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1]
作者|石泉
把古文献中的“江”字，视为长江的专称，这似乎是直到目前还相当流行的一种传统看法[2]，而且往往以此作为考订古代地理的一个前提，据以推断与这些“江”字相关的其他地名方位。但是，如果我们对有关的原始资料作一些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古文献中的“江”字并不专指长江。简单地把带有“江”字的地名，都和长江联系起来，从而把这些地名都定在长江附近，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个问题是研究古代长江流域历史地理在资料上必须弄清楚的起点之一。因此，值得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
一、古“四渎”之“江”不是长江，
当是今鲁东南之沂河
古代“四渎”（江、淮、河、济）中的“江”，一般都认为是指长江，但是，从“四渎”的最古记载来看，却不像是如此。
《史记》卷 3《殷本纪》引《汤诰》云 :
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四渎”的方位，却是淮在南而“江”在东。如果这个“江”是长江的话，则淮水还在它以南，怎能讲得通 ?
这个问题，前人已注意到。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所引史诠的说法，就转而怀疑这段《史记》关于江、淮二水的方位是因错简而颠倒，并举出唐人徐坚《初学记》所转录上述《史记》关于“四渎”的河与济两水方位与今本《史记》互倒（作“北为河，……西为济”）为例[3]，来加强这种看法。
今按：此说并无确据，只是在认定“江”是长江的前提下，为了解决由此引起的同《汤诰》所记“四渎”之“江”在方位上的矛盾，而作的一种设想而已。他所引的《初学记》关于河、济二水的记载，虽与今本《史记》所记互倒，但江、淮二水的方位，却仍同《史记》所引《汤诰》一致。这就更不能据以推断《史记》之“江”“淮”二字也有误倒了。
如果《史记》不误 (梁玉绳也认为《史记》不误，并指出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所整理的古文《尚书》真本，所以这篇《汤诰》虽为今本《尚书》所无，当非伪造 )，则古“四渎”之“江”，就不会是长江，而应是在淮水东北方，即今鲁南、苏北地区的一条较大河流。在这里，较著名的水道是沂河 (旧称沂水 )，发源于鲁中山区，与沭河 (旧称沭水 )并行南流。据《水经注》卷 25 泗水篇及沂水篇末，以及卷 26沭水篇所记，此二水在古代都在下邳城 (今江苏邳县南，古邳州城 )附近入古泗水，更东南流，于今江苏清江市 (旧淮阴县 )以北入淮水。如果按照汉代以来的解释，“四渎”都直接入海，这条沂水也可以说得通，因其下游也有分流入海之道，而且不止一途 (今“新沂河”又于江苏邳县东南入骆马湖，转东，经沭阳县北、灌云县南、响水县北东入黄海 )。这从今天的地形图上也可以看出。总之，这条古沂水同上述“四渎”之“江”的位置，看来基本相符。
还可以找到足以与此相证的其他材料。《韩非子》卷 7《喻老篇》云 :
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
这里以江、济连称，而且与春秋末期吴、齐艾陵之战相联系，则此“江”必接近艾陵。济水故渎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境的黄河下游。艾陵则在今山东省中部泰安、莱芜二县间。[4]那么，这个“江”就又不可能是长江，而只能在今山东省境。这就又同上文所考“四渎”之“江”(沂河)的位置相合，而艾陵也正位于此“江”与济水之间。
《国语》卷 19《吴语》对这件史事也有如下记载 :
吴王夫差既胜齐人于艾陵……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
这段记载正可与上引《韩非子》互相印证，两者都以艾陵之战与黄池之会为首尾，记吴王夫差北上争霸的活动。《国语》所说吴国在商 (即宋，今豫东、苏北及鲁西南一带 )鲁 (今山东中部，曲阜至费县一带 )之间开深沟 (运河 )，北连沂水，西接济水，而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即吴所开深沟之终点，与古济水交汇处 (参阅《水经注》卷 25 泗水篇，黄沟部分 )。这正是《韩非子》所说吴人活动于江济之间的具体补充。把这两个材料结合起来看，《韩非子》所说之“江”，其位置同《国语》所说之“沂”，又正相合。
另一条有力印证是《史记·封禅书》所云：“四渎咸在山东。”当时“山东”的范围并不包括长江流域，所以《史记》卷 30《平准书》云 :
是时(指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
这里的“山东”与“江淮间”是显然分列为两个地区的。由此也可看出：直到汉武帝时，“四渎”之“江”也还不是指长江，而是与其他三渎“咸在山东”。
还有一个称为“江”而非指长江的重要例证。《山海经》卷 4《东山经》云 :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
《山海经·东山经》所记诸山，基本上在今山东省境，这是前人一致的看法。即使作个简单的初步分析，也会看出 :发源于今山东省境泰安附近的河流，又是“东流注于江”，则所注之“江”显然不会是今之长江。
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考订，就更可看出这个“江”仍然指的是今之沂河。关键在于环水所发源的“泰山”究竟在哪里。
前人由于总认为古文献中的“江”专指长江，跳不出这个框框；同时，又一向认为“泰山”就是现在山东泰安市北的东岳泰山(又称岱山、岱宗)。于是对《山海经》这条记载就很难解释得通，从而就产生了牵强附会的说法，甚至硬把这个“江”字改为“汶”字。[5]
现在需要弄清这个“泰山”的地望。古代以“泰山”为名的山，在今山东省境内有文献记载可考的，就有好几处。例如:今山东东部，临朐县南，穆陵关(古称大岘关)以西的沂山，也叫泰山，又称东泰山，亦名小泰山。[6]今山东省中部，新泰县西北40里，与莱芜县交界的新甫山也叫泰山。新泰县始设于西晋初期，其名称来源就是取新甫、泰山之意。[7]
更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初期以前鲁国的“泰山”。这也是现存史料中关于“泰山”的最古记载。《左传》隐公八年经文云 :“郑伯使宛来归祊田。”杜预《集解》云 :“祊，郑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费县东南。”《左传》对于上引经文又作了如下的补充说明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孔颖达《正义》释此云 :“郑以桓公之故，受邑于泰山之下。……刘炫云 :言祀泰山之邑，谓泰山之旁有此邑。”《公羊》《谷梁》二传中所引《春秋》的这段经文，“祊” (音崩 )皆作“邴”。这两字是双声，音近，当是同一城邑名称的不同写法。《公羊传》隐公八年记此事云 :“邴者何 ?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
据上引各项较古的记载和注释，祊(邴)邑显然是在鲁国境内的泰山之旁。而据上引杜预注，祊邑又明确定在魏普时的琅琊郡费具东南，亦即今鲁东南的费县附近。[8]郦道元《水经注》对此也有记载(详后)，与杜注一致而更详。
在这一带也正有这样一座地望、条件相当的名山，就是蒙山。其主峰龟蒙顶就在今费县西北不远。当时鲁国的泰山盖应在此，即蒙山之另一名称，就好像沂山、新育、岱山 (东岳泰山 )之亦称泰山一样，这也使我们推想：在今山东一带，古代以“泰山”为名的大山，如此屡见不鲜，很可能“泰山”古非专名，而是这一带的一些著名大山之通称。因此，《诗经·鲁颂·閟宫》之“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诗句，似应理解为 :泰山即指龟蒙，而非传统解释之以泰山为东岳泰山。
发源于这个“泰山”附近的水，只能东 (或东南 )流人沂河，这是地形决定的。而沂河又正是上文所考的古“四渎”之“江”，这就又同《山海经·东山经》所记发源于泰山、东流入江的环水，在源流及所入之水等方面都正相合。《水经注》卷 25《沂水篇》有“治水”，又称“小沂水”，东南流，入沂水。在治水北岸，费县故城的东南，还记有祊城，注文并指出 :这就是《春秋》和《左传》所云郑人祀泰山之祊邑。附近另有祊河，为治水支流，东入治水。合流之后，下游亦称祊水（现在地图上则把这条治水统称为祊河，亦称浚河）。结合上文所考来看，这条水应即上引《山海经·东山经》所说的环水。今本《水经注》在汶水篇中把环水作为汶水支流的石汶水，说它入于汶水。虽引了《山海经》环水入江的记载，却未能把二说协调起来，至多只能使读者由此得出“汶水或亦称江”的推论而已。这也是由干沿袭了郭璞注之误，把《山海经》中的“泰山”当作东岳泰山而必然导致的结果。
综上所考，可知从《史记·殷本纪》所引《汤诰》到《封禅书》所记“咸在山东”的早期“四渎”，应是反映着当时以邹、鲁、泗上(今山东省中南部)为中心的古代“山东”居民(似可一直上溯到分布于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随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居民)对这一带主要水道的知识。江、淮、河、济分据东南西北的方位，就是围绕着这一地区而定下的(参阅第16页图1)。后来(大致从西汉后期开始)，[9]随着长江流域的逐步开发，长江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于是长江就取代了沂河而成为“四渎”之一，并反映在东汉初年成书的《汉书》中。日久之后，《史记·殷本纪》所引《汤诰》中关于“四渎”的最古记载、《封禅书》所引汉初人“四渎咸在山东”的说法等等，反而被看成不可理解，从而很少被人提及了。
二、淮水古亦称江
淮水在先秦时期亦有“江”之称，这从以下五点例证可以看出:(1)《左传》哀公元年云:“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杜预《集解》云:“楚欲使蔡徙国，在江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权听命，故楚师还。”东汉人服虔释此“江”字，认为是指江国(见孔颖达《正义》引)。江国即在蔡国西南，今河南正阳县南，息县西，淮河北岸。[10]孔颖达《正义》驳此说，认为江国与汝水之间早已是楚地，蔡无从割让，且“汝水与江国不可共文”，因而主杜注之说，认为楚使蔡在长江与汝水之间自择疆域，欲令迁都近楚。
今按:孔《疏》驳服虔以“江”为江国之说甚是。但所主杜预之说，亦难成立。这个与汝水连称之“江”，能否就是长江？前人对此已提出过疑问，[11]因为汝水与长江相去很远，两者之间，包括整个大别山区，中间还隔有淮水，古汝水即东南流入淮。[12]春秋以来，蔡国故地本在淮北的汝水一带。淮水以南，直到长江，地区广大，从来与蔡国无关。大别山周围，原先小国林立，后来陆续并入楚国。楚果欲徙降服之蔡，当如春秋时惯例，指定地点，进行迫迁即可，岂能令蔡人于此广大地区之内自择疆土？果真要迁徙蔡国，也决不能使之“疆于江、汝之间”，因为汝水以南，近淮之地，本是蔡境，如果所疆之地又听蔡自择，则蔡人尽可仍在故居，尚何云徙？《左传》原文:“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语意明确，显然是楚人重新划定了蔡国疆域，然后还师。这里看不出有使蔡国在长江与汝水间广大地区中自择疆域之意。反之，倒是楚国划定了蔡疆，还师之后，蔡人深感威胁，于是“请迁于吴”，第二年就迁到州来(即下蔡，在今安徽凤台县北，淮河北岸，与寿县相对)去了。[13]
此次楚之攻蔡，《左传》明言是“报柏举也”。十二年前(定公四年)，蔡人曾联吴伐楚。柏举之战大败楚师之后，直下郢都，使楚几濒于亡。估计此时蔡人当并有楚地，扩大了疆域。[14]此次蔡人降服之后，楚当已重取失地，缩小了蔡国疆域，使之局限于江、汝之间。则江、汝二水理应相近，此“江”当非长江，而应是汝水以南不远，位于蔡国南境之淮水别称。所谓“江、汝之间”，实即淮水与汝水之间，亦即吴、唐、蔡师人郢以前的蔡国故地。这样解释，似较符合当时形势。服虔以江国释此“江”，固非；但淮水又称“江”，或与此位于淮水上游北岸的江国之名“江”，不无关系。
(2)《左传》哀公四年还有以下一段记载 :
夏，楚人……乃谋北方。……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
这里“吴将泝江人郢”之“江”，通常被认为是指长江。但如果我们结合春秋时吴楚作战的总形势以及当时的水上交通条件来看，就不能不发生疑问 :由吴至楚，如果溯长江而上，道途远非近便。那时的船舶构造以及航行技术是否足以有效地克服长江风涛之险，进行大规模的水上行军，特别是远途溯流行军？恐吴人不大可能选择这样的进攻道路。事实上，春秋时吴楚交兵的主要战场一向是在淮水流域。《左传》所记定公四年吴师人郢的著名战役，就是泝淮西上，舍舟于方城之外的蔡境，然后会蔡、唐之师，深入楚境，直下郢都。这次“泝江入郢”之说，看来仍是指的这条行军路线。所以楚人借口备吴而作的军事布置，也都在“方城外”的淮水上游。然后出其不意，由此突然转道北进，攻灭了汝水上游及洛阳以南的山区中“蛮氏之国”。由此看来，“泝江入郢”之“江”，应仍指淮水，而非长江。
(3)淮水又称“江”，还表现在古文献中常有以“江淮”连称，而实际上是指淮水之例。
《史记》卷 40《楚世家》云 :
是时(惠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又卷 41《越世家》云 :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元王……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地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从这两段记载中可看出 :越灭吴后，控制了“江淮东”。它所不能控制的“江淮北”，则放弃给楚、宋、鲁等国，而这些地方 (所谓“淮上”“泗东”及吴所侵宋地 )却都是在淮河以北，并不包括江北 (淮南 )地区。张守节《史记正义》根据唐朝人的地理观念解释说 :“江淮北，谓广陵县、徐、泗等州。”应该指出，他把江北 (淮南 )的广陵县也包括进去，并无史实根据 ;而且广陵正属于“越兵横行”的“江淮东”地区，又正当越人北上争霸的通道，在勾践称霸以后的全盛时期，怎能任楚侵据 ?所以这里的“江淮北”实际上是指淮北。这也就反映出 :“江淮”实际上是指淮水。
(4)战国时人谈到楚国灭越以前的东部边境形势时，常以“江南”、“泗上”并称，视为两大要地。例如《史记·越世家》记越王无疆对齐使谈论越与楚的边境形势时，就说 :“楚之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战国策·楚策一》记城浑劝说楚国的新城令，以新城近秦宜阳 (今河南宜阳县 )，受秦的威胁很大，因而“今边邑之所恃，非江南、泗上也。”而建议楚王增设新城郡以御秦。这里的“江南”通常也被认为是指长江以南。张守节《正义》解释《越世家》所记“江南”，就认为是指洪、饶等州 (今江西省北部，南昌至上饶一带 )，以此为当时楚之东境。但这样一来，楚越边境要地就恰恰缺少了在当时楚国东境以寿春 (今安徽寿县 )为中心的淮南、江北一路，而这一路在当时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交通上，都远比长江以南重要。《左传》所记春秋后期吴楚之间的边境形势以淮河流域为最突出，就是明证。而战国晚期寿春之所以能成为楚都，下至汉魏六朝，一直是淮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和军事重镇。直至大运河修通之后，始渐为楚州 (今江苏淮安 )所取代。不能设想，战国人议论楚国东部边防时，竟会完全忽视淮南江北这一路，反而把当时的长江以南提得更为突出。所以，结合上文淮水亦称“江”的考释来看，这里所说的“江南”，应亦指淮水以南，换言之，此“江”也指的是淮水。
(5)最后，在古文献中，还常有同一史事在不同书中或同一书的不同版本中，出现了以“江”作“淮”，或以“淮”作“江”等情况。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将王翦攻取楚国淮北地区的陈、平舆一带，捉住楚王之后，“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裴驷《集解》引徐广曰 :“‘淮’亦作‘江’。”换言之，“淮南”亦作“江南”。又如《国语》卷 19《吴语》云 :“于是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吴越春秋》记此事则作“屯海通江，以绝吴路。”再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云 .“晏子……对曰 :‘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而《淮南子》卷 1《原道训》 (卷 1)则云 :“故橘之江北，则化而为枳。”这类记载上的出入，过去通常被视为版本校勘或记载分歧的问题。现在我们如果结合上文所考，淮水本亦可称为“江”则当时人对淮水之传述与记载，自可以“江”“淮”互相转用。这样，那些出入之处也就可以相通，而不一定是文字的正误问题了。
三、汉水及荆楚地区某些河流古亦称“江”
汉水又称“江”，在古文献中有较明显的记载。
《史记》卷 4《周本纪》云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周昭王南征不返是在汉水上，这是古今皆无异议的。《史记》在这里所称之“江”，显然不是长江，而只能是汉水。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云 :“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刘备当时驻军于汉水北岸的樊城，在曹操大军南进的压力下，率部南退，过江之后，便到襄阳。以后还在当阳长坂被曹操率军追及，打了个大败仗。则自樊南渡之“江”，显然又只能是指今湖北襄樊市附近的汉水。
盛弘之 (刘宋时人 )《荆州记》云 :“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 ;其东津经江夏，出平睾关，是通陈、蔡、齐、宋之道。” (《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襄阳”县下刘昭补注引 )由襄阳渡江往北经南阳出方城人中原，所渡之“江”当然是今之汉水，但在当时则称之为“江”。
《舆地纪胜》卷 84，京西南路郢州“风俗形胜”引唐郢州刺史崔耿所作《天王堂记》云 :“今之郢理，古石城戍也。郡城跨大江之东。”唐之郢州，治长寿县，即今湖北钟祥县，位于汉水东岸，而崔耿却说是在“大江之东”。这说明唐代的汉水也还有“大江”之称。
此外，“江汉”连称，而实际上专指汉水的例子就更多了。如《史记》卷 28《封禅书》记齐桓公的话 :“寡人……南伐至召陵，登熊耳以望江汉。”召陵和熊耳山都在今河南省境，登熊耳山所能望到的“江汉”，只能是襄樊一带的汉水，不可能望见长江。同样，《史记》卷 32《齐太公世家》记春秋时召陵之盟，楚屈完对齐桓公所说 :“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 ?”这个“江汉”也显然是指汉水，因齐师由东北来，而长江犹在楚都以南，只有汉水才能阻齐。《史记》这段记载主要依据《左传》，彼此内容基本相同。但《左传》僖公四年记此事，则作 :“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可见“江汉”实即指汉水。再如《荀子·议兵篇》云 :
(楚)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阻隘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也。
这里提到的“江汉”作为防秦的“固塞阻隘”之一，显然也是指汉水。
在古代的荆楚地区，除汉水外，其他河流也还有称“江”的。《晋书》卷99《桓玄传》云:“移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宋书》卷37《州郡志三》荆州“武宁太守”条云:“晋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蛮立。领县二。……乐乡令……长林男相。……”这个武宁郡及其属县乐乡与长林都在今湖北省荆门县北境和钟祥县西北境,[15]这是一般都同意的。但《晋书·桓玄传》却把这里称为“江南”。则此所谓“江”，显然又不是长江，而只能指武宁郡以北的今蛮河(汉水支流，在今宜城县南境，东南流，入汉)的下游。这方面的证据还有一些，但需经考释才能看出。请参阅本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中关于三国时吴江陵城址的论述。
又，《宋书》卷 45《王镇恶传》云 :
(平刘毅后)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初行，告(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求遣军以为声援。休之遣其将朱襄领众助镇恶。会高祖(刘裕)西讨休之，镇恶……乃率军夜下，江水迅急，倏行数百里，直据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笼盛石，堙塞水道。襄军下，夹岸击之，斩襄首，杀千余人。
刘宋时的武陵郡在今湘西北一带，王镇恶由这里顺流北归所经的这条“江”，可以“倏行数百里”，可以用竹笼盛石，加以阻塞，并且在截击朱襄的军队时，还可以两岸夹击。这都说明:这条位于武陵郡、水流很急而又并不深广的“江水”，显然不是长江。据《宋书·州郡志》，武陵郡治临沅县，当在今湖南常德市西。[16]据《水经注》卷37《沅水篇》，武陵郡都尉治在沅陵县故城，当在今湖南沅陵县南。[17]则此“江水”应是沅水上游，沅陵以西一段。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 :自古以来，“江”就不是长江的专称。因此，当我们在古文献中遇到“江”字时，决不能简单地认为一律是指长江，而必须结合相关的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和鉴别。这样才能避免张冠李戴，造成空间观念上的错觉。
[1]本文曾发表于《文史》第 6辑，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后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时又略作修，在第三部分更换了一个史例。
[2]这种传统说法，可以清初人胡渭《禹贡锥指》为代表。胡渭在此书的“略例”中说 :“南人得水，皆谓之江；北人得水，皆谓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黄河曰大河。此后世土俗之称，非古制也。……禹主名山川，亦未尝假借。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水经》篇题，概曰某水，绝不相假借，深得《禹贡》之意。”《禹贡锥指》一向被认为是研究《尚书·禹贡》的权威著作之一，因此也就成了传统说法的一个重要依据。
[3]参阅徐坚《初学记》卷 6，江第四。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以下简称《方舆纪要》 )卷 31，山东二济南府泰安州莱芜县“马尔关”条附“艾陵亭”条说 :艾陵在莱芜县东北；沈钦韩《春秋左传地名补注》卷 12，哀公十一年“战于艾陵”条引《山东通志》云 :在莱芜东境；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一、都邑，齐·艾地附“艾陵”条云 :在泰安东南。三说互有小出入，但大致不出今泰安、莱芜间。
[5]例如郭璞在“江”字下注云 :“一作海”。但“注于海”同样是讲不通的，因为地形决定了发源于今东岳泰山一带的水，只能西南流入汶河，不可能东流入海。《水经注》卷 24《汶水篇》“环水”条引了《山海经》关于环水源流这一条，但今本《水经注》则把旧本《水经注》引这一条的“入于江”原文，改为“入于汶”。清人赵一清校释这一条的按语说 :“郭璞曰 :‘江，一作海’，此‘江’字固误，‘海’字亦非，当作‘汶’。”但尚未径改“江”为“汶”。而稍后的戴震校刊本 (即通行的所谓“官本” )就干脆把“江”改成“汶”，并加按语说 :“近刻讹作‘江’”。戴震并说，他是根据《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来校改的 (参阅“官本”目录末，纪昀、戴震的按语 )。但是现在《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已经影印流传，其中所引的这一段《山海经》却仍是“江”而并不是“汶”字。所以戴震在这一问题上的弄虚作假，已经不攻自破。
[6]参阅《水经注》卷 26，沭水、巨洋水、汶水诸篇及赵一清释；民国《山东通志》卷 21《疆域志》山川“沂山”条。
[7]参阅《新泰县志》 (光绪十七年增修本 )卷 1《建置沿革》；卷 3《山川》 (增 )“新甫山”条；卷 7《古迹》八景“新甫拥翠”条。
[8]参阅《方舆纪要》卷 33，山东四，兖州府沂州费县“费城”条 :《大清 -统志》 (乾隆本，以下简称乾隆《一统志》 )卷 140，沂州府古迹，“费县故城”条。
[9]《汉书》卷 25《郊祀志下》记汉宣帝神爵元年以后，“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并指出此后江、淮、河、济都有固定的祠祀地点，“江”祠定在江都 (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南 )，每年祠祀四次，仅次于黄河 (五次 )。这反映出，从西汉后期起，“四渎”之江已是长江，而不再是位于淮河东北方的沂河了。
[10]关于江国地望，参阅《汉书》卷 28《地理志上》汝南郡安阳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左传》僖公二年杜预注；《水经注》卷 30淮水篇；《方舆纪要》卷 50，河南五汝宁府真阳县“安阳城”及“江城”条；乾隆《一统志》卷 216河南省汝宁府古迹，“安阳故城”条；又卷 215，汝宁府建置沿革，“正阳县”条。
[11]参阅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 98~99页，《春秋楚郢都辨疑》。
[12]参阅《水经注》卷 21，汝水篇末。
[13]关于蔡迁州来，参阅《左传》哀公二年十一月所记 ;及《水经注》卷 30淮水篇。关于州来今址，参阅乾隆《一统志》卷 87，安徽省凤阳府古迹，“下蔡故城”条。
[14]关于蔡国在柏举之战后，曾乘胜兼并楚地，一度扩大了疆城，今存史料虽无直接记载，但《左传》所记楚国当时灭胡国的情况，可以参证。《左传》定公十五年云 :“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梦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一月，楚灭胡。”胡国，据《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在魏晋时汝阴县西北之胡城。汝阴县当在今安徽阜阳县 ;胡城故址在县西北二里（参阅乾隆《一统志》卷 89，安徽省颍川府古迹，“汝阴故城”“胡城废县”条；《方舆纪要》卷 21，江南三颍州，“汝阴废县”、“胡城”两条），则胡国正位于蔡国东邻。胡国既能在吴、蔡、唐三国军队攻入楚国之时，乘机夺取本国附近的所有楚国城邑，则比胡国强大又直接参加攻楚战役的蔡国，自必更有力量占领本国附近的楚地，从而扩大了疆土。
[15]参阅《方舆纪要》卷 77，湖广三安陆府荆门州“长林废县”条、“荆门城”“乐乡城”诸条 :乾隆《一统志》卷 265，湖北省安陆府古迹，“长林故城”“乐乡故城”条。《湖北通志》 (商务印书馆影印民国十年刊本 )卷 36，第 1089 页、《建置志》十二，《关隘》二，荆门直隶州“乐乡关”条云 :乐乡关即古乐乡县治所，位于今荆门县北端，与钟祥县交界处，故应包括今钟祥县西北境。今乐乡关一带已划入钟祥县境。
[16]参阅《宋书》卷37《州郡志三》郢州“武陵太守”条；乾隆《一统志》卷280湖南常德府古迹“临沅故城”条。《方舆纪要》卷80，湖广六常德府武陵县“临沅城”条说在沅陵县东。乾隆《一统志》对此有考订，今从之。
[17]参阅《水经注》卷37，沅水篇；乾隆《一统志》卷284，湖南辰州府古迹“沅陵故城”条。
——录自石泉著：《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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