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生态思想的文化渊源。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图腾崇拜与上古时期的环境禁忌，传统农耕文明孕育的“月令”观念与知识体系及其构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范式，先秦儒、道、墨、法等诸子的生态智慧，成为孕育秦汉时代生态思想的文化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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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生态智慧。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为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为了寻求治世之道，构建适应新形势下的统治秩序，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宣扬自家的“主义”，并且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辩难，出现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这一时期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除了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思想之外，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也对华夏民族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这些思想成为先秦诸子丰厚思想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也是秦汉生态思想的又一文化母体。
一、春秋战国时期环境矛盾的现实演进。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新生的华夏族焕发出勃勃生机。首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激烈变革，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华夏社会陷入到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此起彼伏、绵延不断的战争就是这种冲突和动荡的直接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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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五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原大地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比如，黄河中下游各国面对旱涝灾害时，往往“旱则专擅水利，涝则泄洪于人”，“以邻为壑”，向他国转嫁灾害成为家常便饭。
早在春秋前期，一代霸主齐桓公就曾向各国发出呼吁，希望黄河沿岸各国不要乱修堤坝，不要利用黄河水来损人利己，但这种呼吁在那个列国“竞于力气”的时代，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河两岸的堤坝越筑越高，越筑越乱，人类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原有的生态系统日渐紊乱。
这一时期人口的激增也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华夏社会的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社会经济随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
原本郁郁葱葱、林木茂盛的牛山，由于位于大都市的郊外，经常遭到人们的乱砍滥伐，加之牛羊的啃食践踏，终于变成濯濯童山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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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然灾害的蹂躏，也使华夏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春秋242年内，有记载的旱灾计有31次，涝灾12次，虫灾12次，风灾6次，雷电冰雹灾5次，灾害爆发频率大约是0.231次/年。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灾害史，这样的“天灾”发生频次并不算高，但叠加在战争与人口激增带来的“人祸”之上，就使得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加剧。
战争的破坏、人口的激增加之自然灾害，华夏社会一度体验到来自大自然的空前压力。环境矛盾的现实演进，推动着这一时期生态意识的不断发展。如果我们翻检一下战国诸子的著作，就会清晰地看到，几乎各家各派的学者都谈到了环境保护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二、诸子的生态智慧
（一）儒家学派，1.对自然之“天”的肯定及对“天命”的敬畏。西周以前的人们心中，“天”无疑就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人格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崩地裂”，华夏社会进入大转型、大裂变时期，“天”作为宗教神道主义的至尊人格神，其权威地位开始受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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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孔子已经阐发了“天”的自然属性。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心中的“天”有三种涵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义理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论语》中表现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的比较多。但这并不能简单说明孔子是一个神道主义者、宿命论者。
因为孔子在使用“命运之天”的时候，常常是情绪比较激动或消沉之时。《论语》中表现自然之天的，仅有3次，且两句是重复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孔子对“自然之天”的表述语言很少，但其思想意义却是重大的。蒙培元认为，将“天”解释为自然界，是孔子的最大贡献。
孔子并没有明确给“天”下一个定义，但他将“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作为“天”的功能，这就在理论上否定了西周以来作为超自然的“上帝之天”，而明确指出“天”是包容四时运行，创造万物生长的“自然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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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孔子已然指出了“天”的“创生性”这一重要特点。环境伦理学认为，创生性是大自然的根本特点。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为“天”所做的功能界定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观点不谋而合，体现了其卓越的生态智慧。
孔子认为，君子对于“天命”应该充满敬畏之心，“畏天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同时，孔子要求君子还应在其人生实践中努力去“知天命”，只有经过这个阶段，人最终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获得最终的自由。
那么，当人类面对自已赖以生存、发展的大自然母亲时，怀有一份真诚的敬畏、感激之心，摆正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正确位置，尊重自然，尊重生态，不是十分应该的吗？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发人深省。
2.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论语·雍也》篇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统治者治国理民，应该“节用而爱人”，不可聚敛无度。孔子的弟子冉求为“富比周公”的季氏敛财，孔子很生气：“非吾徒也”，并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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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孔子把“节用”与“爱人”放到同等的高度，联系孔子的“仁者爱人”之论，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节用”也是孔子所大力提倡的“仁政”的必要内涵呢？
“节用”，过一种简约朴素的生活，客观上必然要求人们具有一种珍惜、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意识。这是一种仁心的自然流露。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发出了充满人道主义的环保呼吁：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
对比今日人们对物质欲望满足的疯狂追求，“竭泽而渔”“自杀式”的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孔子对“节用”的推崇、对自然资源的珍惜和保护之情、对“天命”的敬畏与尊重，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亚圣”孟子的思想体系中，有关资源保护、合理开发的内容也占据了重要地位。郁郁葱葱、林木“尝美”的牛山，在人们无节制的乱砍滥伐，牛羊的肆意啃食践踏之下，终于变成了濯濯童山。孟子的“牛山之叹”体现了他对自然资源遭遇灭绝式开发的忧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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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谈到，战国诸子中对遵循自然、保护资源的说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些东西的主体部分应该就是先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环境禁忌。战国诸子在华夏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之下，纷纷称引、重申这些古老的环境禁忌，并加上自身独特的理解，从而将古老的生态智慧激发出新的活力。
3. 颜子之乐：适度消费，简约生活。孔子是非常重视“礼”的，但他并不看重礼的外在形式，反对用奢华的物质形式来行礼，孔子更看重人在从事礼仪活动中的真实情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可惜英年早逝，颜回死后，孔子非常悲伤，孔子的弟子们考虑到老师的情感，就表示一定要厚葬颜回。
孔子却坚决反对，但弟子们最终还是违背师命，将颜回厚葬了。为此，孔子还对弟子们发了脾气。一个君子，应从对“道”、“义”的追求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富足，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富足的。孔子对“颜子之乐”的赞赏，是对简约生活方式的一种肯定，也是孔子对幸福观的一种表达。
结语
当然，孔子并不反对求富。但求富一定要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上。孔子追求的是一种合乎“义”的生活，在坚守道义的基础上获得物质幸福当然很好，但安贫乐道也未尝不是一种不错的人生选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