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十古来稀，今日愚年已及期。
从此光阴犹不测，只应天道始相知。
这是富弼的七言绝句《岁在癸丑年始七十正旦日书事》。
富弼这辈子，当过枢密副使，主政过多个州县，德才双馨，口碑不错。哪里需要他，他就在哪里挺身而出，属于“万金油”式的干部。
富弼活了八十岁，绝对是古人里的寿星。不过，当进入古稀之年，基本告别政坛一线以后，他回顾人生，既感幸运的同时，也感光阴如梭、逝者如斯。做了许多事，但最闪光的，莫过于诟如不闻、推行新政、出使契丹、抗疫救人。
一、诟如不闻：智对“红眼病”
职场上，常见这样的场景：你表现突出，会引来一群“红眼病”，羡慕嫉妒恨，甚至挖坑栽赃，看不得你比他们好；你收敛了，低调了，这些“红眼病”又会摇身一变，鄙视你无能，甚至到处制造舆论，说你尸位素餐。反正，你行，或者不行，他们都觉得不行。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是人云亦云，还是我行我素？是暴跳如雷，还是安之若素？年轻的富弼展现出心智成熟的一面。
富弼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勤学，博览群书，过目成诵，被誉为洛阳才子。他的大才，不光源自天资和家境，更有个人勤奋的因素。范纯仁在《富郑公行状》中说他在寺庙里静读，冬天用雪水洗脸，过着苦行僧的日子。
这样勤奋，就是为了学富五车、出人头地，获得加倍的回报。
富弼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带动了他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范仲淹读了他的文章后，急不可耐地要见他。待到相见，连连感慨“标格过于诗”，称赞富弼有“王佐之才，宰相之器”。
范仲淹爱才，就把富弼的文章推荐给宰相晏殊。晏殊读罢，击节惊叹，听说富弼尚未婚配，恰合东床之选。于是，经由范仲淹牵线，富弼成了晏殊的乘龙快婿。
在宋仁宗时代，范仲淹是知识界“圣人”，晏殊是士大夫的翘楚，能让他俩高看一等，说明富弼确实文才亮眼。
这样的才华和际遇，不免遭人妒忌。一天，有个书生就在洛阳的街上拦住富弼，厉声说道：“听说你博学多才，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言语间充满了挑衅的味道。
富弼笑了笑说：“愿闻其详。”
书生问道：“如果有人骂你，你会怎么办？”
富弼听罢，压了压情绪，说了三个字：“不知道。”
书生一听，哈哈大笑道：“人家都说你满腹经纶，我看也不过如此嘛。”说完扬长而去。
两人对话之间，有许多人过来围观。大家都以为富弼会语出惊人，见解高明，没想到他会如此作答，纷纷失望而去。富弼也没当回事，继续赶路。
这时，随从有些愤愤不平，就对富弼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老爷您为何推说不知道呢？”
富弼笑道：“这书生是轻狂之人，如果你跟他辩解，一定会唇枪舌剑，以至剑拔弩张，不管谁有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口服心不服。更何况，这个人能做出拦路挑衅的事来，应该是个心胸狭窄之人，事后会记仇的。我跟他往日无冤无仇，又何必跟他争呢？”
富弼很清楚，自己遇到了“杠精”。跟“杠精”辩论，无法以理服人，因为“杠精”为“杠”而杠，根本不会讲道理。因此，富弼的做法，是赶紧脱身，避而远之。
巧的是，几天后，富弼跟这位书生又在路上相遇。富弼很礼貌地跟他打招呼，没想到这位书生视而不见，擦肩而过，等富弼走远了，他突然回头，冲着富弼的背影大声骂道：“富弼真是一只乌龟！”
富弼听到了，但没有扭头，更没有回怼，而是装作没听到，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有好事者追上来跟他说：“刚才有人在骂您呢！”
“那人可能是在骂别人吧？不会是骂我的。”富弼答道。“他骂得可难听了，是在指名道姓骂您呢！”好事者接着说。
看着好事者打抱不平的神态，富弼继续装糊涂：“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我跟那位又无冤无仇，不会是骂我的。”
好事者听罢，一脸懵圈，悻悻而去。
这段故事，出自宋人陈长方编撰的《步里客谈》，还衍生出一个成语——诟如不闻。意思是说，无端被人辱骂，却不动声色，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一个人的涵养和心胸，在这一刻高下立见。
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小摩擦，如果只争一时长短，到头来很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水浒传》里的杨志，就是忍不了地痞牛二的一再挑衅，最后将其手刃，吃了官司，不得不上梁山，改变了人生命运。
其实，“不争”也是一种美德，“糊涂”也是一种不差的处事方式，对那些冷言冷语、鸡毛蒜皮、“红眼病”，完全可以视而不见。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比过度在乎别人的议论，比无休止的争辩和掩饰，显得更重要，也更有价值。
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北宋前期，科举考试分两类。一类是三年一次的常科，一类是不定期举行的制科。制科旨在选拔特殊人才，因而程序繁琐、遴选严格，应试者必须由公卿大臣推荐，先预考，再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
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颁布诏书，举行制科考试。富弼虽在洛阳小有名气，但只是个茂才。正是范仲淹的欣赏和推荐，使他获得了参加制科的资格，脱颖而出，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他和范仲淹也成莫逆之交，“相勖以忠，相劝以义”，亦师亦友。
虽说范仲淹一直在提携富弼，但两人一旦有分歧，富弼似乎不买恩师的账，执意要较真。
庆历年间，富弼外放京东西路安抚使、郓州知州，管辖山东一带。这里民风彪悍、匪患严重。官军镇压不力，一些州县官索性放弃追剿，转而绥靖，认敌为友，开门延纳，待如上宾。不过，官府跟盗匪称兄道弟，有失体统。于是，宋仁宗便派范仲淹坐镇处置。
如何来处理这些开门揖盗的州县官，富弼和范仲淹的看法截然不同。富弼认为，这些州县官吃里扒外，姑息养奸，形同通匪，理应严惩，以儆效尤。
范仲淹认为，盗匪人多势众，啸聚山林，官军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劳师无功，让老百姓白受折腾。州县官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大概是降低匪患、安民保境的权宜之计。
两相比较，范仲淹果然沉稳老练，对地方官的痛处也有切身体会。富弼虽然秉公耿介，嫉恶如仇，仗义执言，但说话太过直接，不留余地，很容易得罪人。
没想到，富弼听罢，跳了起来，横眉冷对，对着范仲淹脸红脖子粗地吵了起来。
旁人觉得富弼有些意气用事，说话方式欠妥，劝他说：“你这样也太无情无义了。范先生对你恩重如山，你难道忘记了吗？怎么能在他老人家面前出言不逊呢？”
富弼的回答理直气壮：“我跟范先生是君子之交。当年范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事事附和，而是因为我胸怀坦荡，遇事不回避，敢于亮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我怎能为了报答私恩，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如果我连这点都做不到，又怎能对得起范先生呢？”
他之所以敢在范仲淹面前怒怼，是因为两人有着高度的默契，“出处以道，俯仰无愧”。他清楚，范仲淹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圣人，不会计较小事，更不会把顶嘴演变为个人恩怨。两人几乎能做到“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
事后，范仲淹非但没生气，反而很自豪地说，富弼不同俗流，特立独行，正是看中了这点，我才会很欣赏他。
对于范仲淹的知遇之恩和博大胸怀，富弼是感恩的。在给范仲淹写的《祭范文正公文》中，他深情怀念起两人的交情：“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谕，公实饬之。”
既能和衷共济，也能相爱相杀，更能和而不同，说真话、办真事、当诤友、不挖坑，这才是真的朋友。富弼和范仲淹的莫逆之交，成了朋友一词的最好诠释。
三、临危受命，不当“银样镴枪头”
庆历二年（1042），辽兴宗派出南院宣徽使萧英、翰林学士刘六符等人，出使北宋。在澶渊之盟达成后，宋辽之间互通使臣是家常便饭，但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
知制诰富弼奉旨接待辽使。
按说，辽使见到富弼应当行礼。可是，萧英等人愣是托病不拜。
富弼见状，并没有发怒，而是甩出一段四两拨千斤的话语：“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宋史·富弼传》）
《景德四图》之《契丹使朝聘》，宋佚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意思是说，以前宋使即便带病出使契丹，听到召唤也会起身行礼。如今代表大宋皇帝的官员在此，你居然不叩拜行礼，这是为什么？
富弼话不多，萧英却被说懵了，“矍然起拜”。
相互接触的几天里，萧英觉得富弼这人挺厚道的，便几乎无话不谈，还不慎说漏了嘴，把契丹方面的谈判底线讲了出去：“可从，从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宋史·富弼传》）
由此，宋仁宗掌握了契丹方面的谈判筹码，心里反而有底了。
然而，宋辽双方的谈判气氛依然是不愉快的。
辽使入宋，带来了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口气托大，桀骜蛮横。先是对北宋横加指责，然后提出了解决方案：要宋朝割让关南十县的地盘。所谓“关南”，是指瓦桥关以南。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儿皇帝石敬瑭 将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其中就包括“关南”地区。 后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三州三关，就包括瓦桥关。 宋太祖赵匡胤当年作为柴荣的部将，参加了此次北伐。
可以说，关南十县是北宋的老祖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夺过来的地盘。
虽说澶渊之盟约定宋辽结为兄弟之邦，但当哥哥的宋朝如果靠割地来取悦弟弟，换取“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续资治通鉴》），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又怎么向国人交代呢？
一口回绝？眼下北宋被西夏搞得焦头烂额，契丹人又陈兵边境，如果跟契丹撕破脸，北宋就会陷入双线作战的险境。想到这些，宋仁宗有点心慌。
能不打仗，还是别打仗。于是，宋仁宗决定遣使入辽，进行谈判斡旋。他的谈判底线，就是既不割地，又不开战，其他条件都好商量，哪怕多花点钱。
遍观满朝文武，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想接这个苦差事。一方面，前往契丹，路途遥远，天气寒冷，有舟车劳顿之苦；另一方面，这时跟契丹据理力争，犹如与虎谋皮，凶多吉少。
宰相吕夷简推荐了富弼。一方面，吕夷简视他为政敌，打算借此机会，让富弼出洋相。另一方面，富弼在接待辽使萧英、刘六符期间，表现了一定的谈判技巧。因此，推荐富弼，也不全是公报私仇。
富弼主动站出来表示：让我去，我就去。
面对宋仁宗的单独召见，富弼慷慨陈词：“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宋仁宗颇为动容，当即擢升他为枢密直学士。可是，富弼坚辞不受：“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宋史·富弼传》）强调自己是为国分忧，不图酬劳。这让宋仁宗更加肃然起敬。
庆历二年（1042）七月，富弼奉旨出使。他将怎样跟契丹打交道呢？
会不会也像北宋禁军那样“银样镴枪头，好看不中用”呢？
四、唇枪舌剑：坚决不给一寸地
对于富弼来说，辽兴宗耶律宗真是个难缠的谈判对手。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青年皇帝，仗着兵强马壮，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富弼认为，宋辽讲和四十年了，如今公然索要关南十县，明显是在破坏澶渊之盟。辽兴宗立刻回怼：北宋方面在边境搞小动作，背盟在先。因此，要么北宋割地，要么刀兵相见。
面对辽方的霸道要求，富弼开始了摆事实讲道理的长篇大论，主要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论打仗，契丹打不过北宋。第二层，打仗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双方议和更实惠，最起码契丹每年都有岁币赚，承担的花销只是使臣往返而已。
辽兴宗不是傻瓜，一算账，果然打仗不实惠。富弼抓住了辽兴宗贪财好货的心理，大做文章，三言两语就把契丹人摩拳擦掌的劲头打掉了。
接着，富弼解释了北宋方面“塞雁门，增塘水”不是为了备战，把背盟的帽子摘掉了。
仗是打不起来了，但辽兴宗仍然垂涎关南十县。在他看来，关南十县属于幽云十六州，算是契丹故土。
对于关南十县的归属问题，富弼表示，新朝不理旧账。幽云十六州是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关南十县是周世宗柴荣收复的，这才造成了宋辽边界现状。后晋以前，幽云十六州都是中原王朝的地盘，不是契丹的地盘。如果非要历史溯源，契丹恐怕要吃大亏。
富弼主张疆土归属不溯及既往，以现状为准，这是一种现实主义考量。他强调，如果契丹执意索要关南十县，那么北宋就索要整个幽云十六州。这种讲道理+讹诈的策略，让辽兴宗理屈词穷，只能转移话题，抱怨北宋讨伐西夏这事，事先没跟契丹打招呼。
富弼很有条理地进行了回怼：“北朝向伐高丽、黑水，岂尝报南朝乎……向不知元昊与弟通姻，以其负恩扰边，故讨之，而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处之？”（《续资治通鉴长编》）
富弼讲了五层意思：
——契丹打高丽、黑水靺鞨，也没知会北宋，北宋打西夏，干嘛要知会契丹？
——契丹和西夏联姻这事，北宋事先一无所知。毕竟，契丹没把这事知会北宋。
——如今元昊忘恩负义。北宋给他封官，对他有恩，他反倒进攻北宋，以怨报德。因此，北宋打西夏，合情合理。
——北宋讨伐西夏是不得已而为之。北宋承平已久，压根不想打仗。是西夏一再扰边，北宋方面忍无可忍，不得不反击。
——打西夏，伤了兄弟感情，不打西夏，看着西夏人烧杀抢掠，让北宋边民涂炭，北宋不能无动于衷。这种事要是发生在契丹身上，难道坐视不管吗？问题抛给了契丹，将了辽兴宗一军。
辽兴宗被驳得乱了方寸，甚至还觉得北宋进攻西夏合情合理：“元昊为寇，岂可使南朝不击乎？”
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富弼见招拆招，打掉了辽兴宗的气势。等回到馆舍，老熟人刘六符跟了过来。朝堂上不好意思明说的话，在这里和盘托出。
刘六符再次提出索要关南十县。富弼当然再次拒绝。
不但如此，富弼还继续分析，说契丹为什么坚持索要关南十县，还不是图当地的赋税收入吗？北宋不愿割地，但愿意给钱，换取契丹不再索要土地，避免两国为争夺土地大打出手，给老百姓造成灾难。
富弼这么说，一方面私下亮出了一部分底牌，一方面表达了宋仁宗的想法：北宋不想惹事，也不怕事，而且宅心仁厚，愿意化干戈为玉帛，拯救黎民苍生。这样一来，北宋方面站位更高，搞得刘六符灰头土脸。
五、坚持原则：一个字也不能改
直接索要、私下索要都没成功，但契丹方面还不死心，又发动了感情攻势。
几天后，辽兴宗邀请富弼一起去打猎。等到两人并辔而行时，富弼表示，希望两国关系就像今天的打猎一样，欢快友好。
辽兴宗当即表示：只要北宋割让关南十县，立刻就能长久和好。
富弼反应很快：契丹以得到祖宗故地为荣，北宋以失去祖宗故地为耻。宋辽两国既然是兄弟之国，怎能有这种一荣一辱的事呢？就这样，富弼再次拒绝割地。
辽兴宗见割地不成，又提出两国和亲，请宋仁宗把公主嫁过来。其目的，不光是捞个皇室美女，更想借机收一大笔嫁妆钱。
尽管和亲是宋仁宗的底牌之一，但富弼认为，和亲要比增岁币屈辱得多。为了维护宋朝的体面，他借口公主年幼，婉拒了和亲请求。
对于契丹来说，和亲捞到的嫁妆只是一次性收益，还不如增岁币细水长流更实在。因此，既然富弼婉拒，辽兴宗也就不在和亲问题上过多纠缠了。
割地不成、和亲不成，辽兴宗觉得，啥也捞不到，实在是没面子。于是，他拿出了和亲和增岁币这两份誓书，请富弼回开封传话，要北宋方面二选一。
一个月后，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北宋方面选择了增岁币这份誓书，换取契丹不仅不再索要关南十县，而且向西夏施加压力，要其重新向北宋称臣纳贡。
这个新方案让契丹增加了经济收益，辽兴宗满意了。不过，就在双方起草誓书，准备达成盟约的当口，契丹方面节外生枝，又提出了新条件：北宋和契丹是兄弟之国，北宋给契丹的岁币，以前都是“赠”，体现双方地位平等。可是，这次契丹提出，誓书里要改用“献”或“纳”。
一字之差，双边关系的性质就变了，意味着北宋自降身段，契丹占了便宜。
对于富弼来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怎么办呢？临时请示皇帝根本来不及，只能随机应变。于是，他灵机一动，当场表示：“献字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于敌国，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富弼摆出了强硬姿态：作为兄长的宋朝，怎能屈居下级，对弟弟辽兴宗低三下四呢？
辽兴宗也针锋相对，说契丹在边境屯集重兵，如果达不成新盟约，双方恐怕迟早会开战。
富弼不为所动，对刘六符表示：“若欲‘献’‘纳’二字，则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颈可断，此议决不敢诺。”（《续资治通鉴长编》）
到头来，为了宋朝的尊严，富弼也没同意改字。
契丹使臣携带誓书来到开封。誓书上仍旧写着“纳”，而不是“赠”。宋仁宗和晏殊虽然不太满意，但为了赶紧稳住契丹，腾出手来对付西夏，也就不计较一字之差了。
庆历二年（1042）九月，宋辽双方达成了庆历增币的新盟约。北宋每年给契丹的岁币，各增加十万两银子和十万匹绢，总数达到二十万两银子、三十万匹绢。（转下一条）
【摘自：《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唐博/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