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死后，他的两位弟弟苏代、苏厉也紧跟其步伐，成为纵横术士。虽然苏代、苏厉二人，所取得的成就不如苏秦，但在东周也是名震一时的游说之士。
常人看来，苏氏三兄弟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过是倚仗口舌之利而为自己谋私利。然而，苏氏三兄弟留下的众多文献中，有一篇长文却极具现实意义，其核心思想正被某超级大国采用，成为其当前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这篇长文，就是《战国策·齐策》中的“苏代说齐闵王”。（注：受《战国纵横家书》影响，有学者认为应该是“苏秦说齐闵王”。）
在此文中，苏代开篇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下臣听说，喜欢率先在天下挑起战争的国家，必有忧患；缔结盟约去讨伐他国的盟主容易招来怨恨，必然会被孤立。而那些后发制人的国家，却能顺势而为；那些远离怨恨的国家，就能把握时机。所以，圣人创建事业，必须善于权藉，并且务必在时机到来时才能起事。没有权藉，违背时势，能够成就事业的人极少。”
这段表述有些抽象，为此苏代举出卫国来加以详细说明：公元前383年，赵国在刚平（今河南清丰县西南）筑城，借以攻打卫国。情势最危急之时，卫国都城八座城门中的两座被攻陷，眼看国家即将灭亡！卫国国君慌乱之中赤脚逃往魏国，当面向魏武侯求救。魏武侯果断出兵伐赵，邯郸城中顿时战马狂奔，赵国的黄河与太行山之间乱成一团。借助于这种形势，卫人收拢残兵北上，摧毁了刚平，攻破了赵国中牟（今河南鹤壁西）的外城。卫国之所以能战胜赵国，并不是因为卫国强于赵国，就是因为卫国善于权藉：魏国就好比一张弓，卫国就好比是一支箭，魏人是借助魏国之力才收复了黄河以东的土地。
赵国率先挑起战争，卫国虽然弱小，却善于借助于强大魏国的势力，最终还是反败为胜。所以说，兵力弱小却喜欢与强国对抗，国势疲敝却喜欢招惹是非，战事失败却偏偏喜欢顽抗到底，以此而想追求霸王之业，势必将越行越远。
就此，苏代认为善于治国者，一定要迎合民意，了解自身战争的能力，并顺应天下大势；在缔结盟约时，不要替别人招惹怨恨；在讨伐敌国时，不要替别人抵御强敌。
说到这里，苏代又举出齐国来做例子。
齐威王与齐宣王时，齐人曾多次与魏、韩结盟，去讨伐秦国或楚国。历次战事战斗都不是很激烈，齐国所分到的土地也不比韩、魏二国更多，可天下人却都把责任归结到齐国，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齐国往往喜欢充当盟主，从而招来了更多的怨恨！强大国家的祸患，多是因为想称王；弱小国家的祸患，多是因为算计他国。祸患多了，则大国危险，小国灭亡。
既然抢先挑起战争容易招来祸患，那么还不如后发制人，全力去讨伐那些不义的国家。后发制人更容易有所权藉，更容易找到盟友以征讨疲敝孤寡之敌。盟友众多，讨伐当然就更容易取胜。
就此，苏代总结道：效法仁德的可以称王，主张义节的可以称霸，穷兵黩武的必然先亡。
为增强说服力，苏代又以夫差为例。
夫差一直渴望称霸，依仗吴国的强大四处挑起战事，曾经南下攻越、北上伐齐，身后往往还跟随者许多诸侯国的君主。可最终，夫差依然身死而国灭、为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夫差穷兵黩武，喜欢率先挑起事端。
俗语说的好，“良马衰老之时，劣马都能跑在它前面；孟贲力竭之际，女子也能战而胜之。”劣马与女子之力，并不比良马与孟贲更强；之所以能取胜，就是因为善于借助时势。战国时代的列国国力相当，彼此间相持不下，谁也无法兼并消灭对方。如此情势下，谁能按兵不动后发制人，能将怨恨转嫁给别人，重点讨伐那些不义之国，以正义口号来掩饰出兵的真相，那么吞并天下诸侯就是举手之劳了！
所以，不急不躁就能让局势进展迅速，诸侯互相往来不要着急反对，互相割让土地也不要憎恨，双方都强大我们就要都设法接近。为什么要这么做？
苏代又举出了旧时齐国讨伐燕国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当年齐国讨伐燕国，两国军队在桓曲（或在今河北正定北二十里）交战，结果燕军战败，十万军队被消灭。这时，意外却突然发生：胡人竟然不宣而战，偷袭了燕国和楼烦，抢走了他们的牛马！齐国与胡人并没有什么来往，这次出兵也没有提前与胡人结盟，可是作战时却比盟友还要配合紧密，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胡人与齐国都面对同样的威胁，出兵都能取得相同的利益。以同样的时势来与人结盟，利益才会长远；后发制人，他国诸侯将会主动来协同作战。
所以，明主如果想实现霸王之业，那么攻战就不能争先。
为强化这一观点，苏代接下来开始论述战争的残酷性。
战争是在摧残国家，也是在消耗国内各都县的资源。自身摧残在先，那么诸侯能长期跟随的就非常少了。战争一旦爆发，士人们就会拿出自己财物来拿到军队市场上卖，国家要准备饮食来招待那些敢死之士，砍断车辕为士兵做饭，杀死耕牛以让士兵会餐，这都是极大的消耗。战争结束后，装殓战死者，扶持受伤者，即便军队赢得了战功，可战争的巨大消耗与国民失去亲人的悲伤哭泣，已足以伤透国君之心。战事一来，民众所消耗的钱财，土地十年的收成都无法补偿。国家在战争中的消耗就更多：矛戟都折了，刀鐶和弓弦断了，弩、车损坏，战马累坏，还消耗了大半的弓箭。国家的耗损，土地十年的收成也无法偿还。
攻城的费用更加庞大，百姓要制作遮蔽矢石的器具，抬举各种冲锋陷阵的木盾牌，全家都受征召，身处地道之内，疲于应付各种兵戈之害。士兵困于各类土木工事之中，将军无法卸下甲胄，人人如此辛苦，能按期攻破城池就算是迅速了。在上的人教得疲倦，在下的士卒多被兵刃伤害，所以攻破三座城池还能战胜敌国的，已经是相当罕见了。
当年中山国调动全国军队与燕、赵二国作战，南面在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十里）大败赵军，北面在中山攻克燕军。以千乘之国的实力，能同时战胜两个万乘大国，中山可谓是善于用兵了。然而，不久后中山就被灭国，中山国君被迫向齐称臣，这就是好战之祸！
连战皆胜，守城而不可攻拔，天下人都称之为善战。可国家拥有善战的名声，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就如同箭靶的红心，并没有得罪任何人，可谁都想拉弓来射中它：射中了，人人都叫好；射不中，则谁都会感到羞愧。人人都以射中靶心为荣，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靶心在向人们表示难以射中。
那些百战百胜、城池牢不可破的国家，是向世人展示难以攻克，那么就会招来天下人仇视。
所以，使士卒疲敝而国家虚实暴露，还与天下结仇，这是明君不愿之事；经常用兵虽强必弱，这是明相不为之举。
苏代认为，攻战的方法并不在于用兵。即便敌人拥有雄兵百万，也可以在朝堂之上打败他们；即便敌人拥有阖闾、吴起一般的名将，也可以不出门而将他们擒获。国内钟、鼓、竽、瑟之声不绝于耳，土地照样可以扩展；舞女、倡优的歌舞与嬉笑不停，依然可以让天下诸侯同日来朝。善于成就王业的人，应该是让天下都陷入劳苦而自己安逸，让天下都陷入混乱而自己安定。
为了说明这点，苏代又举出了秦国攻取河西的例子。
魏惠王时，魏国土地千里，带甲三十六万，曾攻破邯郸，率十二诸侯前往朝觐周王！面对强大的魏国，秦孝公整日寝食难安。后来商鞅主动访魏，怂恿魏惠王率先称王，并四处出击强国。结果，魏国成功激怒了天下诸侯，纷纷与魏为敌。最终，马陵（今河南长葛东北的马陵岗）一战中齐人擒杀了魏太子，歼灭了魏国十万大军！而此时，秦国则果断地入侵魏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河西之地。
所以说，商鞅与秦孝公谋划时并没有走下坐席，魏国将领就已经被擒获了；攻城的战具还没使用，西河之外的土地就已经被划入秦国版图！
苏代这篇游说长文，紧扣战国时局，观点明确清晰，论证逻辑严密，结论深入浅出，在众多的先秦文献中，算得上是一篇难得的时政佳作。可在众多先秦文献里，这篇文章的地位却并不算突出。这或许是因为，它所游说的对象是齐闵王，而齐闵王又往往被后人视作混乱齐国的罪魁祸首。
然而，这篇游说长文提出的对外谋略，在战国时期其实极具指导意义。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整个世界似乎也进入到了“战国时代”。重读这篇长文，人们就可发现，这篇长文中的谋略竟意外地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文中说的“劳天下而自逸，乱天下而自安”思想，更是被某超级大国的近两届政府奉为圭臬：自己果断从世界各大军事热点地区撤军，却不断在战略对手周边挑起事端，以达到“乱天下”的目的。
两千多年前的苏代，竟成了超级大国的指导老师？这究竟是超级大国师从古人，还是另有高手在背后策划？
这无人能知。
不过，超级大国利用自身优势而采取“劳天下而自逸，乱天下而自安”谋略来对付他国，确实让很多国家都极难适应：直接反击，超级大国就推出代理人出来应对，自己则在背后坐收渔翁之利；不反击，超级大国又步步紧逼，不断升级挑事的强度。
该如何破解这一谋略？
苏代劝说齐国“劳天下而自逸，乱天下而自安”，齐闵王显然是接受了。后来齐闵王抓住时机，“后起而重伐不义”，一举而消灭了“桀宋”。然而灭宋后仅两年，燕昭王就发起复仇之战，委派乐毅联合五国来攻打齐国，几乎将齐灭国！
为什么齐闵王成功运用苏代谋略消灭了宋国，随即就遭遇致命一击？
这是因为齐国内部出了问题。
齐威王晚期时，盲目相信权臣邹忌、田婴，使得人才要么被迫出走，要么受到权臣排挤而被边缘化。人才仕途遭受阻碍，齐国也逐渐走向了下坡路。齐宣王继位后没能根除这一弊端，反而让田婴家族地位得到加强，以致后来孟尝君田文能与公室公然对抗，大大削弱了齐国国力。五国伐齐时的分崩离析，根本上还是由齐国内部自身缺陷造成。
苏代所阐述的，是国家的对外谋略；但如果国家内部隐患重重而又无法解决，那么即便在外取得再大的成功，都无法长久！
所以，面对超级大国的“劳天下而自逸，乱天下而自安”谋略，唯有坚定地推进内部改革，积极补齐短板，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才是最佳的应对方式。
那些指望“劳天下而自逸，乱天下而自安”能战胜一切对手的国家，如果无法彻底解决自身内部问题，谁知道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齐闵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