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李翱都是唐代儒学复兴的重要代表人物，韩愈提出了“道统论”，而李翱提出了他的“复性”思想，成了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中间环节，是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如果说先秦是“儒学”，而宋明理学是“新儒学”，那么，韩愈、李翱等的唐代回归儒学的思想便可以视为是“新儒学”的先导。韩愈、李翱对儒学思想的探索和传播，确实有助于让先秦儒学往“心性”方向发展，即继承了孟子的“心性论”，如果说先秦荀子是将孔子的儒学思想往“外王”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孟子却是将孔子的儒学思想往“内圣”方向发展，于是，有了后面的唐代儒学和宋明理学。在这个意义上，韩愈、李翱确实能解释宋明理学发展道路的承继环节，他们两人的思想多少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方向。
韩愈提出了“道统论”，维护儒家思想，在当时，韩愈是尊儒反佛的思想先锋，在佛教盛行时，韩愈大声疾呼，针对佛教关于性与情对立，要求灭情以见性的出世追求，韩愈主张因情以见性，提出克制情欲，加强道德修养，改善人性，提高德行，积极入世。韩愈为反对佛教，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提出了“道统论”，他所指的“道”，不是道家的“道”，也不是佛学的“道”，而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即“仁义道德”。在韩愈看来，“仁”就是“博爱”，“义”就应该遵循德行而去做的事，而心存“仁义”即是“德”。韩愈所谓的“统”主要是之儒家学说的承继系统，在韩愈看来， “道”发端于尧，经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发展到完备。孔子后，诸儒不得要领，只有孟子得其真传，孟子后失传，就只有韩愈能接续上了，他很自信，复兴儒学成了韩愈反对佛教，师承孔孟之道的重大最大的责任。 韩愈还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主张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他认为上品之人生来就能照道德标准行事；中品之人要通过修养才能依德行事，而下品之人则是天生有劣性，只能以强制手段驱使其“畏威而寡罪”。这启发了后来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发展。宋明理学家们也基本上承认在传承儒学方面，韩愈是他们的先导。
李翱
李翱在与韩愈有些相像，在唐时儒、释、道三家并存，特别是佛学正与原先的传统思想互相对抗时，大力倡导复兴儒学，这对于承继儒家道统思想也是很有贡献的。李翱他一方面突破汉唐窠臼，批道反佛，努力阐述先秦儒学中的思孟（子思、孟子）心性思想，发挥儒家的“内圣”学说，另一方面，他依托《易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论述其“复性”思想，从经典和论点两个方面引领后来的宋明理学的发展。李翱有《复性书》三篇，论述人性论，他认为，人皆有“性”与“情”，而性是善的，情是恶的。“性者天之命也。”“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人之性皆善也。”即是，人性本善，皆有仁、义、礼、智等德性。但凡人会动情，“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而“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他认为，“情者妄也、邪也。”即是说，性之动而产生情，情是邪恶的表现。于是，就是邪，是恶，而不是德，不是善了，于是，就必须采取一些“复性”办法，如“无虑无思”，他说：“知者无知，动静皆离，而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知者无知，动静皆离，而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又如，保持“慎独”，即是说，无论外界怎样变化，君子皆要做到“未始离于不动”，永不动心，保持心的“寂然”状态，他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惧乎其所不闻。”再如，“择善固执”，即是说，“复性”是一个长期的修炼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因此，必须能“择善固执”，必须执着地坚持修行，他说：“修道之谓教，何谓也？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有人评论说，李翱是扬弃佛学，弘扬儒学，这有点道理，而这一“复性”论亦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的思想来源。
总之，韩愈、李翱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可以说是影响了宋明理学发展的理论方向，他们是从儒学的“子思学派”到宋明理学的一个中间环节，对“新儒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