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虽有周厉王、周幽王的腐败统治，却因是天下共主，且国力尚强，即便诸侯国国力倍增，自然灾害导致利益冲突不断，周王朝也暂得统领位置，西周末年也并未掀起大规模的诸侯反叛。
但在周平王东迁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由于其天子之位乃是其外公申侯拥立的，因此周平王就间接背负“弑君杀父”的恶名，自然也就没有得到诸侯王的认可。
当时的周王室能够立足，其重要原因在于能够长期有效地抵御蛮夷，然而此时的周平王能力欠佳，导致天子权威松动。
真正让这权威彻底“崩塌”的，便是与周王室同根的诸侯国郑国以及后来的郑周之战，自那以后，诸侯国开始争霸，且出现了一代“霸主”：齐国，不夺其政却掌其权。
郑周对立，王权覆灭
诸侯国不服周王室最显著的表现便是不再听命于周天子，放弃了对其进贡和朝觐。
自然，对于周王朝选出的国君，诸侯国也是略有微词。周桓王在继位后，郑国国君郑庄公“不服之意”表现得更为明显。
实际上，郑国第一任国君郑桓公乃是周王朝第11位天子周宣王的弟弟，是要比其他因功臣受封的诸侯国更亲近的一脉。
不过，亲缘关系越是紧密，对东周不够名正言顺的继位，内心排斥感自然也就越强。
加之郑庄公小时候经历过母亲武姜偏心，想让次子公孙段顶替他这个嫡子获得王位的“黑暗回忆”，与他同时期的第14位周王朝天子周桓王，周平王的孙子，便成了他的针对对象。
尽管当时的周王朝仍旧是天下共主，各诸侯国却没将其放在眼里，比如郑庄公就侵犯了周王室的地盘，抢了周王室土地里的庄稼。
矛盾也由此开始，后来郑庄公好心去见已经被诸侯国冷落许久的周桓王，周桓王却因此前抢庄稼之事，心有余悸，便没有对郑庄公以礼相待，郑庄公心中便更加不满。
矛盾持续了许久，郑庄公在两年后与鲁国交换许地的田地——周天子祭祀泰山专用地，这下子梁子结得更大了。
因为泰山在古代寓意着王权，这下周天子祭祀泰山竟然需要征得郑国的同意，明摆着是与周王朝进行对峙。
矛盾急剧加深，连年的粮食歉收，加之齐、楚、晋等诸侯国国力的迅速增强，这对周王室的冲击愈加猛烈，利益争夺逐渐成为趋势和主流。
周桓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大约在公元前718年，他便以对郑国的“修整”为由，企图发动“长葛之战”，目的一是解决对峙双方的矛盾，二是想借此重新立威。
可让周桓王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战役不仅令自己损失惨重，最终还落得个颜面尽失的下场。
周桓王起初号召几个还可差遣的小国，陈、蔡、虢、卫，连同周军一起对付郑国，没想到郑庄公在第一场较量时便获得胜利。
第二局时周桓王勉强扳回一局，双方各自一胜一负，战势持平。
到了第三局决胜局，郑庄公挥动三军全线出击，分别由左右两翼实施向心合围，集中力量压制周桓王。
最终还是郑国大夫祝聃从远处瞄准周桓王，射中其右肩，天子中箭，军队急于撤退，边退边打，其狼狈令各诸侯国所耻笑。
自此，周天子被诸侯认为是“外干中间也干”，此时天子“受命于天，辅有四方”的光环彻底不再。
各诸侯国之间终于开始争夺实际意义上的“霸主”地位，春秋时期到来，诸侯国中的大国谁领风骚还未可知。
齐国一举称霸，力克大国
众所周知，最终群雄角逐的结果，是秦国实现了大一统。然而在争霸前期，“秦穆公偏远，不与中国会盟”，也就是说，此时的秦国国力衰微，与中原地区距离甚远，因此我们不必考虑在内。
而这时抢占先机的，便是国力旺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齐国。齐国当时之强大，通过其军队规模就能看出，早在诸侯国有意争霸之时，齐国便迅速建立起了一支超过3万人的军队。
要知道，周天子的军队规模也才35000人左右，而且周朝明确规定，诸侯国军队规模不得超过7500人。
齐国的公开违逆，不难看出此时的诸侯国对周王朝的臣服度已接近底线。
有了这样的军队规模，齐国却并非做出“弑君”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诸侯国任何一方对周王朝讨伐，终将获得“乱臣贼子”的骂名，齐桓公这样精明之人，想搞“霸权主义”，却也不会如此鲁莽。
加之他的身边有管仲这样的谋臣，二人合力制定的策略，足以让这天下，虽“不姓姜”（齐国乃功臣姜太公封地），却能让诸国臣服于自己。
软硬皆施，举措高明
起初，齐桓公便表明了自身的态度，他虽要“称霸”，但却“尊王”，齐桓公在保证自身国家不会受到外部舆论的前提下，对内在面对周王朝时，却是施足了压力。
当周惠王想要立少子（王子带）时，齐国却率诸侯拥立世子，最终世子立，也就是后来的周襄王，齐国便是以此种方式对周王室施压，表明其已然可以左右周室。
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率”诸侯，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诸侯国，且均有争霸的意愿，为何他们最终却愿受齐国差遣？
不得不说，这与齐国此前的策略有很大关系。
齐桓公在意欲“从事于诸侯”时，曾问过管仲可否。管仲说：“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
齐桓公听取了管仲“亲邻国”的建议，便向南退还了鲁国的侵地棠、潜，向西退还了卫国的侵地台、原、姑、漆里，向北退还了燕的侵地柴夫、吠狗，于是“四邻大亲”。
良好的邻国关系让齐国拥有了最初的信服度，为日后打开局面提供了“群众”基础。
不过，“亲邻国”只能作为“示好”，想要获取诸侯国的承认，还需要替周王室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攘外夷。
而这“攘”的过程自然不能像本就拥有统领权的周王室一样，勒令诸侯国均听命于自己，受自己差遣。
齐桓公采用“救火”的方式出现的援助他国。公元前664年，“山戎伐燕”，燕主动“告于齐”，齐国才进行出兵帮助；狄人灭邢、卫两国，齐桓公皆兴兵救之。
只会做不会说，别人容易不念恩情。这时管仲便提出著名口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瞬间将各诸侯国变成了“自己人”。
这样有担当的“大国”，匹配此前良好的群众基础，霸权地位逐步得到了“国际”范围内的承认。
不过，有所付出必然也是求回报的，成为了“大哥”，自然除了保护身边的“弟弟”，还需要让他们听命于自己。
其中最有难度的也当属一些和自己实力足以抗衡的大国，比如说楚国，想要获得其承认，兵戎相见是少不了的。
公元前656年，齐国便以“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为由，联合鲁、宋、郑、曹、邾等国进行伐楚，最终两方结盟于召陵，楚国暂停向北扩张，等于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软硬兼施，先让弱国承认了齐国“领头羊”的地位，后让强国不敢随意造次，最终齐国的“霸权主义”得以实现。
解决了外部环境，管仲对国内定国策略同样有着周密考量——采用“军政一体”的管理方法。
对于国内百姓，以“士农工商”进行明确划分，同时，国都中安排“士工商”进行居住，郊野居住着农民。
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身份记录，严禁进行混住，这也就是“户籍制度”最早的雏形。
这样安排的优势是，在国家有战事时，同一职业的人可以马上集结起来，尤其是军队，不会造成调兵遣将带来的时机消耗。
其他人员也可以迅速听从指令，比如筹集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至战场地带。
最终覆灭，仍值得敬佩
对于齐国的后代来说，先辈打下了坚实的江山，若是能够始终凝聚在一起，保持霸主地位将不会太过困难。
要知道，秦国的崛起在战国时期开始前半段都并不明显，秦朝还曾受到齐国后续分裂成的魏国的压制，可想而知，齐国当时有多强大。
不过，“合久必分”这样的魔咒，齐国最终也没有逃掉，因为缺乏外部势力的威胁，因此齐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内乱”。
一家独大导致其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且并未出现有效的解决方法，大大消耗了国家力量，使得在极盛一时之后，开始衰弱，直至分裂。
虽然齐国最终还是难逃灭亡的命运，但齐桓公在霸权时期所采取的外交战略及大国政策，依旧给我们带来了可借鉴的价值，大国之所以能够服众绝不止是国力足够强盛即可，还需要更多的智慧。
除此以外，齐国霸权实力的覆灭，同样也是一种警醒。如何能在获得领先地位以后，持续保持自身强大的地位，是我们需要从齐国理政上获取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