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文物学家沈之瑜在国际饭店宴请了上海的龚氏家族掌门人，直接抛出10万美元的天价试图收购龚氏家族的传家宝，却被告知已经卖给了外国人。
当时，作为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沈之瑜在听闻此事后急得追问传家宝的下落，只希望能再尽一番努力，留下这个传家宝。只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传家宝能够惹得馆长亲自出面征集，还许以10万美元的天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五十九年前的1903年说起了。
当时的合肥有一个声名显赫的龚氏家族，这个家族不仅在对外交流上颇有影响，而且积累下了雄厚的家族资本，龚氏家族的店铺遍布了当时的合肥城，甚至好几条街都是他们的店铺，家境殷实自不必说。
1903年，作为掌门人的龚心铭酷爱文物，偶然在清晖阁发现了一件外观看上去朴实无华的铜器。然而，铜器上的铭文却让龚心铭大为吃惊，居然是战国时期的宝物。龚心铭生怕横生枝节，当场就出了高价买下了这件铜器，也就是后来世人所知的商鞅方升。
为了保存好这个历史意义重大的文物，龚心铭甚至给这个文物安排了专门的房间，还取名为“周爰秦量之室”。不同于一般的收藏者，龚心铭用大量时间对商鞅方升进行了研究，还多次请教行家里手，并发表了专门的著作。
就这样，龚氏家族拥有商鞅方升作为传家宝的消息不胫而走。民国建立后不久，龚心铭有感于上海的日渐繁华，就带上了整个家族前往上海，做起了古玩收藏的生意。依靠着家族的积淀，在收藏界名气不小。
1938年，龚心铭临终前对儿子龚安东交代了自己的遗言，声称若龚氏家族的后人卖了商鞅方升，那就是家族的罪人。龚心铭的一番临终之言，可就苦了他的子女了。要知道，当时文物界几乎都知道龚家收藏了商鞅方升，乱世中想保全文物太难了。
百般无奈之下，龚家上下统一口径，对外宣传商鞅方升早已被龚心铭卖给了外国人。果不其然，口径才同意没多久，日本人就找上了门，数次以重金诱惑、以权势威压，要求龚家交出商鞅方升，令龚安东寝食难安。
大概是龚安东确实将商鞅方升藏得太很好了，日本人在数次索要未果后，只能放下狠话后作罢。
1962年，馆长沈之瑜希望能给上海博物馆寻来重磅至宝，也就在国际饭店摆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宴宴请龚安东夫妇，甚至直接承诺能够解决住房及子女读书问题，可惜依然被龚家人婉拒了。
再后来的那段岁月里，龚家遭受到了冲击，祖传下来的所有藏品马上都要被拿走了，其中就有商鞅方升。就在这时候，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来到了现场，急忙劝阻，最终护住了当时收藏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商鞅方升，转为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
后来，尽管龚安东离世了，但在那段岁月过后上海博物馆依然坚守和龚家的“君子之约”，将这些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而龚家后人有感于无力守住传家宝，又觉得国家能妥善保护这个文物，加上对上海博物馆能信守承诺，也就将包括商鞅方升在内的193件作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
从此，商鞅方升便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商鞅方升究竟是何物？为何能被称之为承载中国历史的国之重宝呢？
商鞅方升是一个长方形的有柄容器，通体由铜铸造而成，长约18.7厘米，宽7厘米，重1.38斤，容积则达到了202升左右。在容器外壁的三面和底部均刻着铭文。
更难的是，这些铭文居然是分两次雕刻而成，而且涉及人物均是大名鼎鼎，前者是当时的秦国大良造商鞅负责监制，而后者则是秦始皇嬴政在统一六国后，令丞相隗状、王绾统一度量衡而制成。
在方升的左璧，刻着的铭文是：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
其实也就是说秦孝公十八年，齐国来访，商鞅造这件容器，约定十六寸五分寸为一升。
而在方升的底部，刻着的铭文则是：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大概的意思就用此容器来界定六国故地的度量衡，希望以此来真正达到天下归一。
商鞅方升的存在，又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展现了2300多年前商鞅那次伟大的变法，价值之大自不必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就算商鞅身死后，秦国的变法依然没有停止，最终奠定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而到了秦始皇登基后，这个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商鞅方升再次被拿了出来，这是对商鞅变法功绩的最大肯定。至于秦始皇将其作为标准容器推广全国，则是真正的华夏一体的开始。
如今，商鞅方升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作为商鞅变法留下来的唯一实物入选了我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的名录。最后，也该感谢龚家在日寇面前的不卑不亢，最终将这个国宝留在了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