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网友问我：海上一浪花为什么你经常发表反对“文革运动”的文章，你家是不是“地富反坏右”被清算过，所以这么讨厌“文革运动”。
是吗？不是。我家可是红红的两代三军人出身！
如要说我家富，我家确实有富的时候。听我爷爷说，我家祖上确实是地主，民国初在上海曹家渡那里置办了一座大宅子，那时曹家渡的一条弄堂里有半边都是我家的房子，至少有十多间，还开有一个老虎灶。平时家里靠出租闲房过日子，日子应该过得蛮惬意的。但到了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大半的房子毁于战火，我曾祖父就死在那场战争的炮火中。从此家道中落，沦为半贫困家庭。建国初时，我家被定性为普通市民，所以跟“地富反坏右”搭不上边。
下面说说我家两代三军人是怎么回事，先说我爷爷是怎么去当兵的吧。
我爷爷在民国末至建国初是上海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地基技术员。他是20岁成家的，1951年，我爸3岁，大娘娘刚出生，日子呢，还算过得去。
1951年夏，为发展大西南国防建设，部队来上海招募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经过政审，我爷爷被录取了，于是爷爷就穿上军装去了四川一支工程兵部队。
我爷爷在这支部队里待了整整30年，直到1982年他所在的部队撤编他都没当过军官，一直是个兵。有人会觉得当了30年的兵，连个排骨面都混不上，吹牛吧。
哦，我可没有吹牛哦，听我继续说下去。
爷爷经常唠叨他在部队里三件最值得骄傲的事。
一、虽然当了30年的大头兵，但他可拿的是副团职的工资。
二、和历任团长、政委相处关系特别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而且对于工程方面，很多时候没有爷爷点头，是不开工的。
三、他去师部开会，师长亲自给他点烟。
怎么样，我爷爷这个大头兵厉害吧！
我爸就因为有爷爷在部队里的良好作风，才如愿当上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我爸是1968年第一批集体进藏的上海兵。当兵那年正好20岁（虚岁）。
我爸回忆他刚进藏的时候说：过了四川雀儿山，那真是头昏脑胀，几宿几宿睡不好。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就怕睡死的时候吸不到氧，玩完了。
过了雀儿山，我爸那批上海兵一路向西，向西，向西…除了一部分分在昌都外，其余过了昌都，过了林芝，过了拉萨，过了山南。终于来到了日喀则亚东南部边境，当了一名边防兵。
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让你们去亚东啊？
他说：亚东南部地势低，比日喀则其它地方的海拔要低近2000米，而且气候也适合我们江南人，这也是军区照顾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兵。
说说我二叔，我二叔从小身体不好，几次参军体检都没有过关。我二叔时常说：不甘心啊！八年前我二叔过世了，在这里祭奠我二叔。
那时像我家这样的情况，如果家里儿子多，是可以有两个参军名额指标的。
我二叔去不了，就把指标让给了三叔。
我三叔好像是1978年参军的。他进的可是空军部队，服役在福州机场。只不过他不是开飞机滴，他是给开飞机的飞行员掌大勺的炊事兵。由于三叔在部队学了一手掌大勺的本事，退伍回来也是在厂里食堂掌大勺的。
再回来说说我爷爷最懊悔的一件事。
1982年爷爷所在的部队撤编时，他已经50多岁了，年龄已经不适合再待在部队里了。当时他们那批从上海来的老兵是可以回原籍的，而且大多数都进了宝钢，像他们这些50多岁的老兵进宝钢能干什么，基本是弄个闲职养老等退休。
可是我爷爷偏偏没有回原籍上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他时常懊悔的一件事。
当时部队撤编时，因为所在团的团长和爷爷犹如一娘生的，亲如兄弟。
团长转业去武汉一家生产坦克车底盘的兵工厂当副厂长（后来这家兵工厂并给了武钢，而后武钢又和宝钢合并，成立了宝武，这弄得，真是催人泪下）。
团长对我爷爷说：老宋，咱兄弟一起去武汉吧，虽说你不是干部，但你可拿的是副团职工资，提个干稳稳当当，到武汉给你弄个副处做做，再不济也能弄个正科干干。
说真的，我爷爷是个官迷，当了三十年的大头兵，没提干，心有不甘，临退休了，弄个干部当当，回上海也有面子。
于是，跟着他的团长去了武汉。
谁知，团长去了武汉当了个管后勤的副厂长，没有多少实权，当然也没多少能力给爷爷争个正科，更别说副处了。爷爷只当了个管后勤仓库的股长，心里凉凉的。
当股长就股长吧，反正大小也是个干部。就这样爷爷一直做到退休回到了上海。
那时我爷爷退休回到上海，退休金一直由武汉厂发的，80年代中武汉和上海的退休金差不了多少。
可是到了90年代后，退休金的差距就拉大了。当初回上海进宝钢的那批老兵退休金比爷爷多出近一倍。比如宝钢退休金两千块，而武汉的退休金只有一千出头。
为什么呢？地域差别。上海生活水平高于武汉，而且宝钢经济效益好，退休金比上海平均水平还高，武汉那点退休金根本没法和宝钢比。
直到现在，宝钢的退休金有八千多，我爷爷武汉发的退休金连四千都不到。
所以爷爷懊悔时常说：临退休，栽了个大跟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