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是《左传》中非常重要的一篇经典著作。以公元前684年齐国与鲁国的长勺之战为题材，雄踞中原东部的齐国，无论军事实力还是外交政治正处于极盛状态，准备兴兵侵犯邻居鲁国，双方因此对峙长勺（今山东莱芜）一带。
为了找到克敌制胜的方法，处于弱势的鲁国庄公与谋士曹刿围绕如何打赢这场战役，所展开一些列的论述。《曹刿论战》的意义不仅仅是鲁国能够以少胜多取得绝对性胜利，更重要的是给春秋时代的政治和军事带来诸多的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又可以分析出多条鲁国胜利的“加分项”。
一以司法公正取信于民，汇聚同仇敌忾的凝聚力
双方开战前的鲁国朝堂，曹刿问鲁庄公凭借哪些资本可以与齐国决战，庄公以“衣食必以分人”“玉帛必以信”列举自己为政以德的举措。曹刿听后全都不以为然，以“民弗从也”“神弗从也”予以否定。直到鲁庄公提出鲁国境内司法案件向来按照实际情况裁决后，曹刿才满意地说“可以一战”。原文写道：
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曹刿认为，司法牢狱按照实情量刑裁定是此次齐鲁之战最大的资本，无外乎鲁庄公做到一个“信”（忠之属也）字。臣民向来“不患寡，唯患不公”，作为君主能够施舍多少物质恩惠，不是臣民最关心的事儿，臣民希望君主坚持公平正义，让自己存在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双方才能建立起“信”的关系，也就是曹刿“小惠未遍”“小信未孚”的观点。
此后的儒家也因“信”的存在，将《左传·曹刿论战》列为自家经典。因为儒家看来，鲁庄公对待司法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即臣民犯多大的事儿，定多大的罪），便是“取信于民”最好的方式。所以《论语·子张》这样讲到：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作为君主能够获得臣民的充分信任，臣民会毫无怨言地为君主卖命。相反若是缺乏信任的前提下，随意发号命令，只会塑造自己“祸国殃民”的形象。鲁庄公平时处理朝政时，能够本着司法公正的原则，争取本国臣民的信任，为社稷危难时积攒下“同仇敌忾”的凝聚力。
二尊重民意，允许平民参政议政，寻求克敌制胜的最佳方法
曹刿作为满腔热血的“青年”自告奋勇与鲁庄公见面。读者会好奇曹刿是何许人，单从原文来看，他是平民阶级出身。
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这段铺垫性的描述中，曹刿认为“肉食者”都是没有长远打算的人，不足以托付国家大事。先秦是礼法森严的时代，按照相应的社会礼制，只有统治阶级才可以吃肉，即所谓“食肉之禄”的说法，能够“食肉”代表着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礼记·王制》中对此有着具体的规定，即：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既然曹刿没有将自己列入“肉食者”的行列，便可以推断他的身份是与士大夫贵族相对立的平民阶级。作为一介平民能够见到君主，彼此纵情讨论国政，臣民慷慨激昂，君主虚心接纳，不必忌讳君民之礼，多么和谐的政治场面。
无论是先秦时期“小国寡民”政权形式，还是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局面。朝廷都是由小部分人组建的政治场所，参政议政的人员数量和能够获取的信息有限，君主依靠有限的意见所做出的决定往往不够完善。像鲁庄公广开言路，给更多像曹刿一样的普通民众提供参政议政的机会，可以更大限度地听取民意，保障自己决策的失误。《论语·子路》中，孔子与鲁定公的对话也提及此点。
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如果君主说的话正确，没有人违抗是好事。如果君主说的话有错误而没有人违抗，就容易出现一句话导致亡国的下场。
从鲁庄公准许曹刿上朝言政开始，隐约中可以感受到，鲁国又多一份胜券。因为齐鲁两国由实力导致彼此的施政思想差异很大，强盛的齐国处于桓公推行霸术的阶段，军国大事皆由君主一人裁决，即便名相管仲都力谏无效。鲁庄公能够保持谦卑的姿态，问计于民。一方面体现出鲁国尊民重民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平民广泛地参与到政治治理中，可以集思广益找到克敌制胜的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