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攻打吴栋，统一了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实现大一统的朝代都有很强的向心力，但西晋很特殊。按照正常的历史规律，在建国之初，大一统王朝会通过集中权力、镇压地方豪强来巩固政权；同时，要休养生息，整顿土地秩序，稳定社会；最后，我们应该在各个方向建立牢固的威信，以防止可能的外国入侵。
西晋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们几乎在上述每一个方面都扭转了历史，把最坏的事情都做得“恰到好处”。这些昏庸的举措不仅破坏了来之不易的统一秩序，也为周边少数民族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比如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就开始封诸侯。他在位期间，一口气封了多达27个诸侯王。更重要的是，诸侯王封了，军事、经济、政治大权也封给了这些诸侯王，为以后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有些人想知道为什么司马炎要分封这么多诸侯。他会不知道其中的隐患吗？事实上，司马炎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吸收了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后制定了这一政策。然而，司马炎完全误解了以前的权力问题。
司马氏家族之所以能够上位，是为了篡夺曹魏的权力，而曹魏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内斗，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实力，给了其他世家大族觊觎权力的机会。最后司马家在其他世家大族的支持下造反，曹魏集团首领曹爽无力反抗，被司马家一举擒获。这个教训摆在司马炎面前，但他的方向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认为曹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人做诸侯王，导致最后一刻没有人能救他。因此，吸取了“教训”的司马炎在西晋开国之初就给了诸侯王同姓的人，并赋予了他相对应的权力。
同时，司马炎此举也意在防范其他家族。毕竟其他家族可以支持，也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他。但是，权力的分散造成了地方诸侯事实上的割据。分裂主义必然导致矛盾。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内乱在所难免。在中央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地方割据势力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一旦中央权力被削弱，就不好说了。
果然，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了，皇太子司马忠即位。说“何不食肉糜”的皇帝，引起了“八王之乱”。在这场惨烈的内乱中，中原主力疲惫不堪。造反的诸侯为了弥补自己军事力量的不足，主动带领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来帮助他们。很快，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发现，他们长期惧怕的中原军队越来越弱。
在这些深陷的眼窝和不同颜色的瞳孔里，你看到了洛阳、长安的繁华与富贵，看不尽的山珍海味，看不尽的锦缎玉带，看不尽的婀娜多姿，看不尽的来自弱势家庭的公子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虽然贪图中原的繁华，却依然畏惧西晋的军事实力。
除了大封同姓诸侯之外，西晋另一个著名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占地制”。当时曹魏的“屯田制度”已经崩溃，各家都在拼命兼并土地，导致社会上大量流民，土地荒芜不计其数。“占地制”的具体实施方法是在保证大家族利益的基础上安置好被转移的群众。
比如西晋制定了详细的政策，规定了大家族的土地面积。《正史》记载，太宰、太傅、太保、一品官赠菜地10顷，赠邱天10人，二品官赠菜地8顷，赠邱天8人；卢光博士，尚书令等人。同时，西晋在土地占有制度下，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刺激人口在当地劳动，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在实施初期，这一政策仍然起到了恢复生产的作用。
然而，这项政策的副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在暂时刺激了经济发展之后，占地制度开始像癌细胞一样在社会上蔓延。最大的问题是，占地制度本身就是西晋朝廷和大家族妥协的产物，但实际上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力约束大家族。
不受限制的贵族家庭经常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吞并土地。西晋初年，地广人稀，问题并不明显。随着土地的分割，随之而来的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吞并土地往往意味着大量难民的出现。在随后的日子里，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给西晋带来了无数的麻烦。在不断的镇压战争中，本已被“八王之乱”严重消耗的西晋军队进一步被削弱。
西晋危机之时，北方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当时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被引入中原参战，也成为西晋噩梦的开始。
三国时期，为了填补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失和劳动力下降的问题，曹魏在边疆安置了很多少数民族。后来，为了对付蜀汉，曹操将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引入关中地区。到西晋时，这些人已经在关中地区立足，并有割据的倾向。
当时西晋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这些人强大后迟早会出事。
但在当时，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三国之后人口的巨大流失，确实需要劳动力来填补空缺，更何况还能满足富家聚敛财富的需要。既然能创造价值，那是谁用都可以。另外，当时西晋觉得自己兵力强大，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怕。
于是，他们开始在西晋眼皮底下积蓄力量。在学习中原文明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有组织，武器也越来越精良。在此之前，包括南匈奴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都像中原王朝一样组织严密，凝聚力强，装备精良，士气高昂。这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军队已经成为西晋军队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虎视眈眈，时刻盯着西晋的一举一动，静静等待合适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