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西九
一
头顶是苍白的月亮，站在罗马城外野地上的未来的执政官凯撒，问角斗士斯巴达克思希望什么，这位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豪迈地回答：“我希望，我希望辉煌的太阳照耀着自由的大地，可耻的奴隶制度从地球上消灭。”
相信凡是读过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的小说《斯巴达克思》的人，都难以忘记这个场面的描写。
但结果怎么样呢？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作了很好的概括：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的起义和战争都失败了，他们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奴隶制的枷锁依然如故，或者旧枷锁只是被一些同样沉重同样侮辱人的新枷锁代替。
救星出现在20世纪的天空，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周而复始的历史大悲剧结束了。但却带来一些小悲剧。可不可以这样比喻，在向敌人发起进攻时，也会有少数战士牺牲在自己掩护的炮火下？
1955年4月3日晚8时。北京饭店301号房，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被逮捕了.半小时后，潘汉年穿着拖鞋走进了北京城颇有“名气”的功德林监狱，住进了一间设备很好的单人监房。刚刚还是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座上客，
转眼成了阶下囚。
朱一民，一位用内心蕴藏的力量发言的人。他的发言用的是镜头语言，镜头里溶进了他的激情、泪水和思考。18岁那年，他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学过歌剧、作曲，担任过指挥。到过抗美援越的硝烟战场，回国后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剧团重操旧业。1976年朱一民离开酷爱的音乐殿堂， 进了导演进修班。1983年底，告别二十一年军旅生涯，成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一名导演。据说由他导演的《荒原城堡·731》播出时，一位观众因害怕从楼上坠下，有人借以称《荒》为“恐怖片”；又闻他拍的另一部获“飞天奖”“金鹰奖”的《一村之长》播出时，一位老工人在年初三晚上边吃饺子边看时笑得背过了气。
二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当年曾和潘汉年一同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上，他们胝足而眠，生死与共。陈云同志回忆说，我在中央特科工作时，是一科的科长，叫先生；潘汉年是二科的科长，叫小K；康生是三科科长，叫老板。在陈云同志病重时，还向中央呼吁说，潘汉年已去了，沉冤多年。我有生之年，要为潘汉年的冤案平反。他不翻案，我死不瞑目。还说，有的同志死了，还不能说出他的名字，还没有正名，没有恢复党籍。
在陈云同志亲自关怀下，潘汉年一案终于在1982年彻底得到平反昭雪，受其牵连的同志也陆续得到平反，从而结束了被称之为建国以来第一大冤案的“潘杨（帆）事件”。
1992年，由当时三位文化战线、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夏衍、阳翰笙、罗青长提议把潘汉年的事迹搬上荧屏，经中央批准，决定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
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中的演员：潘汉年（右一，王华英饰）,导演朱一民（右三）和毛泽东（左一古月饰）、右二为康生
1963年1月9日，即关押了八年后，最高人民法院才正式认定潘汉年的“三大罪行”：
一是他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然后“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
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
三是“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供给盘踞在台湾的敌人情报，致使敌机在1950年春天对上海进行了连续轰炸。”
1944年出生的朱一民记得小时候是住在铁路边一间大房子里，母亲常常暗自饮泣，手里常常拿着一把小尖锤子的父亲总是很晚才回。东北解放了，小一民发觉父亲一夜间成了哈尔滨铁路局副局长。全家也住进了苏联人那种房子，自已也能在钢丝床上又蹦又跳了。长大了才知道，父母很早参加了革命，父亲就像后来《红灯记》里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母亲当年是医院的护士，父母就是在那时相识的，也许这是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安排的。总之，这一切在小一民幼小的心目中，都富有神秘色彩。但同样他也没有忘记父亲的一次启示：你看铁路有几道线？火车是跑哪条线？做人就要这样，要有规矩，就像火车离不开铁轨。
“文革”中，父母都受到冲击。母亲少言寡语，内向，出身不好，又是走资派的家属，游斗时要敲盆子，不堪受辱，心脏病复发，撒手尘寰。父亲至今健在，但对往事也不堪回首。
当朱一民接到中心副主任陈汉元交给他拍摄《潘汉年》的任务时，确实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感受，对潘汉年的经历有一种历史的激情，这自然是来自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给予。
三
在1995年10月于上海举行《潘汉年》开机仪式上，上海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旭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摄制《潘汉年》电视剧不仅对当代年轻人是一种教育，同时，对我们继续工作在隐蔽战线上为国家安全默默奉献的同志们是一个极大鼓舞。”
革命老同志陈国栋还代表三位同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刘人寿、何萃、王征明以亲身经历作出了对潘汉年的更具体的评价：潘汉年是个奇才。他对革命忠心耿耿，非常警惕、慎密，工作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奉党中央之命，扮成烟贩子，长征途中出走莫斯科，将《八一宣言》和密码带回延安。这里要提到的是，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是他背熟在脑子里以后写给中共中央的。
1936年9月，他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命，离开陕北到上海，建立了我党与民主人士的密切联系；还通过国民党要人，在南京见到了陈立夫、陈果夫，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条件。当蒋介石于1936年10月21日下令对西北红军发起总攻，中共决定周恩来暂时不去南京谈判时，潘汉年成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潘汉年也是功不可没。
而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从日本情报机关弄到了德寇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1941年6月21日。在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也是他及时地报告了中央，为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全国解放前夕，潘汉年还出色地输送了几百名文化名人、名流通过香港回到大陆，为新中国的成立准备了人才。
真正称得上追求艺术的人必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走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路，这才叫创造。在《荒原城堡——731》这部电视剧中，朱一民是这样启发扮演“731”部队长石井四郎这个杀人魔王的演员的：“你们别把自己看成是鬼子，是侵略者，你们是科学家，是带着崇高的义务到满洲来为大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做奉献的。那就要执着地研究细菌，用以消灭你们的敌人。你们研究用的对象不是人，是‘马路大’（木头)，是牲畜，是可以任意宰割的。
如果这个研制成果不是用于战争，你们很可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你们受到细菌感染，被迫截肢甚至死亡，那也是为了大和民族的利益。”当那个相貌儒雅、醉心细菌研 究的“医学专家”出现在屏幕上时，其阴森、可怕和凶狠远远胜过模式中那那些留着八字胡、口喊“八格牙路”的鬼子形象。该片在日本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它使受虐者、施虐者以及第三者都能得到这样的认识：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朱一民还有一种观点：没有天才导演和天才演员之说。临场上的闪光，要时时刻刻抓住。把一瞬间的感觉摄入镜头，就如得到难得的珍贵东西一样。同样一部戏，同样地拍，很可能水平就不一样。放开让演员演，演员能否演出瞬间的东西，导演能否看出是火花，抓得既是剧本规定情景又是有点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这就是点石成金。千人一面，千人一语这种情况是导演弄成的，你不厌其烦地说戏，弄得演员手足无措。姜文说过，导演是把握总体的，你不要去管演员。这句话辩证地看，就是让演员能够在艺术天地里游刃自如，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还是有道理的。
但《潘汉年》一剧拍摄遇到的是另一个问题。主人公潘汉年的经历是从21岁到71岁，而且必须“形”似，朱一民决定由王雨英这位擅长演青年毛泽东的演员演潘汉年的青年时代；而由严翔即现已为广大电视观众熟悉的严晓频之父来演老年的潘汉年。这是从17位候选人中遴选出来的。但两个都不愿只演半截子戏。这时王华英自告奋勇地找到朱一民。朱导一看，确有文人气质，相貌与潘汉年也基本接近，风流倜傥。但要把潘汉年的聪慧、机敏这种特有的气质表现出来，还要努力地在“神似”上下功夫，那就要靠后期剪辑和配音来塑造。
好在朱一民是位不写分镜头剧本的导演。有什么好处呢？他介绍说，第一，只写到工作台本这一步，可给全剧组提供文学基础本。本中对人物有描写，场景氛围，是骨头架子，鸡、鸟、虎、服装、化妆、道具等，创作人员看什么就去琢磨什么，可能立刻进入氛围。第二，现场灵活性大。演员若临场发挥不好，在不影响剧情的情况下，可以把戏给别人，而分镜头就限制死了，改就很麻烦。第三，不分镜头优势在后期制作上有很大的选择性，素材多，最能体现戏的场景，把演员的最佳状态挑选出来，遗憾较少，“出彩”就多。
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孙道临（右）饰李侠
这部作品把三条战线（文化、统战、隐蔽）、四方矛盾（日、伪、蒋、共）结合起来，按上级的要求，不能搞演义，更不能搞戏说，要尊重史实。由于牵涉到一些党的机密有些还不能表现。于是故事采取复式结构：一条以潘汉年的老战友秋凡（即本文介绍开机仪式上出现的刘人寿这位历史见证人）1982年平反出狱后寻找潘汉年的足迹和骨灰，通过老人的叙述旁白，又展现第二条线，潘汉年从1925年投身革命直到含冤而死。两条线交织走，有戏猛展，没戏一带而过。
四
在斯大林“大肃反”时期，不少曾在沙皇法庭上和流放地，在酷刑和斧钺面前决不低下高贵头颅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却在自己的专政机关面前承认是“外国间谍”、“杀人匪帮”和“卖国贼”，最终还是被无情地送上了断头台。被列宁称为“革命的金童子”的布哈林，就是这样一批悲剧人物。当年这些职业革命家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这是一个历史的谜。
这次运功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到1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83人）被捕和处决，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
西班牙画家戈雅的作品《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
1943年党中央指示情报部门弄清日寇进兵方向，到底是东进、南进还是西进。西进将威胁延安，但收获甚微。
毛泽东指名要“小K” 出马。同年秋天，当时的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潘汉年去上海，调查日伪军在江南的清 乡计划与具体部署。
潘汉年仍找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试探，岂知李士群避而不见他，但带信说可以领你见最了解情况的人。这样潘汉年从上海追到苏州直到南京，才算见到李士群。这是李要挟持潘汉年见汪精卫的阴谋。已到南京的潘汉年知道受骗，十分为难。拒见汪，李扣人是小事，但搜集情报就成泡影。去见汪，汪则利用这个机会，一来显示汪伪政权政治上尚有能量，增强日本人对他的信心；二来可以加剧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三来期望会见中共代表以造成开明、民主和能够容纳对立党派的假象，掩饰其卖国求荣的真面目。潘汉年自然心中有数，决定不跟汪逆谈什么实质性问题，向组织请示已来不及，只有独闯虎穴。
潘、汪会见自然是虚晃一枪。潘汉年回到根据地，见饶漱石正在新四军内大搞“抢救运动”，政法处长杨帆已戴上了手铐。而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陈毅又被饶指责为“自由主义”，正在闹矛盾。国民党特务机关或许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正指控中共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汪逆秘密勾结”。
后来陈毅调到延安，向毛泽东告了饶漱石利欲熏心 、排斥异己的种种劣迹。 在中共“七大”后，毛泽东约潘汉年谈话，潘汉年本打算趁此机会，向主席讲明此事。
毛泽东身系天下安危，国际国内，党政军民学，前方后方，党内党外，还要写文章作报告，约人谈话，访贫问苦，关心身边的人，因此养成一种习惯，与人谈话，一番宏论后走人。而潘汉年见汪精卫一事，国民党只闻风声就大肆宣扬，指责共产党与伪政权勾结，而中共当然反击，潘汉年是夹在中间，要说清，不是一两句话的事。
见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自然先听述职，当潘汉年自认为可以进入敏感话题时，却没料到刚一开口，毛泽东手一挥说，你要讲的就是饶漱石怎么整陈老总吧？这我知道，接着就是一番滔滔不绝的宏论，叫人插不上嘴。
潘汉年错就错在没有打断毛泽东的话题，讲出见汪精卫确有其事，也许是怕引起毛泽东的疑惑或是震怒，因为毕竟未经组织批准惹下麻烦，共产党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潘汉年不敢直呈领袖，这才失去良机，埋下了祸根。
1955年初，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揭露出来，饶漱石、杨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的问题，已成了他们罪状的一部分，而潘汉年又是上海公安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而更主要的是，1943 年同李士群一同挟持潘汉年见汪精卫的胡均鹤已因上海公安工作中出了问题而被逮捕审查。1955年4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借“高饶事件”再次号召中央高级干部向党交代自己未曾交代过的历史问题。
4月2日，潘汉年找到了一同参加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道出了积郁心头十二年的那桩心事。潘汉年将自己这一段经历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连夜转交给毛泽东，毛看后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人前去宾馆逮捕潘汉年，并在呈报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上挥笔写下赫然六个大字：“此人不能信用”。
此后潘汉年案审查了两年多，尤其是他与汪精卫会面一事，一切都已水落石出，但潘先判15年后加判无期徒刑。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朱一民是坐在广电部大院内一间剪辑机房里接受采访的。剪辑台上的彩色屏幕正来回搜索着一个个潘汉年剧中的镜头。刺心的倒带声和屏幕上人物木偶般滑稽动作及表情，是朱一民逃避狭小空间闷热的唯一去处。 这里还有一张盖满报纸的简易折叠床，是为照顾他的病情而破例安放的。
朱一民说，本戏的重点是写潘汉年从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到左翼作家到周恩来领导下的隐蔽战线上的忠诚卫士。这种战士，不是那种刀光剑影下，美女匕首前的暗杀绑架，而是一位我党高层情报人员和指挥员。他出没于达官显赫之家，到日本、敌伪、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关获取重要机密情报，并且借敌人之手，除掉对党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的叛徒如顾顺章之流。
谈到潘汉年的悲剧，也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朱一民翻出剧本中潘汉年一段自我内心解剖念道：“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没有泼辣的手腕；我有辨别真伪的敏感，而缺乏驾驭旁人的野心。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而不善于运用手腕。跟敌人周旋，我游刃有余；和自己同志打交道，我的智力不够似的，瞻念前程，不寒而粟。潘汉年还有一首诗：“岁月蹉跎万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穷。辛酸世味应尝遍，荣辱何妨一笑中。”朱导演感慨地说，在准备拍摄前的案头工作时，曾大量阅读了由国家安全部提供的原始材料，看到潘汉年当年的“认罪书，”确实感到他有一种并不虚伪的伏罪感，和与之相适应的训练有素的表情。
如果潘汉年当年能及时向主席报告，而不是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如果他身陷囹圄后仍能顶住政治高压保持人格的独立，而不是精神崩溃；如果他抱着错多少承认多少，错到哪一步承认到哪一步，而不是全盘 否定自己；如果我们党当年对知识分子更关怀更理解一些，而不是宁“左”勿右；那么，潘汉年是一定能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庄严的声音；那么他后半生的历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然而，历史没有那么多“如果”。
五
1954年春节，潘汉年见到夏衍儿女双双，不禁伤感起来。他怀着内疚之心，终于告诉妻子董慧多年不孕的缘由。原来，早在长征到遵义时，他奉命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就在异国作了绝育手术。为了革命他宁可“断子绝孙”，而董慧却一直蒙在鼓里……
在《潘汉年》一剧中，朱一民选取 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开头的“命运敲门声”，和江苏宜兴童谣“阿福”的旋律，分别作为潘汉年音乐形象的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命运敲门声”人们早已熟悉，那是扼住“命运”的咽喉，使自己成为主宰，有着鲜明抗争的力度。这是潘汉年的主导方面。那么大阿福呢？这就要联系剧情来理解。
潘汉年的原配妻子许玉文，这位从江苏乡下来 上海寻夫的年轻媳妇， 带着一个 笑容可掬的胖胖的“大阿福”。这一贯穿全剧的道具，既表现了许玉文对小家庭幸福温情的憧憬，也是潘汉年为革命事业只得舍弃个人安乐，而愧对妻子的一个伏笔。
请看剧中“1955年除夕夜”一场戏。年夜饭后，潘汉年发现妻子董慧（已与许玉文分手）孤独地捧着阿福哭泣，这时淡淡的“阿福”童谣声起，随之而来的又是深沉的“命运”敲门声，这一切，是揪着潘汉年那颗创伤难以愈合的心!
“阿慧，怎么不高兴?”“你过年后就49岁了，我没生孩子对不起你。”潘汉年知道再也不能将真相隐瞒下去了，“命运”的音符在强烈地涌动……他告诉董慧，早在莫斯科时，就做了绝育手术，为的是怕有孩子，影响革命工作。这时正在织毛衣的董慧愣住了，毛衣掉在地上，“我们没有孩子了，将永远没有孩子了!”音乐这时也达到高潮，童谣和“命运”在交织鸣响！在音乐高潮中，董慧夺过潘汉年手中的毛线团，拼命将其扯断……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这种肃反扩大化的情况，是大讲阶级斗争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现象已经很少出现了，这是社会的进步，我们愿这种历史不再重演。
在全剧结尾，是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驶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车上载有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两个骨灰盒，在童谣声中，在一片寂静的苍松翠柏的全摇画面中，叠印了如下的字幕：他们没有子女，他们没有财产，他们留下的……
剧组是在“拍摄潘汉年，学习潘汉年”的精神鼓舞下争分夺秒地工作的。导演朱一民每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当他一手捂着疼痛的肝部，一面盯着监视器时，硬是被领导和剧组的同志们强行送到医院去治疗。
在医院病床上，仍在尽心尽职指挥拍摄，工作一天也没停止。在上海拍摄期间发现肝上长了一个肿瘤。在加拿大读书的女儿打来电话，五分钟的电话要哭四分钟，都是劝他歇下。但朱一民认为，一辈子做几件事不易。潘汉年含冤二十多年，现在把他的形象搬上屏幕，是一个政党勇于总结过去，开发自己未来、创造自己未来的表现。
用电视这个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来反映“一代英豪，千古奇冤”的历史教训，是功在千秋的事业，它比文字更有力量，为此我死而无怨。
21世纪的晨钟和丧钟在交织鸣响。
全世界勇于坚持真理和勇于修正错误的共产党人，以及一切顺应并推动历史潮流前进的人们，将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不止。
晨钟为你而鸣。
那些为掠夺侵吞财富，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东西的人，不管是披着红色外衣，还是言必称“人民公仆”；不管是暂时寄生在共和国机体上的人渣，还是将攫取的巨额财产转移至天涯海角的“寓公”，请记住，丧钟为你而鸣。
时间像一条长河在滔滔冲刷，《誓词》里最后一句“永不叛党”的话，是将背叛者和腐败者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末日审判。
在狂飚和雷声伴奏下，夜与昼交替时升起了新世纪黛兰色的曙光，你会听到一阵阵从容坚实的脚步声，那正是世界工人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走出低谷，跨过低潮，红旗在前，满怀悲壮地逼近自己誓言里的伟大目标。
对此怀疑者会减少，剥夺者将被剥夺，他们讥笑别人，也该想想，自己的前景是不是很美妙。
历史告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