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峰
光绪23年《滁州志·卷二之一·食货志一·风俗》中记载：“宋欧阳子云：民安畒畝。章衡氏云：地僻讼简。盖滁山不通车，滁水不通舟，民不见异，故不思迁。自明祖以滁阳开基，州为驿道，宾客往来，五方之民杂至，俗渐习于纷华矣。比年以来，承豫胜勇营之习，民有舍业以嬉者。大乱之后，土著十不存三四。大率光州、安庆之人挈室而来，开垦荒土，赋额渐复，繄客民之力。然良莠不齐，亦因以多故焉。土俗妇女尤善力作，胜于健男子。向无蚕事，乱后养蚕颇多，每年可出茧四千觔。不谙纺织，率购布于他方。光州人来，皆男子织布，俗谓之侉布，南人呼北人为侉也。女子好著红裳，虽力田不弛，固彬彬有礼矣，乃若时俗之常。”
由此记载可知，元末明初的战乱中，滁州“土著十不存三四”，入明后，政局稳定，光州、安庆之民携家带口迁居滁州。他们除了开荒种地外，光州之民还带来了蚕桑及织布之事。这也说明，在当时，“光州”是代表着有比较先进生产力的地方。
元末明初，光州也饱受了战乱之苦。顺治《光州志》记载，宋时光州人口为156460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光州人口为14063人，锐减91%。并且，这还是在明朝成立二十四年后的统计。重庆考古网上刊发的重庆铜梁地区出土的明代墓葬16座，其中有陈公家族墓地2座，从陈平洲墓所出墓志《大明故逸民陈公平洲先生墓志铭》中，可知陈氏家族为当地富族大户。该墓志铭有“元末避兵自河南光州徙蜀泸省”的明确记载。民国《光山县志约稿》记载：“及朱元璋定鼎，然后徙江西之民以实之。今考合邑人民大概原籍是江西，此明证也。”至今，我们这边溯祖基本都是来自江西。
值得注意的是。光州与滁州几乎是在同一个纬度，以现代的经纬度计算，潢川在北纬32.13附近，滁州在北纬32.20附近，滁州似乎更靠北一点，但滁州之民却称光州为“侉”。《滁州志》说：“光州人来，皆男子织布，俗谓之侉布，南人呼北人为侉也。”这个可能是时人以淮河、长江为坐标的，光州之地紧邻淮河而远离长江，滁州之地恰恰相反，远离淮河而与长江近在咫尺。
光州与滁州的历史文化因为欧阳修而增添了不少美谈。上面引用的《滁州志·风俗》中开篇的“宋欧阳子”，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他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时留下的《醉翁亭记》，直接催生出六百多年后在光州南城“不醉亭”的一段佳话。欧阳修在光州也留下了一首《滑州归雁亭》诗文传唱至今：“长河终岁足悲风，亭古台荒半倚空。惟有雁归时最早，柳含微绿杏粘红。”从“醉翁亭”到“不醉亭”，再加之“归雁亭”，欧阳修、滁州与光州，算是有着深深的“亭缘”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