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以政治中心为主兼具地区经济中心的特点，使城市生长必然依托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供给充裕的经济腹地，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城市选址的地理基础。都城从属于城市基本需求之外，又与普通城市有别。都城不仅是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国家的象征与文化的凝聚体，出于这样的需要，都城在城市选址共同的地理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更多的支撑条件。
分合聚散使中国历史上存在统一王朝与地方政权，然而无论哪一类政权建国与立都是并行的两件大事，都城确立在什么地方不仅决定统治者权力核心的地理归属，而且影响着政权的昌运。史念海的研究指出，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与地方割据政权兴建的都城共二百多个，由于地方政权地分南北东西，都城也因地而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统一王朝的都城就不同了，偌大的国家究竟将国都设置在什么地方，既要满足统驭全国的需要，又要保障自身的安全，众多的古都看似无序，但在地理的视角下不难看到其共同的基点。
以地理中心为都城是最初古人建都选址的重要理念：“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时古人十分强调“国之中”对于都城选址的意义，而此时的“国之中”就是今河南洛阳。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固然经历多次变化，但始终没有脱离这一地区，尽管西周“文王作丰，武王治镐”，但至成王时还是在洛邑兴建了成周，东周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彻底转向这里。
都城选址突出地理因素中的哪个环节，并非一成不变，历史进入战国，直至秦统一，军事地理对于都城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兼具政治、军事乃至经济优势之地就是关中，其地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故后人诗文中有“关中自古帝王都”之说。
那么关中凭借什么地理形势而成为帝王之都？前已论及，《史记·留侯世家》称关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何谓“天府之国”？即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含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由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之渭河、泾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经济腹地是支撑都城存在的必要基础，对于国都而言，另一项必须考虑的就是军事地理与交通区位。就地形来说，中国古人将易守难攻之地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关中地区就具备这样的地形条件：南有秦岭，北则黄土丘陵山地，关中平原地处其中，不仅营造“四塞之国”的地形，且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自然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关隘，并由此构成“形胜之区”。关中地区同时为“天府之国”“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独占冷兵器时代少有的地理优势，正因此而成为十三朝立都之地。
当然，任何优势都并非永久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关中地区作为“根本之地”的优势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邻近西北游牧民族，极易受到北方民族的攻击；其二是随着统治集团的庞大，为了支撑朝廷日常支出以及皇族、贵族、百官的物质需求，仅凭八百里秦川自身的物产已经无法满足，而关东地区的漕粮与其他物资又面临着运输困难，尤其黄河河道三门峡段“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
于是，东汉都城东移至洛阳。此后经魏晋至北魏时期，历时数百年，均以洛阳为都。隋代北周而起，立都于长安，唐代继承了这一都城选择，尽管如此，隋唐两代均在洛阳另设东都。
洛阳虽然没有关中“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优势，但北依黄河，南临洛水，且居“天下之中”。北宋时期定都开封，除北靠黄河外，几乎无险可守。故宋初关于立都何处，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到洛阳巡幸，并打算以此为都，甚至还有定都长安之意。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劝阻，赵光义等人的理由主要是开封有通江淮漕运之便。无奈之下宋太祖接受了群臣的意见，但他已经预见到由于开封无险可守，必须仰仗重兵，“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赵匡胤预见之准确，不仅重兵驻守在开封城周围需要的粮饷耗尽民力，且因无险可守屡遇险境，最终还是被女真人攻陷都城，徽、钦二帝被俘送北国，结束了北宋王朝的历史。
历史时期沿黄河一线设置的都城，在优先选择军事屏障还是经济补给之间反复徘徊，取此必失彼，最终以北宋王朝的覆灭而终结了都城沿黄河一线东西之间变换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