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战国时期一个新兴的诸侯国，与赵、魏三分晋国而占其一。春秋时期，韩氏在晋国仅是一个极小的家族。
春秋后期，卿族间的兼并战争越来越激烈，从六卿制到四卿制，最终形成三家分晋的格局。公元前453年，韩、赵、魏共灭知氏，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在这一过程中，魏国与赵国均有过强盛之时，但为何韩国一直存在感较弱呢？
一、韩氏在晋国的发展
1、韩氏由来如何？
关于韩氏的起源，学界主流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韩氏为西周武王之后裔，另一种认为是晋曲沃桓叔之后。晋国韩氏当时在晋国灭掉周武王所封的韩国之后，又把自己的宗族封到韩国故地，仍称为韩氏。晋国韩氏实为曲沃桓叔之后，韩万被封于韩原，后以韩为氏，是战国时期韩国之祖。晋国在晋献公以前，分封对象基本限制在公族范围内。
韩氏是桓叔之后，也就是“桓族”。晋献公继位后，患“桓、庄之族逼”，尽杀桓、庄之族。韩氏作为“桓族”之后，在献公剿灭公族的阴谋中竟然存活下来，当有以下原因：第一，韩氏为“桓、庄之族”中的弱者；第二，韩氏与“桓、庄之族”的强者关系并不密切；第三，韩氏的封地韩原距离晋国的政治中心较远；第四，在献公之前晋国的分封对象基本限制在公族范围内，短时间内完全铲除公族势力不可能实现。
在当时的客观条件（韩氏实力较弱，且远离政治中心）与主观条件（韩氏采用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策略）都有利的情况下，韩氏得以在这场浩劫中生存下来。
由于曾“畜于赵氏”的经历，韩厥得到时为晋国执政卿赵盾的支持，出任司马一职，借此契机，步入晋国政坛。从韩厥担任司马起，历经晋灵公、晋成公、晋景公、晋厉公四世，最终得到晋悼公的赏识，取得晋国执政的位置，韩氏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
2、韩氏的代表人物韩厥
曾“畜于赵氏”的经历对于韩氏来说也是因祸得福，不仅在赵盾的举荐下韩厥得以出任司马一职，韩氏重新显迹于晋国政坛，同时，赵、韩两家也结成了稳固的同盟关系，在晋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相互扶持，为最终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从公元前615年河曲之役赵盾举荐韩厥出任司马，韩氏踏上晋国政坛之始，到公元前588年赏鞍之功，担任将近30年司马的韩厥终于因其在几次战役尤其是鞍之战中的卓越表现，列为卿位，这也成为韩氏在晋国政坛发展的关键性一步。
二、韩氏立国
1、分晋后的韩氏
根据太史公的记载，分晋后的韩氏占有的领地比一般的诸侯国还要大，虽无诸侯之名，已具诸侯之实。从此，三家逐渐建立起了独立的国家政权，走向了各自发展之路。分晋后，韩氏的实力大增，虽已形同诸侯，仍缺少“诸侯”的名份。
另一方面，三晋之中，韩氏的力量最弱，从智伯向三家索地时首先向韩氏出手也可证明这一点，因此在三家已基本把晋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对外扩张也是势在必行。如何获得周天子的认可，成为名正言顺的诸侯和积极地寻求对外扩张，增强自身实力，成为摆在韩氏面前最为棘手的问题。此时的韩、赵、魏，虽已建立了各自的政权，但要想在名义上成为诸侯，必须获得周天子的认可。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十二国诸侯在逢泽会盟。逢泽之会是魏国霸业的巅峰，魏惠王想效仿昔日的晋文公以霸主自居，依然要打着“朝天子”的旗号来召集诸侯，可见周天子在各诸侯国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吕氏春秋》只记载了魏文侯胜齐并受周天子赏赐一事，当是此时三晋之中魏最强的缘故，伐齐以魏国为首，所以将赵、韩略去。
三晋伐齐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最终能与齐订立什么盟约，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阴谋。目的在于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对齐进行征伐，向王室施压，迫使其给予其诸侯的名份。最终在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命三晋为诸侯。历史进入到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
2、韩国的建立
公元前375年，韩国借魏国攻打楚国的间隙，一举歼灭了郑国。文侯七年，“郑反晋”，除了韩国此时正与魏、赵联合攻打齐国，无暇顾及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此时郑国投向了魏国的怀抱。三晋之中，属魏最强，以韩国的实力，并不敢正面跟魏国发生冲突，所以韩国只有借魏国攻打楚国这一有利时机，灭掉郑国。
由于这时，三晋联盟并未解体，魏国在对外战争中还需要韩、赵两国的支持，所以魏国也只有忍气吞声，默认这一事实。韩国的灭郑之路走得并不平坦。从韩康子时期开始谋划，到韩武子二年始伐郑，经景侯、列侯、文侯，到哀侯二年，终于吞并郑，并迁都郑的旧都新郑，由此，韩国实力大大增强，进入到顶峰时期。
三、韩国难成气候
1、韩国公室间的矛盾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兼并战争的高潮。为增强战争防御能力和实现对外扩张的需求，富国强兵成为各国君主最迫切的愿望。由此，各诸侯国先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变法运动。随着变法的推行，就大的形势来说，诸侯国间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就诸侯国内部而言，君主权力得到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力度加强，在兵力调遣和将领选派上已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郡县制的推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韩国内部公室与公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从聂政刺韩累一事便可见端倪。韩累不但为韩国的相，同时也是韩氏公族，然而，严遂却得到韩列侯的重用，由此也可看出韩列侯试图以重用异姓的办法来限制公族势力。
但是，由于公族势力过于强大，韩列侯这一政策并未奏效。因韩列侯企图以严遂来牵制韩累，严遂与韩累之间的权力之争在所难免，再加上严遂直言韩累的过错，以此惹怒了韩累，二人矛盾爆发，严遂因怕遭到报复而选择逃亡。严遂之所以选择了逃亡而不是寻求韩列侯的庇护，这也表明公室不具备与公族势力对抗的实力。韩氏公族的权力太重，已达到能与公室平分秋色的地步。另一方面，导致严遂逃亡的
直接原因是直指韩累的过失，这显示出韩国缺乏像同时期的魏国那样开明的政治氛围，公族势力不但把持着重要职位，且骄横跋扈，不能虚心纳谏，政治腐化。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反而继续发酵，终于在二十多年后，出现了更为极端的“弑君”事件。
国君被杀，是君权虚弱的极度表现。杀害韩哀侯的韩严，同样也是韩国的公族，此时的韩国，公族的权力已达到了杀立君主的地步，可见实力之强。国家内部，君主权力受到牵制，公族势力强大，“任人唯亲”，政治腐败，郑人的反抗情绪有待进一步安抚。
2、韩国国势衰退
韩、赵、魏虽同源于晋国，但在对内经营上，韩氏明显不如赵、魏，这不仅是分晋之初韩氏最弱的原因所在，也是立国后束缚韩国国势发展的重要因素。韩国缺乏这种开明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在用人制度上，“贵亲”之风盛行，重要官职几乎都由公族掌控。
韩国在用人制度上的保守，与它在晋国的经历有关。虽同出晋国，韩氏以公族的身份受到分封，而赵氏与魏氏并非晋的同姓，两家的强大源于晋无公族和对异姓的重用，这是晋国最终被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韩国对公族的重用是借鉴晋国灭亡的历史经验的结果，韩国的君主企图以重用公族来避免江山易姓。然而，保守的用人制度本身就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局面形成，到公元前362年韩昭侯继位之前，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韩国君位六次易手，共经历了七位君主的统治，君主的平均在位时间约为13年，君主更迭频繁无疑也会影响政令执行的连贯性。
另外，这一阶段韩国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公族势力强大，君权一度受到极大牵制。总之，用人制度闭塞、法令混乱、公室与公族矛盾尖锐，韩国的改革始终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也是韩国一直在七国中存在感十分渺小。
结语：
在战国七雄中，韩国面积最小，且处中原腹地。韩国四周强国林立。韩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发展十分不利。分晋之初，韩氏便弱于魏、赵。在战国初期，三晋以联合的姿态一致对外，攻秦却楚。
三晋之中魏国为主导，所得秦、楚的土地都收入魏国囊中，除了三国联合攻齐迫使周天子为其“正名”外，韩、赵得到的利益有限。由于魏国在对外扩张中的强势，韩国最终趁着魏与楚交战之机，才吞并了郑国，至此，韩国的疆域也达到了极限。
处于韩国南邻的楚国是老牌大国，在春秋时期就是与晋国争霸的对象，自然非韩国可敌。秦国在春秋时期已是二等强国，从弭兵之会晋楚达成的协议也可看出，晋对秦也不得不有所让步。虽然在魏文侯时期占领了秦国的河西地，但从韩昭侯以前韩国与秦国的几次战争来看，秦国都是“始作俑者”，战争的结果总是韩国战败丧地。与邻国相比，韩国皆处于弱势。
种种迹象也都表明韩国从未出现过高速发展的阶段，其国势一直在狭小的箱体中起伏，韩国一直是其他诸侯国的陪衬而已。
参考文献：
《战国策》
《史记》
《七国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