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3日，适逢农历正月初一，这是我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当天凌晨，安东省通化市（今属吉林省）的中国百姓全都早早地起了床，准备庆贺这个首次没有了侵略者压迫的新年，一时间家家灯火通明，大家都在等待着新年第一个黎明的到来。
然而，随着迎接晨曦的钟声敲响，全市的电灯突然全部停电，整个通化顿时陷入到了一片黑暗之中。这时，位于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燃起了三堆冲天大火，接踵而至的是到处密密麻麻的枪声。
突如其来的混乱，让百姓再度陷入到了战争的恐惧当中，一时间惊叫声、厮杀声、哭喊声混杂在了一起，充斥着整个通化城。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其实是由滞留在通化的关东军军余孽和被国民党收编的汉奸特务联合策划的一起暴动，目的就是为了消灭驻守在通化的东北民主联军，从而将中共赶出东北，为恢复“伪满洲国”创造条件。
不过，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关东军搞出的这一幕无疑是一场闹剧。暴动发生以后，我东北民主联军立即就做出了有效应对，并在极短的时间里调来了部队进行镇压。结果只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军就完全取得了抗暴斗争的胜利，大量参加暴动的日军都被逮捕或者击毙。
根据事后统计，共有上万名日军参与了这场暴动，这些人有着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被捕投降后仍死不悔改，大放厥词。那么，我军最后是如何处置这些暴动分子的呢？他们的下场又如何呢？
本期文章，带您回顾这场鲜为人知的“通化事件”（又称“二三事件”）。
通化市，位于吉林省南部的长白山区，这里曾是高句丽文化的发源地，与朝鲜仅有一江（鸭绿江）之隔。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通化的交通十分便利，经济也非常发达。而作为我国东北的门户之一，通化历来还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日本侵占东北期间，通化一直都被视为了中心来发展，日军甚至还曾将伪满洲国的“首都”从奉天（沈阳）搬到了这里。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趁着国民党军队无暇于关外的通化，八路军在此建立了人民政府，这里才由此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当时出于发展根据地和武装的需要，我军主动从苏联手中承接了大量日军俘虏，这些日本兵大多是航空兵、工兵以及医疗兵等技术兵种，我军意图依靠他们在东北建立起一个完备的人才培训基地。如今我们还能在通化看见一些航空学校和炮兵学校的旧址，这些学校正是在那一时期兴建起来的。
不过，当时的通化除了大量日本战俘外，一些定居在通化的日籍侨民和商户也聚集在了这里。与此同时，秘密接受了国民党改编的伪军、国民党特务以及城外的土匪都汇入城中蠢蠢欲动，形成了通化极为错综复杂的形势。
可以想象，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东北民主联军想要完全控制通化是多么困难的事。好在我军宽容的俘虏政策影响下，通化的大部分日伪军和侨商都比较支持我军的工作，尽管有少部分狂热分子意图引起骚动，但安抚工作总体上顺利进行，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可控的变故。
为了让日军俘虏诚心为我军效力，我军不仅给他们提供了相当人道的待遇，保证了他们他们的人格和尊严，还尽可能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表现出了绝对诚意。有一段时间我军粮食供应不足，可我们还是选择优先满足日军俘虏，这样的行为让很多日本军人和侨民相当感动。
通过不断感化和改造，通化的大部分日军都接受了我军的领导，他们逐步在我军的领导下投入到了建设运动当中。很快，通化就在我军的建设下发展了起来，并成为了中共在长白山区领导斗争的中心根据地。
我军在通化政权的不断稳固，很快就遭到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忌恨，要知道此时的他正在为内战作筹划，他自然无法容忍我军在东北有任何形式的发展，因而打击通化的东北民主联军成为了他的当务之急。
只不过，当时国民党大军全部在关内，想要图谋通化可谓鞭长莫及。然而，一般的小股武装又根本不是我军的对手，这让蒋介石很是头疼。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智囊团想到了利用通化日军俘虏这一点，根据他们的情报显示，通化共有日本人数万，其中军人六千，而一旦将其利用起来，将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策动日军俘虏的方案被发到了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光忱手中，在他的亲自策划下，一场肮脏的交易和阴谋被提上了日程。
为了获取日本人的支持，李光忱派遣国民党在通化的特务头子孙耕尧与日军狂热复仇头子、关东军大佐藤田实彦取得了联系，双方很快就对“合作事宜”进行了秘密会谈。而后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他们最终达成了协议——在暴动成功后成立一个“中日联合政府”，共同管治通化。
根据协议内容，计划将从1946年1月正式开始秘密进行，暴动的一切相关事宜由蒋特和日军双方共同指挥。在暴动筹划过程中，由蒋特出钱，日军出人，暴动时间被定在了2月3号那天，企图利用大年初一东北联军防御的空隙，一举击溃东北民主联军。
通过这个协议，我们不难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是相当丑陋的，为了达到消灭中共武装的目的，他们甚至不惜采用出卖国家主权这样的卑劣手段，如此丑态简直令人作呕。
至于深受帝国主义洗脑的日本人，也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任凭我们如何对其感化，他们侵略者的本性都不会改变，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立刻反戈。农夫与蛇的故事，永远不会只是故事。
对于蒋日双方相互勾结的暴动计划，我军在起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一无所知，由于蒋日双方非常重视，知悉这个计划的人仅限于国民党在通化的党部高层和极少数特务分子，竟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除了对内部人员严格要求外，李光忱还会警示日本人随时提高警惕，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还制定了所有人出门商议要事时“要化妆，走路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的注意保密事项。在他煞费苦心的防备下，我军果然没有发现一点端倪，这一点倒是不得不令人佩服。
可任凭敌人机关算尽，在临近暴动计划时间仅仅十余个小时时，他们还是不甚走漏了风声。
原来，为了确保暴动成功，蒋日特务除了拉拢通化地区的土匪和日军外，居然还把魔爪伸向了东北联军内部，企图将一些官兵拉下水。当时一名叫做沈殿铠的军需股长也被找上了门，意识到不对劲后，他便假意答应了特务的邀请，而后巧妙地从特务口中套出了敌人企图在通化发动暴乱的消息。
随后，沈殿铠果断将这个消息上报，可由于并不清楚暴乱发动的时间和地点，我军很难做出有效应对。不过，出于防备心理，我军还是派出了大量侦察人员寻找可疑分子，希望能够找出蛛丝马迹。
巧合的是，在2月2号傍晚，侦查人员果然在街上抓到了一个可疑人员。当时他戴着国民党徽章在街上闲逛，如此招摇生怕被人不被人发现异常。
经过严加审讯后，被捕男子承认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随之招供的还有他所了解的关于暴动的情报。
当时距离暴动时间仅仅只有十多个小时，然而我军第一时间可以调动的兵力不过五百人。要知道通化城内光日本俘虏就有六千之多，再加上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武装，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无疑使得我军压力重重。
尽管如此，粉碎敌人暴动的工作还是在中共通化书记吴溉之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从下午5时开始，东北民主联军作战指挥部就下达了停止一切节日活动的命令，而后各机关人员被紧急动员做好战斗准备，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与此同时，吴溉之还火速派人去催调正在城外剿匪的部队回城参加平暴，随之通报求援的还有通化支队、炮兵学校以及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等。这些部队立即组成了机动兵力赶往通化，专门负责配合保卫支队司令部、专署大楼、电话局、公安局以及飞机场等重要目标。
在及时有效的应对下，还没等敌军正式发动暴乱，我军就收缴了一切留守日伪人员武器，同时清除了内奸分子一百七十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被捕特务的告密下，我军还出其不意地逮捕了策划暴乱的首要分子孙耕尧以及其他十多名主犯，顺便摧毁了敌特两个暴乱指挥所。为了不出意外，我军还果断枪决了孙耕尧等特务分子，以防其逃跑通风报信。
虽然一切都进行得异常神速，但却并没有打草惊蛇。随着日军暴动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军还秘密转移了重点关押的100多名日军指挥官，以防暴动日军重点营救。
凌晨四点，日军果然在原定计划的时间发起了暴动，这也有了文章开头发生的那一幕。不过，让我军没有意料到的是，日军开始暴动后的第一目标并非是监狱，也不是专署大楼，而是刚设立不久的航校与炮校。
原来，当初驻守在通化的日军在投降后并没有第一时间上交武器，而是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埋在了航校和炮校所在的地方，他们早就为这场暴动做好了准备，更是从来就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很快，没有被重点防御的两校便在日军的猛攻下失守，日军由此顺利拿到了所需的装备。不久后，全副武装的日军开始分别向通化市的重点机构发起冲击，一场激烈的暴动与反暴动斗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不过，饶是日军获得了不少之前埋藏的武器，但大多都是一些轻型装备，而且枪少人多，大多数日军使用的还是武士刀或者赤手空拳。况且，此时的日军也再不是当初精锐的关东军了，他们的战斗力早已大不如前。
因此，凭借着火力优势和更好的军事素质，尽管日军来势汹汹，我军还是抵挡了敌人好几波冲击。一时间，通化的各个重要机构面前都是尸横遍野，暴动日军死伤惨重。
当然，在悬殊的人数差距下，我军在日军的反复冲锋中同样伤亡不小，各处的抵抗都渐显吃力。
特别是秘密关押日军指挥官的地方，在不知为何泄了密的情况下，大量日军蜂拥而至，但负责看守他们的仅仅只有一个班的战士。
眼见防线很难再支撑，看守班的战士们都心急如焚，因为疯狂的敌人一旦将指挥官救出，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打破敌人的图谋，看守班的班长在关键时刻果断下令将机枪对准了军官俘虏，最后将100多名日军军官全部击毙，从而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这场暴动中最惨烈的战斗，正在通化政府的专署大楼进行着。当时有数千名日军将大楼围堵了起来，但守楼的八路军战士不过几百来人。
大门守不住了，战士们就撤进一楼，打完子弹后便与敌人拼刺刀。一楼失守，战士们就撤到二楼，继续与敌人拼命厮杀。最后，剩余的战士们被逼到了三楼上，眼见就到了退无可退的危机时刻。
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接到求援消息的通化支队和朝鲜义勇军到了，大楼中的八路军战士们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奋勇反击，与援军们一起对日军展开了前后夹击。最终，除了极少数日军突围逃走外，参与围攻大楼的日军几乎全军覆没。
战斗结束后，专署大楼附近一片狼藉，而现场的惨状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随着进攻专署大楼的暴动日军主力被消灭，形势逐渐明朗了起来，两个小时后，回调增援的东北民主联军大部队赶到，宣示着这场暴乱彻底丧失了成功的机会。
黎明时分，大规模的冲突基本结束，暴动日军基本被消灭，除暴工作进行到下一步——追剿残余暴动日军和蒋特分子。
但有意思的是，在进行这一项工作时，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
原来，在人民政府发出让百姓配合打击暴动分子的指示后，大多日军潜伏下来后都被我们的民众揪出。而百姓也毫不客气，一旦抓到参加了暴动的日军，或者直接是任何答不上口令的日本人，统统乱棍打死，扔入冰河。
根据参加过平定暴乱的战士以及部分暴乱中的日本幸存者描述，当时通化百姓的愤怒几乎达到了极点，无论对方参没参加暴动，只要是个日本男人，几乎都难逃一死。
其实，我们的百姓之所以会对日本人表现得如此强硬，全然是因为对方所犯下的罪恶太多了。且不说东北沦陷期间日寇罄竹难书的罪行，单是暴动发生以后，残暴本性不改的日军就再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比如我军民一直优待的关东军卫生部队，这支人数为130人的队伍，由于在投降时表示愿意为我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便被我军保留了编制，还给了他们相当人道的待遇和援助。然而，就是这么一支部队，却在暴动时充当了日军的主力军，利用手术刀残杀了不少八路军战士和无辜百姓。
再比如，暴动发生时，60多个暴动日军冲入医院，他们手持军刀和武器，将23名无法行动的八路军战士乱刀砍死在了病床上，手段极为残忍。
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要知道，我们的人民军队、我们的百姓，对待日军战俘已经是人道主义的最高标准了，甚至在粮食稀缺时，我们所优先照顾的都是他们。然而，付出了这么多，收获的却是日军这般狼子野心，恩将仇报。试问这样的反差，怎能不让人陷入到极度的仇恨当中？
最终，在我军民的通力合作下，这场抗暴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根据清算，我军民共击毙暴乱日军的人数近四千人，其中校级以上军官88人，基本上杜绝了通化再度发生暴乱的后患。
当然，取得了重大战果的同时，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总计军民伤亡达一千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和日军伤亡相比我军的伤亡要小得多，但最先留守的500战士中，就有超过400人伤亡。如此高额的阵亡率，不得不让我们惊愕于那场人数悬殊的暴动到底有多惨烈。
不过，好在我们终究是赢得了胜利，不仅避免了更大程度上的伤亡，更是使得历史进程没有被扭转。要知道当初的通化除暴如若落败，那么国民党将很可能会通过这里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猛攻，届时日后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四野还能否存在，都将成为一个谜。
因此，通化除暴的历史意义有多重要，不言而喻。
话说回来，除暴胜利以后，我军即刻对剩余的日本俘虏提高了警惕，并且多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城搜捕运动。在地毯式的搜捕下，又有一千八百多名日本俘虏战死或被枪决，以及三千多日本男性被击中关押（包括一些侨民和商户）。
对了，策划了这场暴乱的两个主谋，蒋特分子孙耕尧和日军大佐藤田实彦，都没落得好下场。其中孙耕尧被捕后立刻执行了枪决，但民主联军在平定了叛乱后，却意外发现孙特一行当时在混乱中并没有被打死，于是这才赶紧补了枪。至于藤田实彦，整整潜逃了七天后才在一座日本商社的阁楼中被发现（由此可见日侨和商户受波及并不冤）。藤田实彦被捕后死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最终选择在监狱自行了绝了。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日伪暴动，总算落下了帷幕，蒋特分子的阴谋和小鬼子的野心都被破解，我军也通过这场除暴稳固了通化的形势。之后，通化一直作为了我军培养各兵种人才的教育基地，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大量人才。
纵观这场暴动，我们不难发现，暴乱的根源在于我们对于日本俘虏过度宽容，以及低估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下限，而这两点根源可以说狠狠给我军敲响了警钟。因此通化事件以后，我军开始对一些归降的日本俘虏大力进行整治，却也由此难以避免地走入了“一刀切”的误区。
比如后来被成为了“解放军空军之父”的林弥一郎，就在那场整治运动中险些被错杀，好在反战同盟主任前田光繁（第一个投降我军的日本军人）以及后来的老航校副政委黄乃一的力保下，他才得以逃过一劫。
但也正是在那次整治运动以后，日本俘虏变得听话了很多，一些此前不可一世的日军俘虏，都一改自己的态度，不敢再瞧不起中国军人。而后，我国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日军暴动，这无可厚非都是“通化除暴”以及整治运动的积极作用。
而我们也乐得感慨，对于某些贱皮子，棍棒有时候真的比口舌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