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和农业生产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世纪欧洲粮产量曾处于极底的水平，有学者统计，魏晋时代的人均农业GDP要比同期的欧洲高上五六倍也不止。但在这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在欧洲大陆上拉开了帷幕。
一、罗马东退后的“中世纪早期农荒”
5世纪开始的蛮族入侵对欧洲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大批以日耳曼人为首的蛮族部落侵入风雨飘摇的罗马帝国，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蛮族国家，使得罗马人本就衰微的统治变得更加艰难。
日耳曼民族
政治上的分裂自然导致经济的失序。其中，政治动荡对农业的冲击尤甚。蛮族人不是天生的农民，自然不会掌握精巧的耕作技术。史家布瓦松纳曾说日耳曼人 “喜欢破坏和劫掠，他们每经过一处，留下的都是闪闪的火光和凄凉的废墟”。罗马在著名的三世纪危机中已然呈凋零破败之势，农业劳动力大幅减少、荒地无处不在，如今日耳曼人的冲击更使欧洲“退回原始”状态。
5—8世纪的这段时期，欧洲农业凋敝。当时日耳曼部落的耕作技术极其低下，如果不算上那些早早被罗马人同化的人，真实数据可能会更逊色。蛮族人长期以游牧为生，辅之以简单的自然耕种方法，牧民需要不断迁徙才能养活畜群，因此他们所掌握的耕种技术也是生长周期短的芽类植物和青叶片，并不以麦类为主粮。
日耳曼人的胜利破坏了欧洲整体的经济发展
更遗憾的是，蛮族人还将罗马人的城市视作某种限制个人自由的“囚笼”。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城市与乡村其实是一个互动的经济整体，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在交换领域达到了平衡，城乡间的商品流通也是催动农民尽力生产、创造余粮的催化剂。蛮族对城市的破坏，连带着他们对周边产粮区的破坏，彻底断送了中世纪早期的经济积累。
中世纪城市
如果说工商业的衰退仅仅会导致人“活得不好”，那农业的倒退则会令人“活不下去”。对罗马人统治艺术心向往之的日耳曼人最终还是接受了定居、建立国家和维持统治，秩序的恢复必然带来经济的恢复。欧洲的命运即将在这群破坏者手中被重建，而当务之急即是解决“农业荒废”的局面。
日耳曼人毕竟也讨厌混乱和动荡，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迁徙、战争之后，欧洲的局势逐渐安定下来。蛮族在战争时期可以依靠剥削和抢夺罗马人的财富存活，但一旦出现了社会稳定的局面，他们就不得不考虑发展生产的问题。这样的理由听起来是可笑的，因为当时的日耳曼人的确没有“发展大于天”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时刻将提高生产力放在第一位。
罗马时代精耕细作的农民
二、日耳曼“破坏者”对欧洲农业生产技术的再改造
那么，“一根筋”的蛮族是如何开始关照农业生产的呢？首先，欧洲的总人口在7世纪后期出现了一定的增长。人口增加必然使人们在生存压力下寻觅新的增值空间，因此，开拓新荒或废弃地已然成了当务之急；其次，与罗马人的交流使蛮族引入了他们的先进技术。6世纪之后，有利于翻耕黏土的重犁和经过改进的轻犁已在日耳曼人中流行。罗马时代有许多精通园艺学的专家，他们对栽培技术、播种技术和节气判断的知识熏陶了蛮族，使其对农业耕作的掌控更为准确，插播收割愈发合理。
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
此外，在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修道院也为欧洲的农业复兴提供了保障。蛮族人用铁骑征服了欧洲和罗马，而罗马人反之则用基督教教化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新、老主人，都对基督信仰表现出了绝对的信服。修道院除了发挥宗教上的作用之外，自身的经济功能也异常强大。他们不断吸纳社会中的没落贵族、虔信者和流浪者入教，并倡导“工作和祷告”的生活模式，著名的三圃制最早就是由修士们最先实验的。
中世纪修道士
马和牛用的挽具以及蹄铁的改造也很关键。日耳曼人的到来为欧洲农业提供了耕畜进步空间。长期在马背上生活的他们发现罗马农人常用一种束缚了耕马脖颈的挽具来拖动田犁，这很容易导致马儿出气不畅，由此大大减弱了耕畜的生存和工作效率。而由日耳曼人发明的新一代马具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改良后的马儿成了农民的好帮手
三、日耳曼大垦荒运动
由日耳曼人主导的大垦荒运动在8世纪轰轰烈烈地开启了。当时，法兰克王国是西欧政治力量的霸主，国家的统一使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得以成为可能。查理大帝颁布了《皇家领地行政法规》，极大地放松了庄园对农奴的人身限制。法规确定了农民在习惯法确定的劳役偿服完之后，可以有限制地开拓和使用邻近地区的无主地。
查理甚至还为庄园主设定了“生产指标”。他规定： “农民要在收获葡萄的10日内起，尽全力酿造美酒窖藏以避免浪费，如果玩忽职守，将会受到鞭笞。”“在国境内养蜂、养鹅、养鱼之人要尽心照看生产，积极育种。”他还要求： “我们热切希望森林得到精心管理，不得砍伐一空，要使得鹰群能在林中栖身。”这种注重资源保护和优培优种的发展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查理大帝
纵观8—10世纪的欧洲，农民们极大地获得了人身解放。国王或贵族常常对开垦荒地的人给予丰厚的补贴，并且准许他们在新垦植的土地上获得进一步的自由。莱茵河和易北河、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甚至是更远处的东德地区，到处都布满了从西欧“反向迁徙”过去的日耳曼人，他们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欧的经济文化交流。
除却宫廷和贵族在积极拓殖之外，日耳曼教会组织的垦荒活动也是规模宏大。修道院僧侣开始从遁世苦修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们开始进入城市、庄园和未名之地，以求向散居各处的居民传扬上帝的救恩。国王和贵族乐于将一些沼泽或森林划拨给修士们，以求积累“天上的财宝”，同时获得“地上的利益”。
修士
于是，在森林中的空地上，在沼泽旁的孤岛间，或在山间的溪水旁，抑或在原野断崖间，都出现了大量勤劳的农民。他们不畏艰险，因地制宜，在这些荒无人烟之地上修筑起了农场和牧场，开辟了种植园和果园。短短几百年时间里，欧洲的农产量成数倍地增长。曾经的“日耳曼破坏者”最终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推动者。这样的历史不可谓不奇妙啊！
日耳曼人在崎岖山地上建设的城堡
文史君说
欧洲平原较多的地形条件虽然没有为其带来肥沃的“黑土”或“黄土”，但相对来说为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一旦人口发生增长，必然要向周边地区进行迁徙，以求平衡供需。也正是由欧洲地形所致，日耳曼人利用了罗马人的聪明才智，在这片曾被自己亲手毁灭的土地上重新开垦，发展经济，这为今后欧洲的人口复兴提供了保障，更为今后欧洲各地发展的“均衡”和“互补”特性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金吉华：《试论德意志中世纪史上的三次垦荒运动》，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
（作者：浩然文史·瓷国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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