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笔者要斗胆和大家聊一个有点禁忌的话题：诸葛亮治理蜀国（今天四川、云南、贵州）12年，是怎么把一个原本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变成了“民有菜色”的穷苦之地的。
这里笔者绝不是要攻击诸葛亮的人品和德行，他在个人品德方面绝对是圣贤级别的，他也没有为自己家族谋求任何好处。
但是，诸葛亮个人品德完美无瑕，不代表在他的治理下蜀汉民众就安居乐业，民富国强。
事实上，因为诸葛亮一直想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因此，在他治理蜀汉12年里“五伐中原”，极大的消耗了巴蜀的民间财富，也让巴蜀老百姓原本富裕的生活变得贫穷。
因此，如果从“巴蜀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这一个层面出发，诸葛亮执政12年是严重不合格的。
接下来，笔者就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诸葛亮治理巴蜀12年，是如何让巴蜀老百姓由富返贫的。
三国时期的地图
01、
首先，巴蜀地区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局面下，因为地处西南边陲，反而躲过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成了当时少数富庶地区。
诸葛亮自己在公元208年（或者207年）给刘备做未来战略分析的时候就提到了巴蜀的富庶：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民殷国富。
而刘备应当时占据四川的刘璋邀请进入四川后，刘璋一次性就给了刘备大量的粮食和财物，这也印证了诸葛亮所说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民殷国富”所言不虚：
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
而在《三国志·董和传》里就详细描述了当时四川由于长时间远离中原地区的战乱，境内民众的生活不仅富裕，甚至可以说奢侈，四川本地商人的服饰和饮食都和王侯差不多了。
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
虽然史书上没有关于蜀汉官员董和生卒年的记载，但是结合他被刘璋任命为成都令的情况看，《董和传》反映的情况是公元194年-公元200年这6年时间里四川当地的情况。（刘璋的父亲刘焉是公元194年去世的，而董和是刘璋任命的成都令。）
京剧里的曹操
而相比于四川平静又富庶的生活，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可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尸骨曝露于野地里无人收埋，千里之间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 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不过剩下一个还活着。）
曹操的这首《蒿里行》里提到了袁术在南阳称帝的事情，所以应该写于公元197-公元200年这3年间。
而根据《九州春秋》记载，庞统劝说刘备“取刘璋而代之”的一个重要理由同样是巴蜀地区的富庶：
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甚至刘备攻下成都时，成都城内还有足够刘璋三万大军吃一年的粮食，而之后刘备更是利用刘璋的府库里的财富大肆封赏关羽、张飞等有功之臣：
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
刘备攻下成都是公元219年的事情。
刘备入成都
然而就是这么富庶的蜀汉，在刘备与诸葛亮的治理下，到了公元225年，也就是距离刘备占领成都不过六年时间，在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就变成了一个疲敝之地：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大家也许会说了，这只不过诸葛亮的一个修饰性说法，并不代表“益州”真的疲敝了。
然而有许多证据表示巴蜀地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是真的“疲敝”了。
清朝流民
02、
比如陈寿在《三国志》里称赞诸葛亮治理四川是“道不拾遗,强不侵弱”：
吏不容奸,人怀自厉, 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然而这只在溢美之词，事实上是诸葛亮在公元228年离开成都，率大军奔赴汉中，准备“一伐中原”的时候，在距离蜀汉统治核心区域不足40公里的广汉地区立刻就出现了大型盗贼团，这个盗贼团的规模已经可以“劫掠吏民”了，想来规模肯定不小：
建兴五年,丞相亮北住汉中,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
而当时蜀汉的盟友，东吴的大鸿胪张俨在自己的著作《默记》里也提到了由于诸葛亮把所有的精力以及蜀汉的国力都集中在“北伐中原”这一件事情山个，导致了蜀汉在诸葛亮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荒残”，民众“苦其役调”：
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那么，张俨的话是不是夸张呢？有没有可能是作为东吴人故意污蔑诸葛亮呢？
真不是。
就“西土苦其役调”是得到了史料证实的。
古代士兵
在《三国志·吕乂传》里就提到吕乂之所以得到诸葛亮的赏识，被提升为汉中太守，最重要原因就是他作为四川腹地的太守，他为诸葛亮提供的壮丁在到汉中当兵期间没有一个人逃亡。
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换言之，其他四川腹地太守为诸葛亮提供的壮丁一定是有大量逃亡，所以诸葛亮才会觉得吕乂能干。
另外，诸葛亮死后19年姜维（公元234年—253年）才第一次大规模北伐，这也可以侧面证明诸葛亮执政四川12年确实是“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所以作为继任者的蒋琬和费祎才不得已休养生息19年。
事实上《三国志·蒋琬传》也委婉的提到了诸葛亮“北伐中原”物资消耗过大：
琬以为昔诸葛亮数闚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
这里的“道险运艰”不就是指责诸葛亮选择的北伐路线导致后勤运输消耗过大吗？
事实上诸葛亮自己也在其颁布的一条教令中公开承认蜀国“民贫”：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由此可见，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在“北伐中原”这个大目标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需要“出人出钱出力”的四川老百姓的生活是不可能富裕的，只能是“由富转贫”。
成都武侯祠
03、
看到这里，许多朋友可能会质疑一点，既然诸葛亮治理蜀汉12年，让蜀汉民众“由富转贫”，那么为什么四川老百姓一千多年来还那么怀念诸葛亮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现存史料本质上不过是当时社会上层人士对事务的看法，诸葛亮虽然盘剥四川底层民众很厉害，但是对巴蜀本地大地主大豪强还是采取拉拢和笼络的策略。
比如刘备占益州之后，素有才学的广汉人秦宓称病不出，诸葛亮特征为从事祭酒。梓潼杜微称聋闭门不出，诸葛亮领益州牧时，“妙简旧德”，在秦宓之外又征杜微为主簿。
此外还有谯周、张翼等巴蜀本地出身的文武官员在蜀汉得到重用。
这就让巴蜀当地上层豪强与地主对诸葛亮充满好感，所以史料里充斥着对诸葛亮的溢美之词。
诸葛亮塑像
其次，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士大夫，他们的着眼点绝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整个王朝的兴衰。
对于他们来说，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不顾一切的要兴复汉室，这是非常值得提倡和鼓励的；而且诸葛亮私下品性高洁，而且清廉自守，就更值得所有的士大夫学习了。
至于某一个地区是不是在诸葛亮“北伐”过程中变得“荒残”、变得“民贫”，历朝历代的帝皇和士大夫们其实也并不在乎。
相反，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导致整个王朝的覆灭，这才是应该批评的。
但是笔者以为，作为普通人，我们更应该代入诸葛亮治理时期的蜀汉普通老百姓的视角，而不是王侯将相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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