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知非是陈赓与王根英唯一的儿子，王根英在1939年牺牲，陈赓在1961年牺牲。陈知非听说父母1927年结为夫妻；听说他们异常恩爱；听说1933年他们在上海相继被捕。陈知非对于父母的印象几乎空白，基本上都来自别人的讲述。
图丨陈赓将军
第一次见到父亲
“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对于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印象，因为打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他们。我小时候的生活是由外婆照顾的。我长到十几岁时外婆还给我洗脚，所以我并未因没有父母而感到有什么不好。”
陈赓是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2月根据党的指示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年9月参加北伐不久，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
1927年2月回国后到武汉北伐军第二方面军任特务营营长。4月下旬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根英作为上海党的代表也来参加党的“五大”。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筹备阶段，陈赓与王根英就有过接触，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工人夜校的“先生”。青春勃发、敢想敢做的陈赓对王根英这位上海小阿妹的革命热情十分欣赏，十分喜爱。
再说，他也需要一个家庭来掩护自己的工作。所以，他曾大胆地表示对王根英的好感，还几次到王家住的破旧的棚户区去看望王根英的父母、家属。
图丨王根英
天资聪明的陈赓，刚来上海不久，就学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与上海当地人说话时，一般人都听不出来他是外地人，这让他结交朋友更加方便，也更便于开展工作。
王根英的家人都十分喜欢陈赓，妹妹王璇梅曾羡慕地说：“这位先生（指陈赓）文武双全，彬彬有礼，人品又好，阿姐真有福气！”但当时的王根英压根没考虑个人感情的事情，所以对于陈赓的热情，她并没有给出回应。
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当时已经辗转到武汉，担任北伐军唐生智部总部警卫营营长，与王根英同为大会代表。
24岁的陈赓与21岁的王根英开会、讨论整天在一起，陈赓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
性格率真的陈赓，写了一张表达爱情的纸条，请人传给王根英。如此直接的示爱方式，王根英完全接受不了，他觉着陈赓这是让自己“下不来台”。于是她顺手将纸条贴在会场的黑板上，后来也成为了各地代表休息时的笑谈。
就这样，之后陈赓写一张，王根英就贴一张。后来周总理得知后，批评了陈赓，但也帮助陈赓，妻子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王根英同意了。
会议结束后，两人就在武汉结婚并过上了甜蜜的生活。
1929年，王根英为陈赓生了一个儿子，陈赓初为人父，十分高兴，他为长子起名“知非”。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隐蔽斗争需要，从知非开始说话时期起，王根英就不让他知道自己家的街道和门牌号码，也从不在他面前谈及父亲的真实姓名和在外面工作的事。
图陈赓在延安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王根英会经常将儿子锁在家里，几乎与外界隔绝。
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知非从小就在外婆家长大，外婆家住在上海稻朋路，一家之主是大舅王锡昌，他曾为陈赓与王根英在上海被捕一事花了很多钱，也吃了很多苦头。
因为王锡昌没有什么文化，他以为花钱和找关系就可以从国民党手中将妹妹和妹夫保出来。后来想想才明白那些钱都是白花的，吃苦也是自讨的，还为此掉过眼泪。
陈知非7岁时，舅舅送他上了小学。但不久舅舅失业，陈知非不得不辍学。为了生活，他最先当过小报童。每天清晨4点，外婆就将正睡得香甜的他唤醒，他迷迷糊糊地走上街头，走到报纸的批发点。
一般每天都批50份报纸，然后跑上街头叫卖。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他都穿着褴缕的衣衫，跟在正上班的大人后面叫卖。每天得来的几角钱，很多时候就成为全家人的生活费。
那时，年迈的外婆经常搂着他掉泪：“可怜的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却要挣钱养家！真难为了你！……什么时候你爸爸妈妈回来就好啦！”后来，陈知非又当过鞋童整天在街头擦皮鞋。
知非记忆中最悲惨的记忆，就是日军轰炸上海的日子。他们住的棚户区被炸成一片废墟，在上海郊区的几间祖屋也被炸了！那可是他们一家唯一的财产！外公急地得了大病，很快就去世了，外婆和大舅也病得不轻......
图丨陈赓在延安
那段日子是不堪回首的。大舅带一家人住进一所租来的旧房子里，租种了几亩田，勉强维持。那时候，陈知非最想念父母，外婆多次为睡梦中的他擦去眼泪......
回来长大些后，知非和大舅舅妈回到市区，大舅和舅妈找到一些临时的工作，他也进了一家工厂，在办公室里跑腿。
知非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46年，当时担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的陈赓通过上海地下党找到了王锡昌一家，将儿子接回到自己身边，此时的知非已经17岁了。
在上海时期，知非一直都十分羡慕山田一彦的武士道精神，怕父亲瞧不起自己，他故意学山田那样，两脚叉开站着，表示很神气。
父亲看到他后，笑笑说：“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你好像有些很神气”。后来回想起这段经历，知非说：当时那种神态真是太搞笑了。
知非是到解放区才见到父亲的，那时陈赓还在打仗，从前线回来开总结大会。当时他们每打一张都要开一次总结大会，还要表扬战斗英雄，并请地方老百姓来给演戏，会餐等。
陈赓也很忙，与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白天忙工作的事情，晚上和儿子一起睡，跟儿子讲战场的故事，教儿子做人的道理。
见到儿子的陈赓十分兴奋，每晚躺下后，他都会从头到脚抚摸儿子一遍，询问儿子在上海的情况，知非一一作答。
一天晚上，陈赓问儿子：“你是不是在上海西餐馆里边干厨子什么的，你明天就做给我吃。”
图丨王根英与陈知非
知非回答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在西餐馆待过。但心想：做西餐不会，倒是扫厕所会。但他没有说。父亲在当司令员，儿子却在洗厕所，说不出来不是笑话吗？
知非这些年所有经历的一切，基本上全都讲给了父亲听，唯独扫厕所这段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过。
知非也问了父亲问：“为什么彭德怀说给你一汽车钞票，你都不要。”陈赓笑了笑说：“那就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彭德怀哪有钞票？他又不是财政部长。”
知非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在来见父亲的路上，外婆跟他说：“你爸爸曾说，彭德怀要给他一汽车钞票，他都不要，儿子也不要。就是少要些也能养活你啊！”
后来他才知道，父亲在南昌起义时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山西省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
“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没有架子，他干什么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他对人喜欢开玩笑，平等的，不像有些领导见了下级，好像有一些威严的样子，摆架子，他没有。他跟下级都是嘻嘻哈哈的。特别亲，他不跟你有上下级关系，所以群众跟他特别亲。”陈知非一边回忆一边说。
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跟父亲在一起的这几天，知非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一天早上起床穿衣服，陈赓看到儿子的裤腰带是一条布绳子，便问：“你在上海，为什么不去买条玻璃皮带？”
要知道，这种东西在当时是美国带来的，玻璃皮带就是用透明塑料制成的腰带，还有玻璃皮鞋，圆珠笔当时叫做原子金笔。他不知道父亲在偏僻的山沟是如何知道的。
图丨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根英
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知非是不可能去买的。但他只是告诉父亲，自己不喜欢玻璃皮带。因为上海人最怕别人说他穷，穷了就会叫人瞧不起。
日本统治时期王锡昌家三餐都喝粥，但见人硬说是吃的干饭，喝粥时会关上门，吃干饭时就会开着门。
陈赓也儿子讲述了母亲王根英牺牲的经过，他说：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她死得很英勇，我们都要向她学习！在延安开党的“七大”时，会场还悬挂了你妈妈的照片。
1933年底，王根英被捕入狱时，陈知非还是一个只有4岁的小孩子。当时他眼睁睁看见特务将母亲带走了，吓得哇哇大哭。当天晚上，习惯跟妈妈睡在一起的陈知非，等待妈妈直到深夜，也一直哭到深夜。
但是，当时的他并不会想到，母亲此后再也没有在他的生活中出现。陈知非最深刻的童年记忆，就是无法依赖母亲的心理上的惊恐和想吃一顿饱饭的渴望。
那时他和外婆和大舅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家人都很疼爱他，但是家里一天三顿都是喝稀饭，当时肚子撑得很大，一会就饿得咕咕叫了。
当时那些悲惨的遭遇，每每想起来，知非都眼含热泪。这次来到父亲身边，知非也见到了父亲的继任妻子傅涯。
图丨陈赓性情豪爽，言语诙谐，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总是留下一片欢乐
陈知非一直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留着短发，穿着军装，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从一所普通的民房中走出来，热情地迎接他、
陈知非知道，这位女同志就是继母傅涯，她怀中的男孩子是自己的大弟弟小建（陈知建）。傅涯当天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接风。
陈赓希望一家团结，和睦相处，让陈知非不要拘束，喊傅涯叫妈妈等。知非也十分听话，点头称是。
从第三晚开始，知非就与陈赓、傅涯、小建睡在一起，但他总觉得变扭，睡觉时也不好意思翻身。陈赓见了说：“从哪里学来的封建脑袋，想翻就翻。”
跟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1947年1月，部队到郭道来是为了休整，并要在此召开英模评奖大会。
知非见郭道村内到处都是战士，都住在老百姓家中。白天战士们开会都坐在炕上，很暖和知非与父亲吃饭都是在桌子边站着吃，同桌吃饭的还有刘有光等人。
知非没事的时候就会到战士们那里玩，战士们也都十分热情，他们把缴来的国民党牛肉罐头用水煮热了给他吃，带着她到村外去打几枪，还带着他去看缴获的国民党美式武器。
到了晚上，战士们还要和知非一起睡，班长派人通知了陈赓，陈赓也乐意。战士们给他讲故事，越讲越兴奋，而知非早已闷头大睡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知非亲眼看到父亲指挥那么多的军队，再联想这一路上见到的老百姓和民兵肩挑车拉，运军粮和弹药的壮观场面，使他对父亲肃然起敬。
但同时也感到有些没脸，父亲与日本鬼子英勇作战，为中国人争气，自己的生母在抗日中牺牲，而自己却在上海给日本人倒茶、洗厕所，想想都觉得羞愧。
在郭道住了两个多星期后，陈赓带着知非回到山西阳城太岳军区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过去是个大庙，陈赓带着儿子到阳城街道参观了参观，还给小建做了一副敲板玩，但跟木匠老板讨价还价了好半天：“你要是向我要钱多，我的钱都是老百姓的，你要的多，我也问老百姓要得多，这样是不对的。”
他们在阳城司令部住了大约一个多星期，还在阳城过了正月十五，还在街上看了灯。离开阳城后，他们回到傅涯的住地，太岳军区卫生学校。
临行之前，谭壮从蒋管区回来，还带着相机。陈赓一家就趁此机会在住处的对面墙下照了一张相。
几天后，陈赓问儿子：想干哪一行？陈知非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是陈赓不许。所以在父亲问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我要参军！陈赓却说，你上大学去，建设新中国需要学习！”
陈赓亲自给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校长成仿吾写了信，送陈知非和王璇梅到华北大学学习。
在这里，陈知非的经历也被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得知，所以他们都对他很好，帮助他补课。一年后，陈知非的学业就赶上了大家。
1952年，陈知非从华北大学理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技术员。
图丨陈知非晚年
父亲是他永远的骄傲
转眼陈知非已经成长为20多岁的大小伙子，该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钱如琴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后，就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注意。
他们开始撮合陈知非与钱如琴，后来两人回北京结婚。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婚后不久，就被调回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
在北京工作，能够与家人住在一起，陈知非和钱如琴当然是开心的。但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的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1954年陈赓调总参工作前进行体检，已经发现患了血管硬化的病症，但他毫不在乎。尤其是1957年他特别繁忙劳累，用几个月时间跑遍东南沿海各地，深入部队海岛，勘察地形，检查工作。
由于过度劳累，有天晚上晕倒在浴室里仍毫不在意，忍着疼痛。9月以后还出国去参加军事演习。他曾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
果然在12月19日突然发作心肌梗塞病。经过抢救，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他仍然坚持上班。本来医生要他“全休疗养”，在家不会客，如有非见不可的人，一次不准超过5分钟。
后来经中央批准每天可以少用点儿时间上班试试。但他一旦开始工作，就没日没夜地干起来，以致1959年7月他的心脏病第二次发作﹐中央军委决定逐渐减轻他的工作负担，但他还是以拼搏的精神对待工作。
图丨陈知非、陈赓
1961年年初，陈赓的心脏病发作过几次﹐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他还像战争年代那样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这点儿病算得了什么？”
上海巿委的同志知道了他的病情﹐特意打来电话﹐邀请他去上海疗养，他感到“盛情难却”，决定去上海小住，并提出行动从简。
陈赓外出总是一切简便﹐最忌前呼后拥，每次行动他都提出不多带人。去上海养病也是一样，他提出不带随员，也不让家属同去。
经组织上一再劝说，最后才接受组织上安排，带医生、秘书和警卫人员，但还是不赞成家属去，直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知道此事硬给安排了，他才准许去。
“在上海疗养期间，父亲还是念念不忘工作，亲自动笔写作战经验总结。当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高级将领都要亲自就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陈知非回忆道。
图丨幸福的一家
尽管重病在身，他仍决定亲自动手，夜以继日地写提纲、看材料，冥思苦想，遗憾的是他计划写的六个章节的作战经验总结，只写了序言部分，就与世长辞了。
陈赓临终前，拉着儿子陈知非的手，又像是认真，又像是开玩笑地说：“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
我们都知道，陈赓问这个话，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将儿子扔在上海，心中有愧，也怕儿子恨自己，所以才会这样问。
父亲去世后，陈知非夫妇都调入部队工作，退休后成为高级工程师，陈知非还是教授级高工，他的很多科研成果，都是行业内一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