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定吾、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县）人，清末民初著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财经学家、金融家、教育家，还是一位有影响的书法家、诗人、古籍与金石收藏家。
周学熙骨子里就是一个文人士大夫，这从他的书法、诗文中可以看出。周学熙的书法源于家学。在父亲周馥的亲炙下，周学熙自小习字，但由于科举取试难免受清朝“馆阁体”的影响，早年主要取法颜欧柳赵一路，工整端庄，微少涵停，且影响了其一生。这在他的楷书《致紫石仁兄七秩大庆》中就可以看到，一手标准的馆阁体，无愧于举人出身。
在研究了诸多个案后，笔者发现，近现代书法史上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碑学似乎与维新、改良等政治行为密切相关，是那些具有强烈的变革与革命意识者大多选择碑学，从而在很大程上，是否选择碑学成为检验书者书家是变法者还是保守者的象征，如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也反映出碑学已不仅仅是书法问题那么简单了，其背后还有外部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所以当时的清政府对康有为《广艺舟双》一再禁毁。而周学熙作为推崇新政、开风气之先的实业家，在书法上本应顺势而为，崇尚碑学。然而，事实上他却是相对“保守”的，一生浸淫于帖学，以“二王”为宗，魏晋风韵构成了其书法的主调和深层心理审美意识，出之平整，以正为奇，尤其是一手王字写得炉火纯青，并下涉颜真卿、“宋四家”和赵孟、董其昌等。观周学熙书法，最大的特点是就是“古味”浓郁，且食古能化，化能融合，故其字其作虽无大开大合、激荡跳跃的“紧张感”，却似老衲入定，不激不厉，风规自远。
周学熙一生都在学习不同的书家书风，努力丰富着自己的笔墨语言，故每个时期甚至同一时期的风格都会有较大的差异。无论办实业多忙，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看书、写字。据其晚年自己制定的读书计划看，每日温经书、看格言、读佛经、练习字等都各自学习一个小时，持之以恒，雷打不动。无怪乎，在历经了人生坎坷、事业挫折后，其书法于“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最终达到了秀逸朴厚、变化多端之境界。
如今，在拍卖会上，时常可以看到周学熙的一些字文俱佳、清气满纸的手迹，多为平时信手写成的便条、题笺等，不乏精彩之作。只见方寸之内，或行楷，字字独立，醇厚自然；或行草甚至今草，线条上下映带、绵密精警；或取法圣教序，玄远散淡，超然尘外，无意于佳乃佳；或效法颜字，横轻竖重，棱角分明，尤重气脉的畅达和笔致的遒润；或心摹手追“宋四家”，大小错落，妩媚天真，于纯熟中透出生色。大字作品虽不多见，如“雅言诗执礼，益友谅多闻”一联，以颜、柳为底子，融以苏、米之笔意，笔势耸动，极意生发，藏锋顿挫，多施搭折肩转，纵逸势出，别裁卓立，加之写在粉纸上，古意盎然。若论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为晋唐法所缚，又染有一定的馆阁习气，作书少有变态，虽试图用章法之疏朗加以弥补，然亦无法改变其过于尊法、少些个性之弊。
需指出的是，周学熙对书法教育也高度重视。比如，为办好家塾，他亲自制订《周孝友堂家塾幼学课程标准》，对课业做了详细安排，主要教学内容分四个部分：主课、正课、辅课、余课。其中，余课2小时，包括书法和图画。又如，在其兴办的北京官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乃至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等成人学校，也都设有书法课、国画课。据周家后人回忆，书法课是按照书体之源流安排的：先练小篆，如《泰山二十九字》《峄山碑》《汉碑篆额》，再写隶书《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最后才是习楷书，如欧阳询、颜真卿、智永《千字文》等。可见，这样的设计既顺应少儿学书宜从正书入手的规律，又十分契合文字演进发展的顺序，颇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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