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冷兵器时代，剑的地位崇高，在战场上兼有防身、格斗的作用。随着历史的演变，剑的历史地位逐渐降至热武器身后，不利于远程攻击。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剑术风靡，各种宝剑铸造至今仍令后世津津乐道。如“越王勾践剑”、“鱼肠”、“巨阙”等著名宝剑横空出世，诞生了如干将莫邪夫妇这样的铸剑名家。同时，剑术的盛行逐渐遍布各个阶层，使得剑附带了一定的精神内涵，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独特的剑文化。
一、社会生产与战争需求，剑之理论得以形成
春秋时代中国历史由统一走向分裂，各国诸侯竞相争霸，在动荡的战国时代，为了配合激烈的兼并战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为了适应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各国统治者纷纷招贤纳士，对自身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改革，这极大的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据《考工记》记载的历史，在战国时期，手工业和商业也同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发展得益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时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后，春秋战国时期的铸造业乘势而上，这为剑器的铸造打下了技术基础。
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争霸的大动荡时期，由于周王室东迁，周天子的势力一落千丈，王权衰落。各国诸侯竞相争霸，历史上有着“春秋五霸”的历史记载，还有着“战国七雄”的并立。
在此期间，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之间的“尊王攘夷”，“三家分晋”，各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等等历史记载。诸侯国之间不断的兼并战争，导致了军事武术的快速发展。为了适应战争中军士们作战的需要，剑作为主要的近身防卫型武器逐渐显露其优势，军事用剑逐渐扩展，剑逐渐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短兵器。
同时，剑道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出现了剑术理论。如《庄子·说剑》所记载的赵惠文王喜剑，庄子所阐述的“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被当今人们研究春秋战国剑术的一个重要理论。《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所记载的“越女论剑”，说明当时剑术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
由此可见，春秋战国的社会生产和战争需要共同促进了剑术理论的发展，使得剑作为一种军事武器逐渐被载入史论研究，代表着剑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二、贵族爱剑与游侠剑士，剑之文化释义
《说文解字》载：
“剑，人所带兵也。从刃，佥声。”
为了适应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由车战向步战的转移，春秋时代的兵器开始从长兵器转为短兵器。剑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剑器综合了矛和刀的特点，既可以砍杀又可以击刺，具有复合式兵器的功能，成为春秋时期军官与士卒的主要兵器。
春秋时期的剑有长短之分，短剑约20厘米，可以用来刺杀，也可以用来投掷，即《晏子春秋》所载：
“直兵击之”
长剑的功能在《墨子》里描绘得很清楚：
“力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
屈原描写激烈战争场面的“国殇”诗中也有：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春秋剑器的兴起带起了春秋铸剑业的发达，出现了如欧冶子、干将、莫邪等，铸剑名家也有了湛卢、纯钩、胜邪、鱼肠、巨阙等著名宝剑横空出世。春秋战国的吴越之地，就是出著名宝剑的地域。
现代在绍兴境内发现的越国青铜剑已有数十柄，越剑剑身较长 上有错金有鸟虫篆铭文，镶嵌着绿松石，成为吴越之剑的鲜明特色。尤其是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为铜锡合金，上有硫化处理的菱形丝纹样 剑格上有蓝色琉璃镶嵌着精灵的花纹，剑身还有八个错金篆体铭文：
“越王鸿浅(勾践)自作用剑”
从剑身华丽的装饰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剑不仅是作为兵器，更作为一种男人的装饰物与身份的象征。因此，在为越王勾践所铸的剑上，才有华丽的宝石镶嵌与精美的文字，以象征佩剑者身份的高贵。
此外，不仅武士佩剑，民间也盛行剑术，贵族们以养剑客为炫耀，民间以尚剑者为勇。《韩非子·五蠹》有云：
“群侠以私剑养”，“养游侠私剑之属”
这说明不论是儒士还是善武的侠士，在这战乱的年代 都学习剑术并以此为进身之阶，以剑技而登上政治舞台。
统治阶层所养的游侠大多也是剑士，这些游侠大多来自于下层民众阶层，“皆蓬头突鬃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者。或如齐人冯谖，贫困到无法养活自己的程度，却还持有一把用蒯草绑扎的长剑在孟尝君的客舍里倚门弹长铗而歌。
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剑术已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持剑、拥有剑不再是春秋贵族的专利，而是一种普及的社会现象。故剑的锋利、剑术的高超常常成为一个国家英勇无敌的特征。
《史记·范睢列传》中记载，秦昭王曾评价楚国的剑文化：
“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
这说明剑器能给人以强烈的攻击感，即便是号称“虎狼之秦”的秦国，面对具有强大剑术的楚国时，也心惊胆寒。
正是这种剑文化的普及，养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好剑和斗剑之风造就了一批武艺高超的民间剑术家，也使佩剑成了男子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更是贵族男子仪态与风度的标志物。
三、礼乐崩坏与精神寄托，剑之精神赋予
既然剑不再单单是一种兵器，而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这就表示剑本身被赋予了一定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赋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铸剑的神化。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烽烟四起，各个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不休，武艺和勇力的推崇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乱世中，人们对于自身安全的需求就必然使得习武崇剑成为社会中较为浓重的风气。如《吴越春秋》载：
“湛卢之剑 ，恶阖闾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
随着剑的铸造兴起的还有一种职业，即专门看剑的相剑师。薛烛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相剑师，他提出铸造名剑“纯钧”“湛卢”的条件为：
“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洒扫，雷公击鼓，太一下观，天精下之。”
可以看出，当时的铸剑，已经不是单一的工序，而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与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间不断征战形成的尚武风气有关，使得剑逐渐被人们神化与崇拜。
其次，是剑器被赋予的精神内涵。《吴越春秋》中记载干将莫邪夫妇为吴王阖闾铸剑时，要在“三龙调合”下才能铸造出完美无缺的剑。甚至在铸剑的过程中，剑要借助人的血肉和灵魂的奉献才能够铸造出非常好的剑，且能赋予剑某种精神。
《庄子·说剑》载：
“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
庄子用这一比喻来启发赵惠文王投身国家社稷，运用“无形之剑”管理国家和任用人才。《战国策》中则记载了多个弹剑而歌的故事，将人的某种精神寄托于剑之中。
这些史料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中，剑是具有某些特定精神、道德象征的物件。贵族公子佩剑以显得富贵大气，游侠士子更以其剑术和好勇斗狠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寒门士子也将自身佩剑作为精神依托。加之剑的本身就具有匀称美，较为符合中国人崇尚均衡之美的观念，能够作为精神高尚的象征。
如“季札挂剑”的典故，描述的是吴国使节季札出使徐国时，身佩贵重之剑，被徐国君一眼就看中。而季札本来有意将宝剑“心许”于徐国君，但却没有当时就解下剑相送于徐君。
因为“为有上国之使”，身为使者，必须佩带宝剑才符合当时的礼仪，所以季札不能在未完成出使使命时，就把身上的宝剑解下送人。这个典故将剑作为道德上讲诚信、守承诺的载体，说明在当时对剑的肯定已经上升到对剑象征的精神的赋予，代表了人们对高尚道德精神的追求，直到唐代都是豪侠士人所体现精神追求的代表物品。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剑的作用不止是战场杀敌，它还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人们高尚精神的载体。
结语
春秋战国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剑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剑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剑文化，丰富了剑的用法和理论，升华了剑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奠定了剑文化的基本格局。
同时，剑文化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拥有其超越物质之上的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所崇拜、继承和发展的自然产物。
参考资料：
《史记》
《战国策》
《吴越春秋》
《庄子·说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