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于世理亦然，为政者尤当戒之。
商鞅改革雷厉风行，志得意满，个人实现了抱负，秦国也改革内政外交，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但商鞅的悲剧也悄然而至。史记《商君列传》载: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日：“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法律的制定者商鞅做梦也不会想到，逃亡路上因为没有证件路引而被旅店主人拒宿，而这条法律的制定者就是商鞅自己，他自己认为这条法律的弊病害处竟至于此，令人唏嘘。法条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最大限度杜绝了犯罪嫌疑人流窜之害，之所以制定者厌恶法条，是因为个人身份的变化:执法者变成了违法者。
无独有偶，宋朝也有这种法施他人，误伤自身的情节。哲宗朝，章惇为相，权倾朝野，党争剧烈，旧党或中立派大多贬谪，大苏和小苏亦在其列。
据《宋史 章惇传》:“初，苏辙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问舍于是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
奸相章惇欺人太甚，苏辙由宰相位谪地方，连官署宿舍都不准住，本已不合常理；向市民租赁房屋，双方得利，人之常情，竟又诬以强夺，真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不想风水轮流传，章惇千算万算没想到自己被贬后租赁房屋，竟因自己恐吓欺压租房给苏辙的房主，以至雷州竟无人敢给遭贬的人出租，使自己竟至露宿街头，可谓恶有恶报了。
宋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云:“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为圣贤也。”可谓待人处世至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