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中国史书中出现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史书记载，夏朝一共存在了470余年。夏朝的创始人是大禹的儿子启，传承了十几代之后，末代帝王夏桀残暴不仁，贪图享乐，追求个人享受，残害忠良，肆意挥霍国家财富，滥用民力，最终被新兴的国家商朝灭掉。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分界点。夏朝之前的上古时期，尧舜禹贯彻“天下为公”的思想，统治权更替以禅让制的方式进行。但大禹晚年却打破了这一铁律，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启，使得夏朝成为第一个以“家天下”为核心统治模式的国家，禅让制从此被世袭制永久取代，并延续数千年。
中国是一个历史极为悠久的国家，先后有数十个朝代在中国大地上轮番建立统治，又被新的王朝所取代。时至今日，各个朝代的存在与否，貌似已经不该是什么问题，毕竟每个朝代都有起止时间，还有皇帝们的在位时间、传承次序，期间发生过哪些大事件，都在史书中记载的明明白白。
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历史上众多朝代中，唯独夏朝的存在，在国际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仍然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质疑，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谜团。一些外国专家学者，都对夏朝的存在持谨慎态度，甚至不愿承认夏朝存在的历史真实性。
即使是国内的史学界，如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也对夏朝的存在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大禹是传说中的神，而非真实历史人物，对夏朝历史的探寻，应当依靠考古、而非文献去考察夏朝史事。
中国史书中，如《尚书》《古本竹书纪年》《史记》中对夏朝的帝王传承和历史事件都有过较为详尽的记录，连篇累牍，而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也曾出土了大量的被视为制作于夏朝的文物，这么多的证据，为什么证实不了夏朝的存在？
原来，反对派也有其依据。通俗点说，现代人进行历史与考古研究，途径无非两条：一是依据史书记载，二是依据出土文物，即“二重证据法”：地下的考古实物和地上的传世文献，地下材料可以帮助验证传世文献的真实性，其中后者的史料价值显然要大于前者。因为史书在撰写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会受到作者本人的知识层面、价值观、情感好恶的深刻影响，从而导致出现程度不等的失真。
而出土文物则不存在这种问题，也就是说，史书可能说谎，而那个朝代留下的文物是不会说谎的。其他朝代大都留下了海量的文物实物，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成为对商周历史的最好的佐证与材料。但夏朝却恰好在这一环节上存在巨大缺失。目前为止，考古学界尚未能发掘出一件真正的得到公认的夏朝文物。
有人会说，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曾经出现了很多“夏朝”文物，为什么不能作为夏朝存在的证据？有两个原因。一是二里头遗址的年代确定上，至今存在争议。二里头遗址的存续时间，如果与史书记载对应，正好处在夏末商初时期。因此这里到底是夏朝都城遗址，还是商朝的都城之一“西亳”遗址，迄今未有定论。因此这里的文物不可妄下定论，认为一定是夏朝的。
最为关键的是，即使是把二里头遗址定为夏朝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文物上，如果任何一件文物上，像商朝甲骨文、周朝青铜器一样镌刻“铭文”，哪怕只有一个“夏”字，也能作为夏朝存在的铁证，但遗憾的是，这一关键环节仍然存在缺失。夏之后的商朝，才被公认为第一个有文字出现的朝代。
不仅如此，连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上，都难以找到夏朝存在的踪迹。按理说，商朝创始人汤灭夏开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总该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留下蛛丝马迹，但却依然没有。
夏朝相关文物实物的缺失，使得夏朝又被称为“仅在史书中存在”的神秘朝代。也许正如顾颉刚所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笔者认为，夏朝的存在不容置疑，只是需要假以时日，随着考古学的进展，夏朝的存在终有一天会被证实。
参考资料：《夏商史稿》《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顾颉刚夏史研究与夏文化早期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