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锹挖下去，便露出各种形状扭曲绞结在一起的白骨，有的被粗铁丝从肩部穿过，五六个人连在一起，面部着地，头插在白骨丛中；有的被用铁丝捆绑着，头部断裂，似为棍棒或枪托打击致死；有的颅骨有弹洞，似被枪弹击中；有的缺腿少脚，嘴形张开，似被活埋时还在高声呼叫……其惨烈之状，令人惨不忍睹。”
当新中国成立后，张玉甫成功地从海拉尔的地牢中逃出，之后他在海拉尔的卫生队中担任了清洁员的工作，现在已经退休。
1998年7月，日军在海拉尔要塞旧址作为其对华罪行的证据被公之于众。那时，张玉甫带领这个旧址的工作团队，走到了那个埋葬了众多无名劳工的“万人坑”中，那里展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
面对那些无名的遇难者，张玉甫开始向那些工作人员回忆他所经历的悲惨历史。
他讲到：1935年2月，我和其他400多名劳工被诱骗到了海拉尔，从那时起，我们的苦日子开始了。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挖掘军用地道。在那座山上，至少有几千人在进行这项工作。
工作的强度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无论是搅拌水泥、挖地道还是挖沟，没有任何一项是简单的。有着超过八米深的沟壑，我们每天都要一铲铲地把土扔上去，经过一天的劳作，双肩都无法再动一下。
但在鞭子和棍棒的威胁下，劳工们只能咬牙继续工作，不能有任何懒惰。饥饿、过度劳累、疾病和事故，再加上日本监工的刀和鞭子，都可能随时夺走工人的生命。
我们每天在日出前开始工作，日落之前不停歇，返回住处时天都已经黑透了。我们的生活条件甚至不如牲口。早晚我们只能吃些玉米稀饭，午餐是又硬又酸的馒头，只能喝生水，很多人都因此拉肚子，但还是要坚持出工。
谈到住的地方，也是一言难尽。有一排长达半里的简易棚子，每间大约12米长，两层床位，如果你躺在底层，几乎就不能动了。住所又暗又潮湿，很多人得了皮肤病和风湿。
我还记得有一次，经过一整天的疲劳，我回到住所后马上就睡着了。我累得连尿床了都没有意识到。当我的尿液湿了床铺并渗到下面时，日本守卫们知道了。
他们立刻把我从床上拖下来，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的胳膊上现在还有那次留下的伤疤。
从我到达海拉尔开始，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衣服。那些比我早到的人告诉我，冬天他们只得到一件像麻袋的衣服，但怎么可能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生存呢？每年冬天都有很多人冻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不幸丧生，日本看守也越来越冷酷。我们这些被称为“苦力”的人，不论早晚，都只有一个命运等着我们：死亡。
但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念头：逃跑！逃离这个吃人的囚笼！
几个月的折磨过去了，我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不久之后，我病了，我的左眼也失明了。日本士兵看到我这个样子，知道我离死不远了，于是将我送到了医疗室。
他们说把生病的劳工隔离开是为了防止病毒传播。但实际上，一旦你被送进医疗室，你就等于被送进了停尸间。据我所知，那时没有一个病人再回到工地上。他们不仅不治疗病人，每天只给病人一点点馊稀饭喝。
每天早上，守卫都会来到医疗室进行检查。每当他们发现有新的尸体，就会命令将其拖到另一间大房间，然后用卡车拉走处理。
在医疗室的那段时间，我想逃跑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医疗室离工地比较远，而且守卫相对较少。我总是在想，如果我逃跑失败被抓回来，我会怎么样？
1936年7月的一个深夜，我鼓起勇气准备逃离。那晚没有月亮，我悄悄靠近出口，发现看守已经睡熟。我小心打开门锁，悄无声息地走出来，接着毫不犹豫地撒腿就跑。
我不知道跑了多远，直到来到了西山的松树林中。我在那片林子里藏了两天，直到第三天，一些和善的村民遇到了我，还给了我一些食物。
在那片山区当劳工时，我遇到过三百多名老乡，其中有很多是我以前的乡里。然而到了1949年，当我想要联系他们时，却发现他们全都死在了山里。
日军在海拉尔的要塞非常巨大，从开始到完工差不多四年时间，奴役的劳工超过几万。而当工程结束时，为了确保机密不外泄，日军大肆屠杀那些劳工。
至于这片黑土地上究竟有多少中国劳工被夺去了生命，现在仍然是一个无人能回答的问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