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公卒后，太子罃继位，是为康公。康公曾为赓续其父助立晋君之传统，欲派兵立晋襄公之弟公子雍为晋君，但是事情没有成功，反而结怨于晋，两国经常兵戎相向，几乎日逐干戈。
然而秦康公并无穆公的雄才大略，才疏而妄图涉入邻国最敏感的君位继承问题，难怪会将国家带向战争的险地！
秦康公
我们从《诗经‧秦风》中的〈晨风〉和〈权舆〉中，《诗序》对秦康公的批评，可以推知他是个忘记父亲志业，并且刻意疏远先君所遗留下来的贤臣，使得祖先基业难以为继的庸君。
我们回顾秦国的历史，秦国从只是西周王朝的区区附庸，疆域原本极小，只占有现在大陆甘肃省天水一带的地方。
秦国地图
周平王为了避犬戎之难而东迁雒邑时，秦襄公有派兵勤王的功劳，受到平王的封赏，正式成为西方的诸侯，并赐之岐西之地，相当于今天的陜西省和甘肃省东部，拥有与中原诸侯一般的通使聘享之礼。
虽是如此，秦国仍是中原诸国眼中的夷狄之国，少与中土各国往来。在春秋时期，只有穆公在位时，凭着个人独到的识贤和用人之明，配上优异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手腕，曾经闯出一片宽广的天地。
崤山之战
无奈崤山一败，让穆公毕生的志业，几乎毁于一旦。
后来虽然转而经营西陲，独霸西戎，但那是穆公心中的次佳选择，乃情势使然。而酝酿多年的东进之途，一再受阻于晋国，使其东进争霸的企图心，终致功亏一篑，殊为可惜！
康公之后，国势日颓，不但不能延续穆公好不容易打下的基业，完成先君未竟之志，反而与晋国征战不休，国力遂从此一蹶不振矣。
影视剧中秦穆公形象
然而从穆公至献公，忽忽已近三百年矣！在这三百年间，中土各国的政经情势，起了许多根本上的变化。原来在表面上尊王攘夷，但实际上却在诸侯国中，能够一呼百诺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之俦，已不复再见。
代之而起的反而是卿大夫之流，他们擅权专政，互相征伐会盟，威势逐渐凌驾在诸侯之上。
著名者如晋之六卿，齐之田氏等。当此之时，各国诸侯犹安然处之，浑然不觉国家名器，即将堕于贼臣之手。及至田常弑齐简公而自居相位，亦没有一个国家基于春秋大义，出面来讨伐他。
周室肇建以来，周公苦心孤诣所擘画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于焉崩溃无遗。流风所及，三家终于分晋，田氏亦灭齐而自取之，混乱的战国时代从此展开。
而秦孝公能在这种周天子名存而实亡，礼乐隳坏，世衰道微的黑暗时代中脱颖而出，成就其先祖穆公一生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也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睥睨山东诸侯的夙愿，难道是太史公将之归诸于"盖若天所助焉"的一句话所能道尽？这样的批评似乎对秦孝公不够公允？
吾人希望从以下的史实爬梳和情理揣度中，能够厘清事实的真相，并且还给秦人（特别是秦孝公）一个真实而明确的历史地位。
乱世之雄主——秦孝公
秦孝公（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名渠梁。穆公之十五世孙，秦献公之太子也。献公卒后，继位为君，此时年纪已达二十一岁了。《史记‧秦本纪》中特别强调孝公成年始接君位，想必是蕴含其必有一番作为的深意存在。
剧照中的秦孝公形象
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幼年嗣位的君主，其命运大都是坎坷多舛的！
在他们成年主政之前，若不是受制于深宫怨妇（太后）之干政，就是被宦官、权臣牵着鼻子走，即使是成年后亦鲜少有所作为。能如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却能力抗权相吕不韦，杀嫪毐，迁母太后于咸阳宫，后更一统天下者，史上能有几人？
故孝公能与其先祖穆公一样，成年始接大位，阅历与心智渐臻成熟，正是其大展身手的良机。而他的事功，几乎是由一道求才诏命开始的。此时的秦孝公，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分述如下：
祖述穆公之德
此道诏令一开始，就先追述三百多年前的祖宗伟业，搬出穆公这块招牌，所谓"修德行武，广地千里。"那是何等的光采！然则秦孝公欲恢复秦国过去光荣历史之用心，实已不言可喻。
秦穆公画像
在接位的第一年，他盱衡整个国际局势，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想要克绍祖先基业，突破各国对秦国的封锁，进而与山东六强争王逐胜，非国富兵强不为功？
而要国富兵强的第一步，莫如求贤才能出奇计强秦，因此孝公下了一道著名的求才诏令，他向天下豪杰许下非常优厚的条件。诏令是这么说的：
这道求贤令的目标非常明确，语气十分坚定，影响也极其深远。
克绍献公之业
一个人会不断地提及先人伟业，原因之一，乃是后世子孙不肖！以致造成国家内忧外患，所以孝公不讳言过往的几位秦君，就是造成国家不安、百姓不宁，让国家陷入危机的最大祸首。
所幸在其父献公即位之后，以恢复穆公当年之故地为号召；几次的对外战争都大有斩获，国力有逐渐复苏的趋势。
作战勇猛的秦军
可惜天不假年！因此秦孝公要借着这道诏令，和先前的几位不肖秦君彻底划清界线，走出过去积弱不振的阴霾；进而继承献公想要中兴秦国的遗志。则孝公欲完成其先君恢复穆公之业的苦心，亦跃然于此诏命之上了。
利诱天下豪杰
孝公这道求才诏最大的诱因，并不是建立在号召天下英才，大家共同找回秦国昔日光荣的美丽憧憬上；反而是"尊官、分土"的优厚条件太过吸引人。
这种求才的方法和上古圣王为求贤才，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所谓"极卑极贱，极远极劳"的求贤方法大异其趣。
然吾人于此并没有要贬责孝公的意思，因为所谓"利诱天下豪杰"的作法，实在是当时的整个时代环境所造成，并非秦孝公一人所能独擅。
我们看此求才诏下达之后的第二十五年（公元前336年），孟子去求见梁惠王，梁惠王劈头就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可以知道，当时的整个政治环境和政治活动，都离不开现实功利的考量。
孟子画像
在上位的君王，竞相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用功利来衡量一切的价值。换句话说，也以功利来衡量人才的价值。因此所谓的人才，只不过是君王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罢了。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国家的名器和一切资源都可以拿来作为交换条件。难怪孟子要大声疾呼："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是崇高的理念，毕竟不敌政治的现实！在上位者若言必称利，则下位者必多矫舌诡辩之徒。千古以来的中国官场，君以利相诱者，臣亦必以利相终始，岂有仁义可言？
今人王邦雄先生对此一现象，有一段独到的见解，引述如下：
这段话具体描绘了战国时期的君臣互动关系，与当时社会价值观的真实面相。
孝公这种求才的方式，完全悖离了三代以来礼贤下士的传统价值，和周公旦对待贤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谦卑态度比较起来，相差何止千里？即使和其先祖秦穆公"与人周也"的礼贤作风也绝不相同。
孝公这道公开的求才诏命，所以会名扬千古，当然和它后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关。而这一巨大的作用，完全系于一人的身上，此关键人物正是后来变法彊秦的商鞅。
当时商鞅正不得志于魏，魏惠王（即梁惠王）不识其才，甚至认为是推荐商鞅的魏相公叔痤已经病急智昏；商鞅见事不可为，遂西入秦，求见孝公，开启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事业高峰。
参考文献：
《史记今注》
《诗经简释》
《秦史》
《秦集史》
《新译吕氏春秋》
《四书集注》
《孟子义理疏解》
《新译说苑读本》
《新译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