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一天穿越回到中世纪的欧洲，成为一个贵族的后代，并且还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骑士。当你被君主或者主教册封成为骑士的时候，你还得宣誓坚守八种美德（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公正），此外你还要承担自己的义务： 保护老弱妇孺、 为公义而战以对抗不平与邪恶、热爱家园、为防卫教会而冒死犯难。
这就是所谓的“骑士精神”，同样，假如你穿越到战国时代的日本并且成为一名武士，你同样需要遵守“武士道”精神（名、忠、勇、义、礼、诚、克、仁）。假如你再穿越到中国春秋时代，尤其是发生在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的战场上，那么你就会看到一位君王在死板的等待对方排兵列阵，待对方摆好阵型以后，他才开始下令让士兵发起冲锋。
你可能会感到疑惑，从来没有像这样打仗的，明明可以趁着敌人阵型还没有摆开的时候袭击对方，为何要等对方完全做好了准备之后，才命令自己的士兵发起攻击呢？
礼战和利战的演变何谓礼战？
《孟子》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记载于《尽心·下》，它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简单意思是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礼义的战争，因为只有周天子可以发动战争，这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以诸侯之间是不能相互发动战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为了恢复周礼而奔走一生，更是对诸侯们破坏礼制进行强烈批评。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发生在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我们不能完全将它定义为“礼战”，但是这场战争有“礼战”的色彩，它还残存着周朝晚期“礼乐制度”的影子，尽管从战争史的角度去看，这是一场愚蠢到家的战争，但是如果从道德、从文明的角度去看，它却象征了一个民族高度发达的道德文明。
“泓水之战”是有争议的，批评它的认为这是一场蠢猪式的战争，但认同它的人却觉得这场战争无不洋溢着人性和道德闪亮的光辉。
事态经过左丘明所著的《子鱼论战》中完整记载了这场战争的经过（由于过长不贴），宋国乃是殷商后代，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被周公旦按照“兴灭继绝”的传统封地于商丘，建立宋国。它在周朝诸侯之中地位特殊，是以客人的身份被礼遇，位列“三恪”之一。
所谓的“三恪”就是指周朝建立以后对前三朝后裔的优待，当时间一眨眼来到宋襄公时代时，为了重振殷人风采，以及力求成为中原霸主，这是宋襄公的远大志向之一。他当时主持召开了一次诸侯大会，试图确定自己诸侯盟长的地位，但是在大会却被楚成王俘虏。
这成为“泓水之战”背景，随即宋襄公联合卫国、许国和滕国进攻臣服于楚国的郑国，“泓水之战”爆发，然而宋襄公看似打算成为诸侯盟长，但他更大的志向是复兴殷商王朝。当时他的大司马劝说他“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宋襄公不听，毅然决然发动了战争。
其实这是宋襄公“不义”的一面，正如前文《孟子》中所谈“春秋无义战”，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批准，宋襄公擅自发动战争，这本身就违背了礼制。可是，等到楚国出兵支援郑国时，宋襄公又变成了一个翩翩君子，当时楚国的军队集结在泓水边还没有摆开阵型。
他的臣子劝说他“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意思就是趁敌人还没有摆开阵型，赶紧出兵攻打，但宋襄公虽然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王，但他也是一个老派和保守的人，宋襄公认为这违背了“不鼓不成列”的原则，因此拒绝出兵。
何谓不鼓不成列？意思就是说不攻击还没有排好阵型的军队，因为古代发起攻击的信号就是“鸣鼓”，老派的宋襄公认为对方还没有摆好阵型，自己就率先攻击，这是违背战场规则的。因此等到楚军摆好阵型以后才发动攻击，却因为丧失时机大败。
宋国人为此对他颇有微词，宋襄公辩解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君子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代用兵的道理，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不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
何谓礼战，这就是礼战。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曾经描绘过自己设想中的“礼战”场景说：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君子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一定是比射箭了。比赛时，相互作揖谦让后上场。射完后，登堂喝酒。这是一种君子之争）
因此所谓“礼战”简单来说就是君子之争，何谓君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襄公并不是孔子所描绘的那种标准的君子，但他身上有君子的色彩，他守旧传统，对某些规则还有敬畏之心。当然他也激进无礼，譬如他破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擅自发动针对诸侯的战争。
这大概也是孟子说“春秋无义战”的原因。
因此他既是一个破坏者，也是一个守护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展现出宋襄公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在发生悄然的巨变，规则的影响力还在，还有一部分人拥护它，但规则也正在消失，一部分正在破坏它。从国人对宋襄公的批评态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
正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注重礼仪，小人注重利益，“利战”的最佳代表无疑就像“长平之战”，白起通过智力和手段赢得了最终胜利，将40万赵军团团围困，并最终坑杀这些人，这是为了秦国的利益而不择手段。
倘若当初宋襄公能够听从下属的劝告，那么他多半可能会赢得这场战争，也不至于被后世嘲笑。然而长平之战的胜利也并不全然是得到认可的，因为白起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道义，宋襄公虽然输掉了战争，但是赢得了道义。
而这种道义又并非宋襄公制定的，乃是由周天子制定的，作为诸侯理应遵守，如此来看宋襄公也算安分守己了。当然“礼战”并不是宋襄公的创造，这是春秋时代尚还存在的一种时代规则，如在公元前597年发生的邲之战中也曾出现过一丝“礼战”的色彩。
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左传.宣公十二年》
乐伯在战争把射中的麋鹿送给鲍癸，最终免于成为俘虏，为此对方还称赞他说“君子也”，一只麋鹿为何拥有如此大的能量呢？《论衡·乱龙篇》中说：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土射鹿豕，示服猛也。乐伯将射中的麋鹿送给对方，表示尊敬和示弱，因此赢得后者的赞赏。
这些都是“礼战”的表现，虽然不足以说明“礼”在战争中受到重视，但也说明它的影响力依然在。《礼记·王制》中描述说：
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
这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根据，但是西周灭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周王室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周朝开始进入“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们擅自僭越天子礼制，擅自发动兼并战争，一切都开始朝着利益的大道狂奔，且无所不用其极。此外在各个诸侯国内部也是混乱四起，卿大夫们击杀国君，夺取政权的时间屡见不鲜，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
针对这一点，宋代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就对三家分晋这一破坏礼制和君臣伦理的事情发表评价说：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一语道出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乱象所在，当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崩溃时，阴谋手段，智力诡计成为攫取利益的唯一手段，如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搅动天下局势，纵横捭阖，中国历史由此从“礼战”进入“利战”时代。
你不好说这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战”也表明人们的见识和智慧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捕捉到许多能够解决问题的取胜之道。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今人虽然对宋襄公的迂腐举止不屑一顾，但他依然有闪光的一面，简单来说，这个世界没有永恒的规则，但必须要有能够遵守和维护它的人存在。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宋襄公非但不是一个迂腐的人，反而值得尊敬，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把“泓水之战”看做是“礼战”向“利战”演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了。有人说宋襄公的举动不合时宜，但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合时宜之处，所有的事物都有落伍的一天，就像冯小刚在《老炮》中展现的一样，并不是这些事物不合时宜，仅仅只是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而已。
它落伍并不表明它没有了价值，只是人们寻找到了更加适合替代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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