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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字子敬。羲之有七个儿子，他是最小的。他从小不爱多说话。谢安曾经批评他在弟兄之中最好，为的“吉人之辞寡”。他为人很通脱，曾经到一个顾辟疆的花园里去，看看就走了。主人家骂他无礼，他也不在意。桓温请他写扇子，误落了一点墨，他将就着那一点墨，画了个“乌驳牸牛”。由此可知他不但善书，抑且工画；不但书法方面，并且画法方面也承继了父亲的艺能。
他最初做州主簿，秘书郎，转丞。又做过谢安的长史，进号卫将军。后又升了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在仕途上比父亲阔得多了。他在太康十一年卒于中书令官位，年四十三。他先娶郗昙女（他的表姊）为妻，后来受到政治上的压力，做了新安公主的驸马，不得已而与郗氏离婚。他无子，只有一女，曾立为安僖皇后。因此他被追赠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他死时，族弟王珉代其官，所以世人称他为大令，称王珉为小令。他小名官奴。世传《官奴帖》之“官奴”即指的是他。
王献之《新妇帖》
他的为人，很得到父亲“骨鲠”性格的遗传。他数岁时即曾因观樗蒲而面折过父亲的门人。他又曾当面拒绝了宰相而兼父执的谢安，不肯写太极殿的匾额。但谢安死后很多人就现出炎凉世态，对于宰相身后的赠礼说了许多闲话。只有他和徐邈二人替谢安明辩忠勋。最后他又上疏力争，谢安才蒙殊礼。他对中书令这样的贵官是不愿做的。他的《辞中令帖》传至今日，犹足以想见他立身的廉退。
我们谈二王的这一切都为的是要容易欣赏他们的书法。但，正面谈到他们的书法反而为难起来。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一件毫无疑问的真迹下来。第二因为古今来对他们父子的优劣评价大有出入。这些评价又都不是外行的比较，但由于批评者的出发点角度不同，所以参差极大。
王羲之《豹奴帖》
《晋书·王羲之传》只提到他“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对于他的学书过程、他与时人的比较都未言及。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采集了一些材料，虽然严格说来，其中不能无疑，但大体总有所本。自《法书要录》以外，材料固多，考信亦难。兹就所知综述如次。
羲之学写字是很早的。相传他七岁学书，十二岁窃读他父亲枕中的前代笔论。父亲教以大纲，又从卫夫人受学。他学卫夫人时，自以为很好。后来渡江北游名山，看到李斯、曹喜等大家的字，又在许下看到钟繇、梁鹄等大家的字；又在洛下看到蔡邕的《石经》三体书；又在他的堂兄王洽处看到《华岳碑》。这样眼界更开了，胸襟更大了。回顾当初只学一个卫夫人徒然耗费年月，他就在众碑里学习，才成为自己的字。这相传是他五十三岁时自己说的。
但这不是说，他只是这样滥学就能成功。
他自己苦学的是隶书。他与之争衡的是钟繇和张芝。钟的正书（楷）和张的草书实际上皆系隶书的发展。因此他的学钟张，实际上就是一种发展。换句话说他所专精的是隶书。这证明他虽博览，却是为了约取。他之所以能以书法称圣，树立了永远不朽的传统，皆由于此。他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他又说：“吾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就这话看，他承认了自己的真书（楷）胜过钟繇，草书不及张芝。其原因是张芝对草书实在太用功了。现在钟张的真迹一字无存。即使就墨拓流传的字来看也实在难于分别高下。即如钟繇的字，世称他与胡昭同师刘德昇。胡的字肥，他的字瘦。而唐太宗又嫌他的字“长而逾制”。这些话都绝对不是无根据的。
但我们所见墨拓中钟繇的字如《荐季直表》《宣示表》之类皆是肥而短的，正好与前二说相反。只有《宋拓兰亭续帖》中的《墓田丙舍帖》笔画瘦劲却又不见“长而逾制”的地方，并且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王羲之临的。由此看来，既无从寻到毫无疑问的钟繇真迹，自无从比论钟王。至于张芝之例与此相同。
不过，我们还是以为这些旧说有其相当的道理的。我们试检校诸书，有的说：“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有的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又记载庾翼看到羲之给庾亮的章草信，深为叹服。庾翼写信给羲之说：“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狼狈遂乃亡失，常恨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一切都证明了，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炉火纯青，为大家一致所推崇，甚至评之与张芝齐等，过于他自己的评价。
《万岁通天帖》
我们要想肯定这个问题，可试先看一看真赏斋所刻（或三希堂刻）的《万岁通天帖》（此帖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在这些帖里，那些王家的名公们所写的字都是一种飞扬纵肆的、横七竖八的笔势和字形。这种样子的字，在当时是普遍流行的字体，不仅王家的人如此，郗家、桓家、庾家等等一时名士无不如此。这一种时代的风气，是和王羲之的字体截然不同的。
我们今日看去，即使不学字的人也一眼就看出其不同来。这时候王羲之的字体还不流行。到后来羲之的那种安详严肃如斜反正、若断还连的新体终于赢得社会的承认而且爱好。当羲之的新体流行直打进庾家范围时，庾家青年都学这种新体。庾翼气得喊出：“儿辈厌家鸡爱野鹜!”（不学自己家里旧派字，偏要学王家的新体!）但，就是这同一个不服气的庾翼到后来也不得不赞美羲之的“焕若神明”了。王羲之的新体至此以后方才如日中天，并且永远如旦不夜。
王羲之 《集字圣教序》（唐怀仁集）
他的字形是多方面的，正书、行书、草书、章草、飞白等等都能精工。但一切都是以隶书作为根底的。他的“如斜反正，若断还连”“金声玉振，左规右矩”“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笔势和字形，都是从变化隶法而来。
他的天资比钟繇高（当然根据墨本此较），因之正书比钟繇姿态多。他的草书，以我们看来，实在也比张芝好。理由是他运用张芝的使转，而更加了收敛和含蓄的巧妙。但他自问不如张芝，我们猜想除了他自以工夫不及张芝外，他还不免囿于时代性，认为张芝纵肆的大草比他严肃的草强；他还不曾自己认识到这种小草新型的进步的价值。
至于献之的造诣，从父亲得法是无疑的。他又兼取张芝，别创法度。由于他的天资高，使人觉得他下笔特别出众超群。所可惜者，死得太早。如若不然，他可能突出他的父亲。他与谢安论书法，自以为过于其父。这被唐太宗和孙过庭大加批评，实则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才华，咄咄逼人，如若活到六十岁，一定要超出羲之的。
前辈评论羲献的优劣，在我们看来，是不必要的。有人说羲之“内擫”，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明朝的王世贞则举他的《辞中令帖》为例，评之曰“遒逸疏爽”，并说李北海、赵松雪由此而来，颇为中肯。赵松雪则极力推崇《保母碑》，但好拓本从未见过。赵又推许“十三行”，认为“字画神逸，墨采飞动”。这些在我们都可以同意。刘熙载著《艺概》比羲献于胡质胡威父子，很有趣。
我以为论书才是儿子高，论书德是父亲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