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报本身就是传播言论的载体，应该是言论自由的，但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并不能放任书报无限制地自由产生，而是要审核。于是，就有了书报审核制度。有了书报审核制度，就要对书报把关，尤其是对一些比较自由的书报把把关。
在西方传播学里，往往称编辑为“守门员”，就像足球的守门员一样，把住球门，不肯轻易放一个球进去。书报编辑们本身就是把关者，当然，还有更高一级的把关者。书报编辑们都知道思想和言论的红线在哪里，不敢轻易逾越，即便是一些打擦边球的作品，也要经过反复审核，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用。其实，大可不必。毕竟一些作者写作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力气，只要没有触碰底线，就不能算是坏稿子，不能被冰封雪藏，也不能被轻易毙掉。不过，编辑们大多鼻孔朝天，宁可安全一些，也不要什么带刺的玫瑰。而作者经过编辑们一番调教之后，就知道红线在哪里了，写作起来处处小心，即便擦边球也不敢打一下了。于是，报刊上的言论大多像温吞吞的白开水，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当然也就长久和谐了。
一些不适用于报刊的稿件并非都是坏的稿件和不合格的稿件，有的只是不适用，并非不好。除了编辑们不喜欢带刺的文章，就是弄错了文体，篇幅限制等。有的把散文投到了小说刊物上，作者自认为是小说，其实不入编辑们的法眼；有的把长篇大论的学术著作投到了随笔刊物上，当然只能被婉拒，并非文章不好，而是篇幅有限，不能发表那么长的文章。编辑们的把关往往以安全为第一要义，安全关过了之后，才会说质量如何。就好像没有绝对的自由一样，只有相对的自由。稿件涉及的思想自由也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限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而不是随便乱写就行。负责任的编辑会认真审稿，甚至会在废弃的稿件中挑选出一两篇能用的，稍加改动，发给作者验看，形成统一意见之后，稿件就能发表了。而一般的大刊物都没有这种编辑，虽然编辑们都在审稿时戴着有色眼镜，也有认知限度，但他们对自己的学识还是很自信的，相信从来不会漏掉什么所谓优秀的稿件，也从来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错误。其实，恰恰是这种盲目的自信让稿件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思想，也就失掉了灵魂。
即便是小说也要经过一定的严格审核，就是著名的小说作家也不能随便乱写。其实，只要是著名的小说作家，就不会乱写，而是有自己的底线，知道红线在哪里，不能触碰。毕竟，他们曾经触碰过，也被退稿，知道其中的苦痛，于是，为了安全写作，提高投稿的命中率，就要在写作的时候，避让一些敏感的题材，远离红线。这还不算什么，可悲的是他们被编辑们训练好了之后，在构思的时候就已经主动摒弃敏感题材了，甚至思想也不自由起来，并不是他们不想写，不想自由一些，只是现实长期约束，让他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自由了。于是，很多小说变得技术纯熟，大多写城市生活，以暗合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当然也合乎卖楼的需要。很多小说中的人物都被驯化了，变得温文尔雅起来，甚至农民都出口成章，暗合了教育的普及和伟大。当然，还有一些纯粹为了博人眼球的玄幻、修仙、盗墓等题材小说，脱离现实太严重，却让一两个作者赚得盆满钵满。一般来说，编辑们都喜欢脱离现实比较严重的小说，毕竟不会和现实挂钩，也自动避让了敏感题材，要是能吸引眼球，就更好了。毕竟，文学市场就是为了赚钱的，不赚钱就没有运作下去的必要了。
虽然很多编辑都在“为艺术”而奋斗，但这种“为艺术”本身成就了片面的艺术，而不是全面的艺术。全面的艺术应该有悲欢离合，有理性的沉思，而不是只有感性的赞美，无关痛痒的搞笑与幽默。还有一些学者，写一些随笔，都钻到生僻的考据学里去了，和现实严重脱节，但越是这样的作品，编辑们就越是青睐有加，难道钻到故纸堆里去的学问真的那么价值高吗？或许，只是学者圈子里的自娱自乐而已，和普通人关系不大，和社会进步关系也不大。编辑受到的影响来自书报生存的危机，而负责书报审核的一部分官员本身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写过什么出名的作品，对文学的理解不是很透彻，甚至只是认为文学就是宣传的工具，是为政治鼓与吹的有力武器，不能违背政治要求，主要篇幅都用来直接宣传政治要求，而不能带有明显的讽刺和鞭挞，以免一些人“对号入座”，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其实，不管是文学还是史学，还是学术著作，都应该关注民生，关注真实的社会生活，而不能做了传声筒，更不能沾沾自喜于发表之后拿到稿费，或出版之后拿到版税。稿费和版税都以钱的形式呈现，会花光的，而文章是千古事，发出去就要产生一定的影响，不然只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只不过增添一些废纸而已，也引不起人们的重视，何必非得浪费纸张呢？
但是，作者改变不了审核把关的风气，需要巧用心思，表达自己思想，而编辑们更需要大胆，书报审核官们也应该看到更多的可能，不能让把关变成片面的审核，也不能让把关成为思想过滤的筛子……