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有一个群体正渐渐地淡入人们的视线，有一段历史曾倍受争议。了解真实的情况，还原其本来面目，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更不能够忘却。
1969年2月1日，在老北站乘火车，去安徽插队，当时只有一节车厢是载人的，车上人全是普陀区的66、67、68届毕业生。火车启动时，车内车外一片哭喊声。人们对着车窗，挥动双手，与父母家人告别。
随着火车开动一走远，车内的哭声渐渐消失，传出了说笑声，毕竟都是15至18岁的孩子，他们很快忘记了离别的悲伤，开始了他们对未知的憧憬。
这是67届上海知青“闲云野鹤”在美篇APP中分享的一段回忆。
温教授视频讲座
1968年为什么1700万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呢？
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教授在一段视频中深情地道出了它的原委:主席说得再直白不过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那么，毛主席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说出这番话的呢？
“双重成本”说。解放初期的50年代，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搞建设，在苏联帮助下我们搞起了一批重工业，战备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但这些项目并不能立马转化为民用，快速地带来经济收益。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形势陡然骤变，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与我们交恶。60年代这些原本建在东部地区的工业设施和人才储备急需要向纵深处的小三线大三线山沟沟里搬运与迁移，投资2000多亿。
这可是“一分钱的附加值都不会产生的”行动。但这也是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国家从战略利益考量的无奈之举，竭其所能尚不足，还掏空透支了家底。
在一个劳力劳作一天记下的工分年底只分到几分钱的年代，这笔资金可不就是天文数字。一年365日，只休息大年初一，休假最多的生产队也只放一个“三天年”。然而，很多人家年收入分文不进还超支倒挂。
穷，是那个时代的标配；饿，从没吃过饱饭，没有那一个人例外；更别提什么下饭菜，萝卜加青菜或腌制的小芥菜，油盐吃不全是常态。
据下放安徽后考入高校的上海插队知青回忆，饥饿的知青曾打赌吃2斤米饭，轻而易举就赢了。如此这般的打赌比拼“吃二十个麻饼＂和“十个鸡蛋散”是穷饿的年代劳作间隙的话题。没菜用餐时用酱油拌饭，实在没辙时，就着盐水拌饭吃。现在人很难想象当年的这种情况是真的。
1968年，恰逢其时的这代人刚刚中学毕业（初中或高中），城市里已无业可就，待在城里不就成了吃闲饭的人么。
温教授深情地说：我和弟弟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七岁，哪里会种地。至少也得学习两年吧，是农民在自己极其困难的情况之下，从自己的嘴里抠下粮食来养活了我们，继而养活了全体国人。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国家度过了难关，也因此成就了这代或几代人。
时间到了1975年，黑沙洲公社中心大队有三十多号伴大的孩子，都到了升入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们分散在小江埂上的一、二队，外江滩子堤坝上的三队“大包头”和八队“小宝岛”，还有主堤及主堤内田间地头人工挑起的屋墩上的四五六七生产队的男男女女同学。
但因师资缺乏，他们必须要从家里步行4公里以外的邻大队二垅地界上，去接受小学最后一年五年级的学习任务。每日来回往返家里和学校两次，午间放学回家吃饭和晚上回家休息，要走上十几公里的路程，最远的小北岛八队的同学每日要走近二十公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知道了黑沙洲有一个上海插队知青点。
知青点房前留影
二垅大队是黑沙洲公社先进队，很有名气。那时，无为县有很多人知晓，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这个大队组织的跳忠字舞，学习红宝书活动及农业生产被誉为巢湖地区的典型，大队书记因此成了名人并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随后，王书记率领安徽代表团援助非洲，来到生活比我们还差的多哥这个国家，成了一名援外农业专家。
于我而言，公社的唯一种子场就位于二垅大队的公路旁，之所以称公路，那是此处有段约1公里长，宽约2米的笔直人造土路，通往中心和东流这两个大队。这在当年算是非常高大上的工程项目，因此被抬爱称作“大公路”；其二，黑沙洲的老供销社的茅草屋成了上海知青点，全体队员七八名，有男有女。从他们的着装及容貌一看就与我们农村人大不相同，从他们的骨子里透出一股腹有诗书的气息。
茅草屋位于小江北岸垒起的高墩之上，与农户住房相邻，原先是公社供销社用房，后被改做大队屋，此时又被用作插队知青的安居点。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斑驳或部分脱落的文字就是当年二垅知青点墙壁上的宣传口号和标语。
此时的大队屋已移迁到小江下游约两公里处的幸福生产队地界上的小学旁，已是鸟枪换炮的五间砖墙瓦顶。
知青与社员同劳作
这是我最早知道有上海知青在黑沙洲，上学的途中也常与他们侧肩而过。那时只知道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洲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随社员一道下地从事锄草翻地的劳作，也有两位女知青到了小学从事教员的工作。
据我小时的伙伴德才兄回忆道：父辈们曾亲切关爱地称这批知青点里的两位为小周小陈。因他们的到来也让我们这些农村娃和大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大白兔奶糖、香皂，目睹了他们中少数人阴雨冰雪天时脚上的深筒靴鞋，这些前所末闻末见杠杠的上海名牌，尤如知青们下乡插队末见的扁担、铁锹、锄头和犁耙箩筐。
朋友圈里的部分评论反馈
从他们的晚年生活回忆中不难知道他们当年的业余生活是如何度过。2014年8月10日，位于奉贤区的上海知青博物馆正式挂牌成立。一位名为wuying的下放知青向博物馆捐赠了一本《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他先生捐赠了一个手提人造革旅行袋。她曾这样写道：在那精神娱乐匮乏的年代，除了听听样板戏就是抄一抄写一写。这厚厚的一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陪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思乡念亲的夜晚。
的确，那时农民家里拥有一台收音机也是一种奢望，只能通过公社广播站连到千家万户的有线“纸盆小广播”，一日三次限时新闻播报和有限的几首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东风吹战鼓擂》。
我们大队安插的知青少，除了早就嫁给一队一户人家做媳妇的一位知青外，只有姓郭的一个上海女知青了。她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浓眉大眼，插户于季益心的家里。也不知是因为他家的房子多还是季益心的大姐与她伴大，还是季母会做饭菜，详情未知。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般人家住的是普通的麦秸秆草房，而他家住的是拍草屋。估计是大队干部怕委屈了她，尽可能地安排好一点人家让她插户吧。
其间，肤白眼大眸明的女知青，曾在大队租用我邻家大伯母的民房里当过两年的老师，还教过上一年级的我妹。
她扛过锄头下过地，手拿粉笔教村娃。已实实在在地融入到了贫下中农之中，也融入到了孩子们的心里。她虽没有教过我的课，但我对她却印象很深。后来，她被推荐到了马钢十七冶，从此杳无音讯。
纺纱
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间我进入无为师范学习，偶尔去无为纺织厂上班的表姐处，在集体宿舍里也曾遇见过细纱车间上班的上海女工。在短暂的相遇中，我发现收听越剧《红楼梦》大概是她们的心中最爱。一台便携式收音机置于床边的桌子上，穿着十分宽松的带条纹的睡衣，悠闲自在地坐在床沿上陶醉于林妹妹的如戚如诉的歌声中。这便是我见到晚饭后，纺织女工的业余生活片段。或许她是从有实力的纺织企业下派做师傅，也可能是从插队的地方招工进入到无为纺织厂。
杨正方老师上海人，196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至呼和浩特市内蒙古粮食学校任教，1969年随同为华师大的爱人一同调回无为工作。在我上师范期间，有幸遇上了这位德才兼备的恩师，教授《语文基础知识》和《教育学》。她先是在无为的开城中学、无为一中，最后才被调入无师学校。她曾为安徽省第七、八、九届人大代表，无为县第十二届人大副主任（兼职）。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2年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功勋卓著，实至名归。
我的师范语文老师费世雄的爱人也是来自上海的插队知青，后进入县城一家单位工作。
在无为师范读书时，隐约听过师范吴忠廉老师的爱人，体育老师龚仁湘也是上海人。
他们这一大批沪上人为无为人才培养和社会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982年7月，我迈开了人生的“向前一步”，从无师毕业分配到了牛埠洪巷初中。在这里结识了同事沈亚佳，一名来自上海的插队知青。后来我调回白茆工作，遇同行曹明海聊天时，获悉沈亚佳与曹明海同为“社来社去”的师范同学。而在洪巷初中校园小学部教师队伍中，被人们称作老吴的妇夫也都是上海插队知青的身份。
精致，能侃，机灵，自信，亲和，是曹、沈这两位老师给我的印象。
在洪巷初中教书的第一年里，逢周日沈亚佳老师时常领着我们从外地来这工作的四个小伙子到他的上海老乡家改善伙食，他幽默地冠名为“家访”。因为他的老乡孩子就在我们几个人所教的初三年级里。
老乡的女儿李芳，长得尤如《小芳》歌词所写，可爱端庄又聪颖，当然也是我们几位老师的得意门生。
春节返沪回来，沈亚佳老师总要带几盘翻录的邓丽君录音带，让我们来欣赏。借此让我们度过了无数寂寞的业余时光。那时邓丽君的歌尚定性为靡靡之音，登不上大陆的官方电台，我们只能私下里在录音机里播放。
在这之后的工作中，我与上海知青的交集范围不断扩大。先后认识了六洲中学体育老师沈余强，还有白茆镇政府工作的陈修华同志。
他们都已扎根于无为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了地地道道的无为人。
田间地头接受任务
后来，我又了解到曹明海老师曾在黑沙洲中心大队担任过“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就住在原本与我家是同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章德木的家里。
如今，我已无法获悉更多上海知青在无为的详情，更不知道他们这些“老乡”的下落。只能借用网络的力量搜寻一些上海知青的支言片语过往回忆，以帮助大家一窥当年他们的生活经历或一些场景的描述。
互动交流呈现
黄大信:老三届指文革中66、67、68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他们很多人都下过乡。但实际情况是66、67届毕业分配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而68、69届分配时变成“一片红”，全部面向了农村。“老三届”这个提法漏掉了69届这个群体。
春天苏醒:我是上海73届学生，最后一批下乡的知青。1974年2月28日，下乡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二团武装连，历练五年左右的，79年大批知青病退回沪，现已退休啦。
X：最后一批下乡插队是76届，我是其中的一员，一年不到就恢复高考。
追忆青春岁月——观后留影
展馆内容呈现
上海知青博物馆位于奉贤区海湾园，是上海首家以知青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2014年8月10日正式挂牌成立，其内有如下文字呈现：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称上山下乡，通称“下放”；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前后历经25年，总人数达2000万左右。
尾声：
快五十年了，这些当年插队的知青早已退休返沪。因为无为这方沃土的滋养，他们才得以“人高马大”；深情的无为大地同样也留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和感恩的热泪。
他们曾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无私无畏的奉献，工农商学兵哪个岗位上都曾有过他们留下的奋斗足迹。我虽不是他们其中的一分子，但曾与之侧肩并行且与之有一些交集，虽窄但不空,是故记之，以期盼能够重新唤醒我们的认知和对他们的再次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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