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这句话出自先秦哪一经典著作？
“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这句令天下广大贫民百姓欢欣鼓舞的话，是出自我国先秦经典中的哪一家之言？《管子》？不是；《孟子》？也不是：《荀子》？还不是。这句看起来至少是对广大贫苦百姓充满了关爱之心、激动人心的语句，是出自《商君书》。这恐怕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出乎意料了吧。广为流传的传统看法是：商鞅是一个法家代表人物，他不是极力鼓吹“一民”、“愚民”，极力鼓吹让百姓贫穷才能听话、服从官府指挥、冲锋陷阱的暴政肇始者吗？如果你还流于这种后世儒家学者们极力鼓噪和污蔑之词的印象中，那么，你就真正成了几千年来，被后世服务于统治者的儒家所愚弄的愚民、蠢民、贫民百姓中最广大、最底层中的一员。
《商君书》在其《说民第五》中明确写道：民贫，则国弱；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译成现代的白话就是：百姓贫穷，国家就衰弱。百姓富裕，就容易产生淫奢。淫奢就会产生象虱子一样的寄生虫现象。所以对贫穷的百姓，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哪怕是用刑罚手段逼迫强制劳作，他们也就有了收获和积蓄起财货；对于富裕的百姓，那么用嘉赏的方法让他们捐出（减少）财货，让他们的财货减少，社会平均化。治理国家，难能可贵的就是要让贫穷的百姓富裕起来，让富裕者均平化。贫穷的百姓都富裕起来了，那么国家就会强大；富裕者均平化，三官（指工、商、吏三个社会阶层人员）不会成为社会的寄生（剥削）阶层。国家长久的富强又没有剥削寄生现象产生，那么国君一定就能称王于诸侯。
从这段话语中，商鞅首先明确指出：民贫，则国弱；贫者富，则国强。如此以来，我们还能指责商鞅的政治思想，就是要让百姓贫穷的暴政思想吗？所以，那些没有仔细研读《商君书》的学者和犬儒们，他们将所谓的“仁政”圈定为儒家的独有思想，好像只有儒家才是让广大百姓们能安然生存下去的唯一思想者，唯一代言人。殊不知那些后世犬儒们其实是偷窃了先秦法家“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和理念，转而篡改了《商君书》的诸多充满了普惠民众、富裕百姓、强大国家的言论，或断章取义，或歪曲污蔑之词强加在《商君书》上，为了愚民昧民，更是将《商君书》定为天下第一禁书，可见犬儒们对《商君书》有多么憎恨和害怕。
说《商君书》鼓吹愚民，其实也是一种歪曲和误解。商鞅极力提倡法治，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甚至说“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愚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就是提倡“人人知法、懂法”，这样官吏就不能肆意欺压百姓。这能说他是愚民之策术吗？他说的“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其真实意思是民都知法守法，有了法律意识，那么国家社会就较为容易来治理，此种局面是建立在法治体制下人人知法守法，而且制定的法律还要明白易懂，而督促有法必依的前提下。
商鞅的法治政治理想，终于得以在秦国得以实践和贯彻，秦国也正式因为他的变法，而由一个边鄙小国，从此走上一条民富国强的道路，历经几代秦王的坚持和励精图治，秦国强大到最终一扫六国而并天下。那些总是说秦国是靠着愚民、贫民、困民令百姓服从统治和夺取天下的人，实在是不了解、不理解秦国靠着商鞅变法，首先是实现了秦国的民富，由民富而达到国强，由国强而有了一并天下的实力！试想一下，如果秦国是一个普遍百姓穷苦不堪，穷得跟乞丐一样的一群难民，秦国怎么可能有实力来一并天下？统一天下，真的不是几个穷兵黩武的武人领着一群乞丐夺取的。如果秦国真的是民贫国困，陈胜、吴广起义就不会等到二世末年才产生；即便秦国不是自己灭亡，也早被其他六国所打败和兼并了。
令人惋惜的是，商鞅由于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公元前330年前，从流传下来的先秦文献来看，象他这样的纯粹的政论文章，由于那时的中国文字发展还处在早期相对词语匮乏的时期，其用词普遍存在一词多义，比如引文中的“贫”词，它既有“贫穷”的含义，还有“减少”、“均平化”“平均化”的含义。《商君书》中的“使富者贫”，绝不是说就是要让“富裕者”又变成“贫穷”的含义，那样的话他说的“使贫者富”就没有了意义。但由于它这样的词语匮乏和多义，使得它让人们读起来确实要难以理解和容易产生歧义，显得晦涩难懂。反观《论语》，其实就是一部孔子的口语集，因此其语言简单明白，近乎口语化，易读易懂，得此优势，才成为天下流传最为广泛的文化结晶，最易被文化水平极为有限的百姓所接受，进而成为天下最为耀眼的显学。而当他们成为了显学，反过来就疯狂地打压法家等，抢夺法家中的合理思想成果，达到和巩固其垄断地位。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倡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古代先秦百家争鸣时期，所形成的丰硕成果，就成了儒家一家之言。而阉割了百家争鸣的理论思想园地，形成了儒家一家独大的格局。在这种阉割后的思想园地里，儒家独大，法家、道家、农学、兵家、墨家等都被边缘化，尤其是法家如果得不到位于统治阶层的倡导，自然就更不可能得到民间喜爱和推崇，其他如农学、墨家、兵家等还有实际用处的学问，还能在民间或军事活动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或如道家潜入民间，成为部分百姓乐于接受的自然主义思想，从而得以自得怡然的生存。唯有法家，就只能被束之高阁，成为人们漠不关心和犬儒们口中的“禁书”了。而从那以后，中国的思想世界，自然不可能还有什么生机勃勃、百家争鸣、百花竞艳，有的就是儒家的自尊自大，在这种缺乏竞争和相辅相承的环境里，儒家自己也就成了畸形野蛮生长的侏儒，外表强大，内容却贫瘠和狭隘，成为钳制百姓和学士们、知识分子思想的强力藩篱。随后，东汉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兴起和流行，其实也是因为儒家教化下的整个社会的矮化和懦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物质和思想，全都陷于贫困之中。萌芽于两晋，发达于两宋、盛极于明代的心学玄学，更是一部分儒士们因空虚而走向玄冥心学，玄之又玄，冥之又冥，就是儒学走进死胡同的明证。中国几千年的畸形发展，走不出兴衰更替，思想钳制的怪圈，就是由此而形成，儒学的独大是负有极大责任的。
可惜啊，《商君书》中的富民强国思想，连带他的法治思想，虽然为秦国的强大、统一，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可是，一旦实现了统一天下的人生目标的秦始皇，立刻就象变了个人，对外由征服变成了修筑万里长城的消极防御；对内，则由富民强国，变成了追求个人的长生不老、享乐游玩和他家族的万世为帝，由此所有的政策也就变了，用今天的一句流行语，就是“开始内卷”，这种“内卷”到了什么程度，乃至到了二世继位疯狂屠杀自己兄弟姊妹的极度残暴。人们看到了秦统一后的残暴，由此而简单地向上延伸，认定秦一贯就是残暴，这种误解和歪曲，到了汉代及以后，更是世代相传，从而几乎铸成了铁案一般地盖棺定论。而作为秦国强大的肇始者商鞅及《商君书》，也由此而背上了暴政、恶政思想理论的污名。其实，这真的是一种误解。又比如如何看待秦国和秦始皇，如果我们以统一前后来划分，也许就能明智和清晰地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统一前的秦国，真的是“使贫者富，使国强而王天下”。秦始皇也是一位英明伟大的君王，围绕在他身边也是一群上下一心，致力于天下统一大业的精英集团。而统一后的秦始皇不但自私，还极度自负，乃至彻底蜕变成了暴君、昏君。身边的管理集团也变成了利令智昏的贪昧枉法宵小群体，而秦国也就随即就变成了一个人人厌弃的“天下苦秦久矣”的人间地狱。但我们不能因为统一后秦国的蜕变暴政，而否定统一前的秦国仁政；我们不但要吸取秦国灭亡的教训，也要总结秦国统一的经验。在总结教训上，后世人们是认真和正确的，而对总结秦国统一的经验，却并没有认真和当真，不然，就不会对秦国误解，对指导秦国强大的思想来源《商君书》束之高阁，乃至嗤之以鼻。虽然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二千多年，但文明的最大好处就是有了由一部部先哲们著述的各种书籍传承了下来，回望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期的兴盛，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期，法家就是最为险峻的一座山峰；在那芳香四溢的花园里，法家才是最为鲜艳的带刺玫瑰；在浩浩奔流的思想洪流中，法家才真正是给了社会以最有力推动的思想。读经，又岂能忽视了它们？如果还象过去二千年封建时期一样，将它们忽视到尘土之中，那么兴衰轮回的定势又如何能突破？
富民、强国，才是亘古不变的理想和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