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与日本的外交，大唐使团人数太多，竟吓得日本不敢让使团登陆
我是狼君，一个陪您读历史的工科小伙儿
大唐帝国作为我国古代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又有着极其开放的态度，自然引得万国来朝，日本作为藩属国，也就与大唐有着非常频繁的外交往来，留下了许多外交故事。
大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日本首次派遣使团前往大唐朝拜，请求与大唐建立外交关系，此时的日本还称倭国。
日本使团到达长安后，受到了唐太宗的亲切接见，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回访日本。
大唐使团抵达日本后，日本朝廷非常重视，派遣了32艘披红的大船出海迎接，并且在岸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但在接下来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唐朝使者高表仁与日本王子发生了争执，原因是日本方面拒绝日本国王走下御座，向北而拜，只接受两国以平等的理解建立外交关系。
说白了，就是日本想要占便宜，不想承认在大唐时主张的，两国互为藩属关系，也就是不承认两国是父子之国，而是想偷梁换柱为兄弟之国，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高表仁当时就怒了，你一个蕞尔小国，蛮夷之地，区区倭国也妄想与大唐称兄弟之国。高表仁与日本王子据理力争，不让分毫，该有的礼节一点都不能减少。
双方僵持了很久，高表仁见对方摆明了想“碰瓷”，于是直接撕毁国书，并准备立即回国，日本这才开始害怕，慌忙致歉，并表示愿意按照大唐的礼节完成建交。
但高表仁对日本的小人行为非常气愤，拒绝和谈，同时拒绝了日本派遣使团护送大唐使团回国的请求，两国的首次建交尝试失败，双方的建交因此延后了二十多年。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朝与日本（当时称倭国）在朝鲜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展开了一场海战。
日本占据着绝对的兵力优势，有兵力四万余人，战船1000余艘，唐军兵力为7000余人，战舰170余艘。
但日本除了兵力优势，在其他方面均远逊于唐军，最终日本惨败。战败后，由于主力损失殆尽，日本国内空虚，所以他们一直非常担心唐军会向日本本土发起进攻，急忙在岛上修建大批防御工事。
但是大唐对于日本的区区四岛之地没有任何想法，只想着安抚日本，就像大人惩罚犯错的小孩子，打一顿给几颗糖，以后不再闹事就好了。
所以海战后的第二年，大唐驻朝鲜半岛的统帅刘仁轨便开始派遣使团访问日本，表达和好的意向。
此后两年时间里，大唐朝廷也先后派出了几批重臣为使者的使团前往日本。日本也恐怕大唐兴师问罪，也连续派遣数批遣唐使，以消除大唐惩罚日本的意向。
但是日本朝廷十分忌惮大唐，害怕大唐使者是为了搅乱日本而来，因此从不让使团进入长冈京，以各种借口将他们留在港口，大唐使团只得无奈返回。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唐朝派遣了规模庞大的使团前往日本，人数有两千多人，大船47艘，浩浩荡荡地抵达了比知岛。
日本上下乱作一团，以为这是大唐伪装成使团的作战部队，来日本的目的就是向他们发起进攻。结果嘛当然不是进攻日本，并且恰巧赶上日本爆发“壬申之乱”，大唐使团也就捎带手帮日本稳定住了局势。
这之后，就要提到日本更改国名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一直被称为倭国，在我国和朝鲜的史料记载中，称呼日本均为“倭国”。
史料中对日本倭国的记载，最早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出现，而在后来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也有力的佐证了这一史实。
但在唐朝的时候，日本更改了“倭国”的国名，也就有了现在的“日本”，关于其原因，在史书上有三种说法。
《旧唐书·东夷传》中记载：“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意思是大唐为中央之国，日本在大唐以东，更靠近日出之地，所以自称为日出之地，也就是“日本”。
第二种是在《新唐书·东夷传》中记载的：“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说的是日本开始不懂“倭”的意思，后来有精通汉语的日本人，知道“倭”的意思不好，所以改了国名为“日本”。
第三种便是《旧唐书·东夷传》中记载的：“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意思是日本灭亡了倭国，所以改名“日本”，就是日本改朝换代了。
这个记载便和白江口海战有关系了，因为日本大败于唐军，日本恐大唐惩罚，所以借口之前与大唐作对的是倭国，现在已经被日本推翻了，有什么旧账就不要再找日本算了，那是前朝的事情。
其实这三个原因综合一下，应该就是倭国改名日本的过程。期初日本被赐名倭国，日本不懂汉语，不明白其中含义，因此接受了这个名字。
叫了几百年后，因为日本频繁派遣遣唐使到唐朝学习，逐渐有了精通汉语的倭人，知道了“倭”的寓意不好，因此日本王室想要还国名。
此时恰巧和大唐在白江口海战中战败，日本更加迫切需要改名，用前朝的名义顶罪，所以根据地理位置起了日本的名字，同时恭维大唐，最终有了日本的国名。
大唐确实够威风，不想当我的藩属国，撕了国书都不给你；浩浩荡荡地使团，被人以为是军队；一场仗打的小国直接换国名，想以此蒙混过关，免于惩罚。这大国的威风，小国永远也享受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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