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周恩来称他“老杜”，是中南海有名的摄影师，同时也是在伟人们身边待了时间最长，拍摄照片也最多的一位摄影师。
在中南海16年，他先后担任了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在此期间，他所拍下的照片，见报的就不计其数。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的世纪同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最后合影都出自他之手。
甚至江青的最后四小时自由时光，也被记录在他的镜头之下。
不过，青壮年时期热爱摄影的杜修贤，晚年却直言：我这辈子是照够了。
中南海岁月
1960年，杜修贤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他去到中南海，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师。
彼时，杜修贤的年纪只有34岁，却已经有了16年的摄影经历。
而他得以进入中南海，为伟人领袖们拍照，还要从他最初接触摄影的偶然经历说起。
他12岁开始做长工，14岁少年时就孤身一人离家出走，赶了一夜路的路，从家乡米脂的大山走了出去，去到了绥德。
偶然间听说绥德的“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正在招收学员，杜修贤感到十分开心。
但是等到了学校大门口，他才想到，自己身无分文，又大字不识几个，就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人家怎么可能要他呢？
想到这里，赶了一夜路的少年心中油然而生自卑与沮丧，又打算转身离开。
“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当勤务员吗？”突然，他的身后传来一句问询。
少年停下脚步，转过头去，才发现是一位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青年人对自己说的。
对方面带微笑，原本是在学校门口负责招收学员的，但是看到少年光着的脚上沾满了黄土，像是赶了很久的路，无家可归，但是小伙子身上的精气神不错，不禁想给他一个机会。
而彼时的杜修贤，虽然完全不了解勤务兵是干什么的，但是一想到能够留下来，心中十分欣喜，连忙应道：“愿意！”
接着，又怕对方反悔，继续说道：“我什么都会做，留下我吧。”
就这样，杜修贤得以进入了“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当一名勤务员。
后来，杜修贤接到一次护送“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员的任务，而任务目的地，就在延安。
而凭借护送任务的出色表现，杜修贤顺利调到了延安。
他真正痴迷摄影，正是从延安开始的。
1944年，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招收摄影学员，杜修贤果断报了名，努力学习摄影。
自此，他的人生开启了第二种可能，那就是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
延安期间，在摄影方面学有所成的杜修贤，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因为不服输，什么都要做到做好，对做拍摄的照片的自我要求也很高，他的照片见报量特别大。
杜修贤开始从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闯成了大师级别的人物，他所拍摄的照片都有鲜明的“杜修贤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杜修贤转业到了新华社。
1960年，又一个重要的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
凭借积攒多年、出色而娴熟的摄影技术和经验，杜修贤走进了中南海这个令国人向往、世界瞩目的地方，最先走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身旁。
而作为中南海摄影师，远不是简单地对对焦、按按快门这么简单，光凭摄影技术上的娴熟也不够，还需要政治上的成熟，尤其是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
因为周恩来总理对自己和身边人的要求向来十分严格，这不仅仅基于他的工作属性，同时也是基于他本人的性格，对细节的重视和要求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周恩来的工作和生活中。
为周恩来拍照，首先要遵守的几大纪律，那就是不能抢镜头，也不能主动提出要和领导人合影。
而杜修贤自从担任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后，时刻提醒着自己谨遵纪律，也因此，他在周恩来总理身边从事摄影工作16年，陪同总理去到了很多个国家，但是同总理的合照一共只有两张。
其中一张合照，便是周恩来主动问的：“怎么没人给我和老杜拍照？”
当时，杜修贤正忙着给总理和其他记者拍合照，一边拍一边心生羡慕。
尽管他也很想有张同总理的合照，但是想到纪律，还有当下手上的工作，他并没有行动。
结果拍到最后，他却听到总理要和自己拍照，于是赶紧乐呵呵地跑上前去，牙花子都没来得及收住。
这样，他拥有了和总理的第一张合影。
而当时周恩来口中“老杜”，就是杜修贤，这是总理对他亲切地称呼，与此同时，这个称呼其实也意味着总理对他能力的一种肯定。
技术一绝手快又稳
1970年，杜修贤经过在总理身边几年的浸润，作为中南海摄影师的技术娴熟度和政治成熟度已经同时具备，又同时成为了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
毛主席每逢“五一”和“十一”，都会登上城楼，冲着下面的群众挥手致意，这个画面极具意义，是非常值得捕捉的。
而这个时候要想拍到毛主席的正面，非常困难，换做其他摄影师，可能也就选择放弃另寻角度了，但是杜修贤却直接将上半身悬在栏杆外面，就为了能拍到毛主席正面。
好在他一向以“手快”著称，他那支端相机的手上有奇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好焦，拍到自己想拍的照片。
后来有一次，还是周恩来上前去，拽住他的衣角，责备他：“掉下去怎么办？要镜头不要命了？”
这时，杜修贤只是憨憨地笑着，也正因为“手快”，杜修贤的照片见报率很高，他在中南海担任专职摄影师时期，报纸上的绝大多数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的照片，都是他拍的。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对于周恩来总理来说，如何能够既展示出欢迎，又不卑不亢，还是挺有难度的，正所谓外交无小事，一切都在细节中。
为此，有关部门第一次在机场搭了一个阶梯式的大架子，架子往前20米，大概就是宾主握手的地方，杜修贤就带领新华社中南海摄影组的同事们早早摸清了现场，选好了角度。
尼克松的飞机降落在机场的那时那刻，杜修贤很紧张，他和同事们一起屏声静气，静静等待历史性握手的那一刻。
而尼克松也不按常理出牌，还不等完全站定，三米开外就伸出了自己手，胳膊打得直直地伸向了周恩来，最后就两人的手完全握上的前一秒，杜修贤果断按下了快门。
后来，周恩看照片，就选了杜修贤的这一张，登上报纸。
当时，还有人不理解杜修贤为什么不等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完全握好手再按下快门，以及总理为什么要选这张图配发。
后来人们才懂，照片也是可以说话的，尼克松那张着急同周恩来总理相握的手，其实正说明了当时中国国际地位的升高，而这正是总理所期望照片所反映的。
这张照片登出后，被国际上誉为“精彩的历史瞬间”。
而除了“手快”，能够准确抓取新闻瞬间，杜修贤那双端着相机的手上还有奇功，一个字概括就是“稳”。
他有一个本领，那就是吸一支烟可以不弹一次烟灰，细细想来，这和他从事摄影，拍照手稳，平衡感超于常人离不开关系。
曾经有另一位自认平衡技术超强摄影记者不相信，要和杜修贤一较高低，结果对方吸一支烟，中途掉了三次烟灰，其中一次不小心掉在衣服上，还烧了个窟窿。
反观杜修贤，一支烟燃到烟蒂，两寸多的灰白烟灰形成了一个弧形，还一次都没有掉落，一直到最后将整支烟抽完，杜修贤才淡定地将烟灰一次性抖落在烟灰缸里。
不过对于自己已经被别人公认的摄影技术，杜修贤从不夸耀。
除此之外，他还从不曾议论领导人私事，这些都成为杜修贤身上的重要特质。
杜修贤参加宴会，如果有人一直向他打听有关领导人的私事，他就会生气，然后拉着一张脸闷声答：“我只管照相，其他的你们别问我。”
总而言之，对于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杜修贤从不参与评论。
为江青拍照
这其中，也包括了江青。
杜修贤在中南海为领导人们拍照期间，曾经接触过江青。
而更早之前，实际上，杜修贤早年在延安开始自己的摄影生涯时，报名学习的摄影训练班，江青也去过。
当时，负责给摄影训练班教课的老师，就是吴印咸，吴印咸是我国老一辈的摄影艺术家，名声在外。
吴印咸
1938年，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吴印咸就是这个团的摄影负责人，他带领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在延安宝塔山下办了摄影训练班。
由此培养出了像杜修贤这样，今后在中南海摄影界闯出一片天的杜修贤。
而江青一向爱好摄影，也去听了吴印咸的课，也可以说，吴印咸是江青在摄影上的启蒙老师。
江青和杜修贤在摄影上可以说是共同师从吴印咸。
后来，杜修贤担任中南海摄影师，据江青曾经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因为知道杜修贤师从吴印咸，摄影技术一流，江青还曾亲自向杜修贤请教过。
那是1964年的国庆晚会，江青和毛主席等一起观看焰火节目。
当天，周恩来也在场，而作为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杜修贤当然也在。
一向爱钻研摄影的江青，正好见到一旁的杜修贤，就赶忙虚心请教：“如何才能拍出焰火的最好效果？”
这个问题可以说也正对杜修贤的本领，事实上在进入中南海专攻人物摄影之前，杜修贤转业到新华社期间，一直以拍摄北京的民俗建筑风景图著称。
于是，杜修贤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说了出来。
当晚，江青就将杜修贤教给自己的理论付出实践，果然拍出了机长效果很不错的焰火图。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杜修贤又曾经亲自给江青拍过几张照片。
1975年夏天，江青与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在钓鱼台的合影，就出自杜修贤之手。
1976年10月6日，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杜修贤接到了江青的一个电话，让他带上相机到毛主席生前住宅——游泳池。
杜修贤不明所以，只能照做。
到了现场后，才知道，是江青要拍照留念。
于是，杜修贤按照要求，为江青拍下了她在游泳池前的留影。
只不过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这也是江青最后一次在毛主席生前住地前留影。
在中南海拍完照片，江青又兴致勃勃地组织大家去北京西城区的景山公园摘苹果，景山公园距中南海大约3.5公里，距离也算是不远不近。
杜修贤也就背着相机一起去了，到了景山公园，只见公园的苹果树上的果子果然结得很满。
旁人还没反应过来，江青就爬到树上去了，一手拽着果树枝条开始摘苹果。
凭借摄影师的本能，杜修贤当即按下了快门。
摘完苹果后，大家就会到了中南海，各自散去。
而4个小时后，江青就被拘捕了。
杜修贤也没想到，1976年10月6日，自己镜头下有关江青的这组照片，成为了对江青人生中自由时光的最后记录。
回看杜修贤的照片，这样的历史瞬间都一一被他记录了下来，成千上万的照片，那就是成千上万个瞬间，这些瞬间组成了一条历史长河。
不论是伟人领袖，还是风云人物，都存在于这条历史长河中，他们在镜头中沉浮、流动、定格，对于自己的照片，杜修贤一向不善言说，别人追问照片背后的细节故事，他一般都不予作答。
杜修贤说：“我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
晚年时，杜修贤告别了摄影，更告别了相机，70岁以后更是对相机不看不摸，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这辈子照够了”。
再后来，参加座谈会，77岁的杜修贤蓄起了白胡子，头上竖起的平顶短发也已雪白，俨然一老者，但是一米八的个头不减当年，身体还挺硬朗。
别人都尊敬地称他一声：“杜老爷子。”
晚年，杜老家里有三多，那就是烟多酒多照片多，而最多的便是他在中南海拍摄的领袖人物照片。
而多年在中南海从事摄影师的经历，给杜修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比如他走路声音很轻，手上的动作很轻，他盖杯盖，一般人都听不到。这和他当年在中南海，拍照要求手快敏捷，有很大关系。
除此之外，要是端详他的面容，就会发现他的眼睛一大一小，左眼大右眼小，这和长期拍照习惯用左眼对准取景框，右眼紧闭，以保证取景清晰拍照迅速有关。
再有就是他的肩头高低不平，这就是因为他在中南海拍照，为了准备充足，长期一次性好几部相机，另外再挎一个非常重的闪光灯充电箱，再加上他习惯用左肩，最后造成了左肩低右肩高的情况。
2014年，杜修贤的身体每况愈下，因为爱抽烟，喝酒，长久以来，他对自己的身体也很了解，这个倔强的老头坚持不去医院，最后病重才住进了医院。
对于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早有准备，离开得也很平静，最后因肺癌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