的时间节点，也成了一直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
西汉刘歆作为“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他利用三统历和《武成》历记等资料推证“武王伐纣”的前后年代，自他之后，后世众多学者也参与到这项考证工作中来。
（研究三统历的有关内容）
《尚书》中有记载，“武王伐纣”的时间是“岁在鹑火”。“岁”即古人常说的“岁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木星”），“鹑火”是“朱鸟七宿”中的三颗星。
岁星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为12年，将这12年进行均分，就可以计算出“鹑火”具体是指哪一年。经过天文学家的计算，“鹑火”应该是公元前1046——1047年。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大家认为《尚书》成书于西汉，因此并不能依《尚书》一家之言就确定了“武王伐纣”结束的时间。
有人发现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的时间是“二月甲子昧爽”，也就是说是商纣王的军队和周武王军队作战的时间是在甲子日这天。
而司马迁写《史记》主要是参照先秦史书，而学术界没有人找到这种说法的出处，也没有可以用来佐证的资料，更是没有找到具体的实物来进一步肯定这样的说法。
（司马迁雕像）
据不完全统计，学术界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大概有16种说法：公元前1130年、1123年、1122年、1117年、1116年、1111年、1078年、1067年、1066年，1150年、1051年、1050年、1047年。
还有梁启超曾提出是公元前1027年，唐兰提出是公元前1029年，还有章鸿钊提出的公元前1055年。
说法众多，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答案呢？
时间上的争论质疑还没结束，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也引起了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武王带领各诸侯国的奴隶，共计4万人，打败了商纣王带领的70万奴隶！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交战双方共投入奴隶74万人，司马迁还给这场战役起了一个名字——“牧野之战”。
很多研究商周文化的考古工作者对司马迁写的内容表示怀疑，主要质疑点在“74万奴隶”。
三千多年前，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奴隶的生活条件也不够好，能有那么多人上战场吗？
（1937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奴隶俑）
有人认为一定是司马迁未经论证，道听途说编故事，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司马迁就是胡乱编造。
有史学家发现，《封神榜》中的终极人神大战与司马迁说的“牧野之战”高度吻合。
战争距离现在太久远了，上千年风风雨雨，历朝历代更替，文献、文物都很难保存下来，我们无法断定真假，也无法确定相关信息。
既然史书上找不到，那就只能依赖于“历史的活化石”文物，根据出土的文物靠考查确定时间。
直至1976年，“簋”出土，让专家们喜出望外。它带来了哪些信息呢？能否解开3000多年前的历史谜团吗？
四、“利簋”出土，佐证战争
“簋”不负众望。
在“簋”内底铸铭文：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拓片）
“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意思是武王讨伐商纣王，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
首先，专家采用碳14测年法将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进行检测，框定了“武王伐纣”发生的时间范围是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
接着，天文学家依据铭文中提到的甲子日“岁”就是“岁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木星，出现在天空中。
参照《国语》记载的天象记录，精确计算出武王打败纣王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也就是牧野之战的时间。
在《尚书•牧誓》中有“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
《史记》中也有记载：“甲子日，纣兵败”，另外，在《逸周书•世俘解》等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武王打败纣王是在甲子日、岁星当空等，进一步证明了牧野之战的时间。
自此，曾被众多史学家争论多年的历史悬案终于破案了。
当然了，对于铭文的解读，有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吴孙权先生认为武王伐纣之前选择在甲子日占卜来确定作战时间。
史学家们有异议，只能等待更多有力证据出现后，再做学术研究。就目前的有力证据而言，更多的专家学者还是偏向于前一个结论。
（商代占卜用的卜甲）
另外，在此过程中，专家还纠正了之前的一个错误。
铭文中“赐有事利金”中的“有事”即“有司”是古代的一个官职，“利”是官员的名字，“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铜”。
因此，专家认为这尊“簋”正确的叫法应该是“利簋”，因为这个“簋”是属于“利”这个人的。
从出土的文物数量来看，“利”应该西周的一个贵族，伐纣成功后，周王赏赐给“利”很多“金”。
在天子的允许下，“利”把赏赐得来的“金”铸造了这个青铜器“簋”，用来记功和拿来祭奠祖先。
“利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记载“武王伐纣”历史事件的唯一文物，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鉴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史学家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武王征商簋”。
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一件珍贵文物，为西周历史、文化、军事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也在夏商周断代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被选为国家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于2002年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结尾：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物的出土只是某段历史的片刻。而文物里书写了我们民族悠久的文化信息。
见证文物，保护文物，热爱文物，是我们与历史牵手共进的时刻，这是文化传承，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期待未来我们能与更多像“利簋”一样的文物一起携手重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